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不久，清廷啟用罷官歸隱三年之久的袁世凱，並在隨後不斷加大他的權力，希望袁世凱能夠在危難時拯救清王朝。然而重出江湖的袁世凱不僅沒有力挽狂瀾拯救大清，反而親手將這個兩百年的帝國予以終結。而且，作為大清王朝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並沒有隨著這個帝國的消逝而再度歸隱，反而成為此後中華民國大總統。更惡劣的是，過了幾年，袁世凱帝制自為，試圖建立中華帝國。這一系列變動弄得人們眼花繚亂，也不由自主想起袁世凱在辛亥年出山之初種種作為可能與其三年前罷官歸隱有關，而那次罷官歸隱之所以發生，似乎又與攝政王心胸狹隘、容不得這位漢人能臣有關。袁世凱之所以見死不救，甚至乘人之危攘奪天下，可能都是對攝政王載灃將其免官實施報復。這個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復仇故事非常合乎邏輯，合乎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期待，於是講了一百年沒有什麼人懷疑。其實，這個故事是假的，與真實的歷史相差甚遠。

　　一、免職的經過

　　袁世凱是慈禧太后在李鴻章之後最為信賴的漢族大臣，在慈禧太后統治的最後幾年中掌握著相當大的權力，也對當時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作出過重要貢獻，當然也得罪過不少人，多年來彈劾他的奏章幾乎一直不斷。這種彈劾在專制政體下當然是一種政治威脅，然而被彈劾者如果真能經得起調查，那麼這些彈劾不但不會減分，反而往往在很多時候加分，成為被彈劾者陞遷被重用的機會。

　　隨著預備立憲在全國的推行，袁世凱於1907年奉命離開經營多年的直隸，調往中央參與軍國要政，出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與從湖廣總督任上調來擔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的張之洞一起，成為慈禧太后最為倚重的漢族大臣。在此期間，清廷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尤其是袁世凱主管的外交活動，確實獲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政治改革方面，經過幾年實踐，地方諮議局的運轉逐漸成熟，中央的資政院也在發揮著相當作用，只是資政院畢竟不是正式的議會，人們的政治期待就是能夠盡快召集正式國會。各地的呼籲和內外大臣的建議符合朝廷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所以朝廷在1908年8月接受了這些建議，明顯加快了立憲步伐。8月27日，朝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同時宣佈立憲籌備清單，定九年後召開國會。

　　正當此時，光緒帝自1907年秋天開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3日，慈禧太后發佈懿旨，令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在宮中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第二天（14日）諭：朝會大典，常朝班次，攝政王著在諸王前。同一天，大行皇帝龍御上賓，年僅三十八歲，因未有儲貳，不得已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為嗣。又因小皇帝尚在沖齡，正宜專心典學，所以慈禧太后又任命攝政王載灃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訓示，裁度施行。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光緒帝未亡人隆裕皇后懿旨者，也由攝政王隨時面請試行。在做了這些安排後，慈禧太后去世，結束了長達四十八年政治統治。此時距光緒帝去世不過二十四小時。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在短時間裡相繼去世，大概稱得上20世紀之謎乃至千古之謎。到目前為止的幾乎所有研究者都不相信清政府的官方記載，而是相信傳言，推測光緒帝的死亡乃為慈禧太后的迫害甚至是直接加害。最近幾年，隨著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介入，運用高科技檢測光緒帝遺物，慈禧太后毒死光緒帝的說法似乎將要成為蓋棺之論。

　　當時各種各樣的傳言實在太多了，而朝廷發佈的消息往往是只有結果，沒有過程沒有原因，於是面對各種突發事件，人們總是習慣性地施展想像力，於是給我們留下各種各樣猜測的機會。與我們討論的主題有關的是，袁世凱是慈禧太后的紅人、寵臣是不必懷疑的，他在兩宮生命的最後歲月鞍前馬後也確實做了許多重要貢獻。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專制體制下，舊時代的寵臣袁世凱能夠成為新朝的重臣，其實還是令人懷疑和令人忐忑不安的。尤其比較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緒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國的康有為就大膽宣佈，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凱的陰謀和加害，他甚至為此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指控袁世凱試圖變換中國君主，擾亂中國，因而他請求美國政府聯絡各民主國家，對於清廷的權力變動不予承認，設法遏止袁世凱等反動勢力上位。

