輝煌的時代中，有很多微妙的變局，於宏觀至國家、於微觀至個人，舉手投足間，隱約浮現，雖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來。

　　每一代人，都會形成多股力量，流向不同的方向，卻分明又指向同一個結局——無一例外盡他們的本分，充當過渡人的角色，溝通過去與未來，有的被歷史洪流沖刷淹沒，而有的則被鍍金瞻仰。如此循環往復，看似無情交替實則充滿代際傳遞的溫暖。

　　社會格局中，政治的力量舉足輕重。它以其他社會力量統領者的角色出現，很多領域的力量為它所成就，但它又被各領域的力量所牽制。而政治中，政治人物的作為又是重頭戲。梳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歷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是一個繞不過的政治人物。

　　對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難一些，我們需要不斷在其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中尋找平衡點，既要確定他們的歷史地位，還要找到其個性和行為與時代的關係。幽默、睿智又有幾分政治浪漫的朱鎔基，其個性恰到好處地與時代契合在一起。時代需要一個「敢幹，敢言，敢愛，敢怒」的政治人物，朱鎔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種種雷厲風行的改革主張，使他成為時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禮物」。時政作家凌志軍一語中的：「如果不是遇上鄧小平那樣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種經濟萎靡的局面，這個人也許會在地方官員的位置上終其一生。」

　　朱鎔基主管經濟期間，成功地使中國經濟穩健發展，這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距離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年份——1993年，已20年有餘。朱鎔基的鐵腕政策使得過熱的中國經濟成功軟著陸。這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自那以後，中國的通貨膨脹強勢頓消，有力的政府舉措功不可沒。

　　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朱鎔基當機立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成功渡過「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時刻。這彰顯出作為政府總理的朱鎔基所具有的智慧與魄力。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像——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朱鎔基留給時代更為重要的財富，還在於其對改革目標有著充分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對於改革難度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堅強的把握，以既「悲」且「壯」的勇氣矢志不渝地在經濟社會領域實施改革。當然，各領域改革的力度與深度並不是齊頭並進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則剛剛破題。儘管也有少數人對其不滿，稱其為「經濟沙皇」、「中國的巴爾戈喬夫」，但其所主張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顯了人們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識，而朱鎔基在遭遇種種改革桎梏後表現出的莫大勇氣與毅力，則進一步推動了不能不改革這一共識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場合，朱鎔基直白地表現出對改革的熱忱與決心：「必須緊緊抓住和十分珍惜當前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堅決推進我們醞釀多年想幹而又沒有條件干的改革。」

　　朱鎔基堅持改革的幅度之大、力度之強，在其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就已有所展現。1994年，朱鎔基推出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業制度改革、財務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價體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朱鎔基任國務院參事室總理後，其言辭浪漫與改革務實之風不改。至今，人們還在反覆品味其新任國務院總理時的誓言：「不管前邊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將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朱鎔基與他的同仁，一起選擇了一條認為可為中國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場化基調，使得中國社會沿著改革開放的正確路徑疾馳而去。現在很多領域，我們依然沿用他的智慧與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實施的分稅制管理體制至今仍在實施，增加了中央財權，使我國財政縱向和橫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緩解，並提高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從市場化角度規範了中央銀行的職能，割斷了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政策性貸款同基礎貨幣的聯繫。「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銀行，其職能越來越集中，瞄準監管金融機構與貨幣市場，通過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同時，貨幣政策也在不斷變化，從貸款規模、現金髮行等直接調控方式向貸款限額管理、再貼現、利率等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控方式轉變。1994年實施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同樣意義深遠。

　　1994年1月1日，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8.72︰1，雙軌制終於畫上休止符。通過此次改革，人民幣回歸到按市場定價的價格線。

　　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原則的國企改革，將國有企業與市場接軌，以市場化改革啟動企業的微觀活力。有人稱，朱鎔基的各項制度從微觀技術層面解決了國企與市場接軌的問題。2002年3月15日，朱鎔基對國企改革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在3年裡實現扭虧為盈，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完成。如果沒有這些國有企業交稅的話，中國的財政收入狀況不可能這麼好，不可能每年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一個人不管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其夢想、智慧、熱血、壯懷和勇氣終將被歲月之河捲走，不過他們留給這個社會的財富不會戛然而止。如同詩中的智慧：「對於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間的野草，就像野地的鮮花，曾經那樣的繁茂。當微風吹過又吹遠，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變。」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像——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一個總理的憂傷

　　時代潮水洶湧，形成大片漩渦。有的時候，我們以為這些漩渦吸走冬天，就能不動聲色地釋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時候，改革路上夢想卻並不能成真。

　　即使是國務院總理，也有他的憂傷——改革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以至於任期滿五年後朱鎔基帶著並非「功德圓滿」的遺憾離職。

　　朱鎔基曾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諾：「為什麼不能實行科教興國?因為政府太龐大，把財政都吃掉了，吃飯財政。」「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減掉一半人。」當他認真兌現政治承諾時，才發現利益相關者推托的反彈力有多大，連他這樣擅長「殺雞儆猴」的總理都無能為力。普林斯頓的留學生胡學華給朱鎔基寫過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憊並深感無力的癥結所在：「您的疲憊其實是一種制度的疲憊。也就是說，在中國本來應該通過制度來解決的問題，積累了太長時間，現在都堆在領導者個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像——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儘管在很多混跡官場多年、深諳周旋之道的人看來，一個小小的鄉黨委書記明顯是自不量力;但我們無法否認，在任何時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權利為他們自己所在的群體或所關注的群體殫精竭慮。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

　　2002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即將離任的朱鎔基提出他的擔憂：「勞動力過剩始終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農民收入增加緩慢，農村的就業問題亟待解決」，「房地產業裡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裡面的門道可多了……現在房地產有點熱，不敢說過熱，不能再這麼幹下去了」，「現在，我們的消費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較起來還是低的」，領導幹部「花錢花得太多了」……《朱鎔基談話實錄》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與前期的鐵面、強勢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鎔基越來越展現出其溫情的一面，關注農民收入、社會保障與再就業等，甚至大膽用了「弱勢群體」一詞，從宏觀經濟政策的高度註解民生，其民生情懷展現無遺。不過，如同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也只能在它的運動曲線上施加短期的影響力。」時間也會玩鞭長莫及的遊戲，這注定朱鎔基的民生情懷會留下一些悲情印記。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像——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今天，回過頭來再來看，有些當年曾困擾朱鎔基的問題，已經解決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國金融體系更為牢固，成功避開全球金融風暴的肆虐;2006年，農業稅全部取消，這被稱作中國農村最有決定意義的「鬆綁」;社會保障覆蓋更為廣泛，機制更為完善……

　　關注民生，已成為當前政府與社會的理性共識。

　　有些問題則如同頑疾依然存在，政府為之左右為難。政治體制改革面臨重重障礙、房地產市場利益犬牙交錯直壓民生幸福指數、貧富分化加劇、國有企業壟斷牆高高豎起……

　　政治體制改革是最大的難點。與經濟體制相比，政治體制更為錯綜複雜，任何變革都不會讓所有人受益，總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損。相對而言，經濟體制改革損害的經濟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補償;而政治體制變革所觸犯的利益，則很難找到相應補償方式。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為難。

　　貧富分化加劇是當前民眾關注的熱點。改革開放初期，政策對資本的傾斜性，形成了以資本而非勞動作為分配參考的示範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資本的滾雪球效應，會加大各階層的收入差距。同時，現代化的社會動員會激發人們對財富分配不平等的覺醒意識，並增加不滿情緒。如何切好財富蛋糕，不僅是對政府良心的考驗，更是對其執政能力的挑戰。

　　……

　　作為一個大國的執政者，朱鎔基沿襲著前人設定的原則框架，又有著拓荒者的膽識和勇氣。他的措施既有對改革根系的堅持，也有新的變遷，並分化出枝幹。這些枝幹又長出新的枝葉，結出果實，最終揮灑出一道任誰都無法再臨摹的特別風景。

　　共識之光：這個開放的時代需漸進、改良地前進

　　入世多年來，中國利用自身「後發優勢」，嫻熟地借力西方現代化，迅速與國際接軌，自我摸索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大大縮減。很難想像，如果中國遲遲達不成開放這一共識，我們不知還要自吟自唱多少年，還要走多少彎路，萬千繁榮的夢想可能被「閉關」碾作碎片。

　　一方面，我們以開放作為蛻變的關鍵跳板，使自己置身於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另一方面，中國社會還需不斷銳意改革，建立良好的社會運行秩序，以適應這個波瀾起伏的大時代。