　　康有為的說法當然沒有多少證據和道理，只是當年流行較廣的一個傳說而已。不過，從中國政治特有的運轉規律看，袁世凱在兩宮相繼去世後，還是真的遇到了巨大麻煩，他確實也就在一夜之間失寵。袁世凱的失寵，當然是指對接替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主持大清國朝政的攝政王而言，這裡面的真實情形可能也不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個樣子。不過有一點確實必須注意的是，在兩宮管事的時候，無論反對袁世凱的力量多麼強大，都被袁世凱柔性化解，也被兩宮所壓住，現在不同了，不僅攝政王無意繼續壓住這些反對的聲音，而且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還期待著這種聲音，畢竟一個新的政治架構剛剛開始建立，一個強大的老臣對於新朝的主子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當時各種各樣的傳言實在太多了，而朝廷發佈的消息往往是只有結果，沒有過程沒有原因，於是面對各種突發事件，人們總是習慣性地施展想像力，於是給我們留下各種各樣猜測的機會。與我們討論的主題有關的是，袁世凱是慈禧太后的紅人、寵臣是不必懷疑的，他在兩宮生命的最後歲月鞍前馬後也確實做了許多重要貢獻。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專制體制下，舊時代的寵臣袁世凱能夠成為新朝的重臣，其實還是令人懷疑和令人忐忑不安的。尤其比較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緒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國的康有為就大膽宣佈，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凱的陰謀和加害，他甚至為此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指控袁世凱試圖變換中國君主，擾亂中國，因而他請求美國政府聯絡各民主國家，對於清廷的權力變動不予承認，設法遏止袁世凱等反動勢力上位。

　　康有為的說法當然沒有多少證據和道理，只是當年流行較廣的一個傳說而已。不過，從中國政治特有的運轉規律看，袁世凱在兩宮相繼去世後，還是真的遇到了巨大麻煩，他確實也就在一夜之間失寵。袁世凱的失寵，當然是指對接替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主持大清國朝政的攝政王而言，這裡面的真實情形可能也不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個樣子。不過有一點確實必須注意的是，在兩宮管事的時候，無論反對袁世凱的力量多麼強大，都被袁世凱柔性化解，也被兩宮所壓住，現在不同了，不僅攝政王無意繼續壓住這些反對的聲音，而且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還期待著這種聲音，畢竟一個新的政治架構剛剛開始建立，一個強大的老臣對於新朝的主子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反對袁世凱的潛流一直不斷，慈禧太后在世的時候就是如此。1908年10月3日，號稱剛正不阿的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了一個折子，具疏彈劾袁世凱權勢太重，尾大不掉，對朝廷是個威脅。其理由是袁世凱在9月15日（八月二十日）的五十大壽時大事張羅，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江春霖給出的罪名很大，也舉了許多例子，建議朝廷汲取古來權臣禍國的經驗教訓，防患未然，對袁世凱嚴加懲處。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御史，一向以敢言而著稱，晚清名臣自慶親王、袁世凱、徐世昌至孫寶琦等人都曾被他彈劾過。僅袁世凱一人就曾被他多次彈劾。由於證據不夠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彈劾並沒有對袁世凱造成威脅。這一次也不例外，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對江春霖的舉報並不認同。

　　慈禧去世以後，一場對袁世凱的新的圍攻開始醞釀。12月2日，宣統皇帝即位。19日，為表示新朝恩澤，朝廷下令嘉獎慶親王世襲罔替，嘉獎世續、鹿傳霖、張之洞、袁世凱等重臣太子太保。隨後，江春霖向攝政王呈遞密折，向攝政王舉報慶親王、袁世凱等相互勾結，結黨營私，提醒攝政王設法限制慶親王尤其是袁世凱。他認為，慶親王在庚子事變中雖然稍有功勞，但自當國以來，政以賄行，官以私進，如袁世凱、徐世昌、楊士驤、趙秉鈞、馮汝騤、唐紹儀、袁樹勳、增韞等，莫不以重賄破格擢用。而袁世凱尤為其心腹，他們借新政為名，引用私黨，遂令官場相習成風，以奔走為事，鑽營為能。