　　改革形式取得的輝煌成就，印證了其正確性，我們的大方向並沒有錯，這是眾所周知的共識。同時，改革更需整個社會自覺而理性地推動，才能使我們這個國家繼續前進，這亦是毋庸置疑的共識。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像——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1997年，被稱作「朱鎔基經濟智囊」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回答「誰是新一輪的改革動力」時，回答「以理性的知識分子、明智的官員和真正的企業家為代表的平民大眾才是今後中國改革的推動者」。朱鎔基時代的輝煌，並不是朱鎔基個人造就的，輝煌的背後也離不開黨中央領導集體及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的支持，各部門盡心盡力的工作，以及廣大平民大眾對其熱烈的喜愛與響應。今天，改革推動者的力量已越來越強。

　　前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悲情，也折射出改革的前行路上依然荊棘叢生。改革沒有理想主義的「一刀切」，某些暴風驟雨式的變革也可能不會達到預想的效果。改革是一個漸進、改良的過程，需要勇氣、智慧，也需要耐心與技巧及斡旋，大凡有真知灼見者，也會不約而同地達成這樣的共識。

　　有人不滿地質疑：這不是在和稀泥嗎?難道沒有非黑即白的大快人心與酣暢淋漓嗎?

　　複雜的現實證明，線性邏輯就是那麼幼稚，一度「計畫派」有過這樣烏托邦式的設想：只要進行集體式制度抉擇，我們就能一腳跨入共產主義，結果美好生活更加遙遠;一度「市場派」有過這樣的狂熱：只要腳邁進市場的門，一切貧窮問題皆可迎刃而解，結果市場的力量也有不足，美好的期盼偷偷從窗口溜走……

　　人們一再渴望一蹴而就，但「一蹴而就」這個並不包含多少貶義色彩的詞彙很難直抵「一勞永逸」的目標。初次以新的姿態適應這個世界，是如此新奇而前途叵測，人們乃至社會的直接本能反應會讓其遭到挫折。即便是真理與規律，這些在某個時間點上被證明是板上釘釘的東西，當它們在實踐中被運用起來時，依然會撞上亂離的歲月，遭遇被人唾棄的顛沛，有時還會自我圈禁，人們為自己戴上鎖鏈卻還不明所以。

　　當我們熱血沸騰地討論理想時，可能會忘記真實的情況比任何時候的想像都要複雜，現實社會是一個由無數分工組成的多元社會，天真並狡黠、自白並曖昧、清晰並模糊……只是有的時候，我們渾然不知。

　　時局筆鋒急轉直下的時刻少之又少，某個重大抉擇之後局面也未必就豁然開朗。一切美好願景，皆以社會共識循序漸進的建立為前提。一旦缺少共識，方向再正確，內心再堅強，領路人也可能陷入「目標過於遠大，身後無人追隨」的孤寂中。

　　在某個特殊的時間片段裡，人們曾經以為理想的國家遙不可及。1945年4月的一天，女作家蘇青對女作家張愛玲說：「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張愛玲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蘇青一聲歎息：「那有什麼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裡，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這個世界，終究一天天在變好，而時光這條巨流之河經歷過無數跌宕乃至回流，正滌蕩出富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透亮本色。昔日的爭論，如堅持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等話題如今已變為中國社會的常識。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像——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隨著社會轉型與改革的推進，各種問題也更加趨向複雜與細微，在此類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可能無關意識形態，更多的是涉及實現共同目標的路徑、手段。達成共識的領域可能更廣，也較多趨於細微化。

　　很多歷史的真相，常常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和適度的疏離，才會被凸顯得更為清晰。然而，「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共識，無需等待歷史考驗，它的正確與明智正時刻被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證明。也恰恰是因為我們如此從容地去包容和融合各類思想火花，並達成改革開放的共識，才使中國走上了一條正確的前進路徑。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德裡克或許能給我們一些提醒：

　　最為基本的經濟原則——產權保護、契約執行、市場競爭、正確的激勵、穩健的通貨、可持續的債務——並不對應唯一的政策組合。好的制度是那些能夠使這些第一級原則充分發揮效能的制度。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間，並不存在唯一的對應關係。改革者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根據當地的約束條件和充分把握當地的機會，創造性地把這些原則應用於制度設計之中。成功的國家就是那些善於利用這些政策空間國家。

　　關於未來，我們的共識是：在堅持大方向的前提下注重創造性和靈活性，關注國家利益，更關注個人權利、生命與財產，讓人們得以「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這需要我們的政府以及所有的人，於時間的長河裡辛勤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