　　配合江春霖的舉報，另一個御史趙炳麟也趁機發難，上書監國攝政王密陳袁世凱包藏禍心，樹植私營，挾制朝廷，如果讓袁世凱繼續留在軍機處，他日必生意外之變。趙炳麟建議攝政王趁袁世凱勢力尚未高度集結的時候突然行動，將袁世凱逐出軍機處，一旦袁世凱被清除，他的那些黨羽必將聞風而散。否則，若待其根深固結，謀定後動，他日監國攝政王即便下決心裁製袁世凱，恐怕也就很難了，或許也只能像先皇帝一樣敢怒不敢言，俯首聽其所為而已。攝政王批閱這幾份奏折密報後，經過與一些重臣商量，決定將袁世凱免職。發佈免職令寫道：諭內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後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痾，以示體恤之至意。

　　二、開缺回籍深層原因：一個化不開的心結

　　攝政王載灃在接管權力之後，由於袁世凱權力過大，將袁世凱視為政治上的最大危險，企圖對袁世凱予以打擊，甚至一度產生過要置袁世凱於死地的想法。袁世凱不僅掌握大權，而且在清廷內部攀緣結交了許多重要關係。袁世凱在慈禧太后、光緒帝的時代，無論擁有多大權力，都處於強權人物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下。攝政王執政後，情況則有所不同。攝政王在過去幾年中，就屢屢與強勢的袁世凱衝突，且每每被袁世凱打敗，他們之間的矛盾已經積累很久，現在終於到了爆發時刻。

　　攝政王與袁世凱間產生矛盾，主要是因為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族高官尤其是軍事高官的崛起，不僅損害了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脅到攝政王的統治。在慈禧太后的默許、縱容和支持下，清廷在過去幾年的政治改革中，確實準備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像東西方立憲各國一樣，最大限度地消弭人們生而不平等的出身問題，不再以出身決定一個人的陞遷罷黜。清廷的這個政治選擇當然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壓力有關，但從本質上說也表明清廷和滿洲貴族中大多數人開始覺悟。行政中立的原則既沒有表明漢族人的優越，也沒有再規定滿洲貴族的政治優先權，但毫無疑問的是，由於滿洲貴族只是一個非常小的團體，所以這個政策雖在表面上並不是要損害滿洲貴族的利益，但在客觀效果上對滿洲貴族不利。這也是後來之所以出現一個「皇族內閣」的根本原因。

　　清廷的行政改革在客觀上符合漢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主導的新政和預備立憲的政治改革過程中，漢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凱還沒有為漢族人謀私利的主動意識。這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漢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一直在海外鼓吹種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當時的國內政治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袁世凱等漢族高官既然已經獲得了政治上的一定發言權，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孫中山的革命黨聯繫在一起，至少不願讓自己的政治作為成為滿洲貴族保守派攻擊的把柄；二是漢族官僚不論高中低哪個層面，都佔有絕對多數，既然已經佔據絕對多數，他們更沒有必要在這方面挑起滿洲貴族集團中保守派的怨恨。基於這兩個原因，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族高官無論在當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樣竭力爭奪，竭力地出風頭搶鏡頭，他們都沒有引起清廷最高政治層的反感，慈禧太后相信袁世凱等漢族高官不是為漢族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為大清國的久遠利益。但是，滿洲貴族中的保守勢力眼見原屬自己的位置權力都被這些有能力的漢族官員搶走之後，產生不滿。於是他們與袁世凱等漢族高官的鉤心鬥角相互傾軋終於從潛流轉為公開。

　　1906年9月，袁世凱奉命進京參與中央官制改革的討論，在他的授意下，編纂官制局提調孫寶琦、楊士琦等人提出，中央官制改革的關鍵是行政中立的原則，在那時尚沒有黨派衝突的前提下，他們認為影響行政中立的關鍵在於官僚身份的認定及出身，他們建議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將來的責任內閣主要對議會負責。這樣可以保證行政中立，但顯然削弱了朝廷對行政的控制，當然也削弱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對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普遍反對。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少壯派大概認為，袁世凱等人的這些建議具有非常險惡的用心，無疑像孫中山等反滿革命倡導者所鼓吹的那樣，反對滿洲貴族對中國的統治，他們與孫中山的區別只在於，孫中山是用武力用暴動的方式從外部攻擊大清王朝，而袁世凱等人則是用改革的名義，用和平的手段從內部瓦解大清王朝的政治統治。於是這些少壯派針鋒相對地反對廢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的建議，反而參照立憲國家行政中立和軍隊國家化的原則，提出設立陸軍部，統轄全國軍隊，將各地督撫的軍權統統收歸中央。這個主張從理論上說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結合當時政治背景來看，這顯然是針對袁世凱這樣大權在握的督撫的，是假立憲的名義削弱漢族高官對軍事權力的掌控。換言之，即便袁世凱這樣的漢族高官可能在心裡並沒有像孫中山那樣老是想著漢族、滿人之類的身份區別，但在滿人眼裡，大概已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思了。

　　孫中山等人在外面的宣傳肯定影響了滿洲貴族集團中相當一部分人，這部分人真的開始懷疑漢族人與滿洲人的離心離德。不過清廷最高統治層比如慈禧太后認為，既然身份認同已經成為政治變革中的大問題大障礙，那麼就應該解決這些問題，讓這些問題不再成為政治改革進程中的大問題大障礙。所以在稍後的討論中，清廷一方面比較明確地否定現在就立即廢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的建議，另一方面宣佈廢除過去中央各部雙首長制，即宣佈廢除滿尚書、漢尚書的區分，在新官制方案中實行滿漢平等的原則，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書不再區分滿漢，只是在最初一批新尚書名單中，還是滿洲貴族出身的高官佔了多數，漢人所佔的比例反而不如滿漢雙首長制時多，這當然使許多漢族官僚感到不滿。

　　除此之外，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少壯派對袁世凱等人攬權深感不滿或者說不安，他們要求清政府通過改革的方式去剝奪漢人高官對權力的佔有。他們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這當然是要打擊袁世凱這樣的漢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底，原本熱情推動政治改革的袁世凱反而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於是他主動請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並交出北洋軍隊的統帥權，支持設立陸軍部。袁世凱的退讓並沒有換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信任，他們之間的較量角逐和暗中較勁越演越烈。當然，袁世凱處於被動狀態，少壯派則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他們暗中煽動言官、御史彈劾袁世凱權重勢高，貪私誤國，甚至惡意預言袁世凱遲早要像歷史上的曹操、劉裕那樣，篡位奪權。

　　清流們的攻擊沒有影響袁世凱的地位。1907年9月，清廷調任袁世凱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與剛剛調任來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慶親王奕劻一起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務，成為慈禧太后和中央政府最信任也最離不開的重要人物，即便在為光緒帝選擇皇位繼承人以及選擇攝政王載灃這樣重大問題上，慈禧太后也曾認真聽取袁世凱的意見。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凱徵詢皇位繼承人問題時，袁世凱竭力認同由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支持載灃為攝政王監國。然而袁世凱的擁戴並沒有換來與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和解，這些少壯派集結在攝政王周圍，不斷向攝政王施加壓力，要求處死袁世凱，以防止袁世凱利用手中曾經擁有的軍權發動政變，篡奪大清王朝的統治權。當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軍人密謀攻擊袁世凱的時候，袁世凱在北洋系的政治盟友和追隨者在保定府發動了一場小小的兵變，以威脅攝政王和少壯派。結果攝政王沒有完全答應少壯派的要求，而是於1909年1月2日將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病了事。

　　三、真正原因：外交失敗引咎辭職

　　袁世凱開缺回籍的原因當然不是那麼簡單，還有許多人們至今並不明白的背景與原因。袁世凱開缺回籍也是當時國際大環境的產物，是列強在遠東競爭的必然結果。袁世凱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後歲月最為仰賴的重臣，他與漢大臣張之洞分享著控制中央政府日常運作的權力。張之洞的主要職責在內政，而袁世凱以外務部尚書的身份主管著大清帝國的外交事務，與外務部管部大臣慶親王奕劻密切合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馬關條約》之後的發展，列強在中國的投資越來越大，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所佔的份額也越來越突出，中外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中國的內政越來越多地受制於外交，外交博弈成為清政府當年最重要的一門功課。這也是袁世凱在政治上地位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列強的視角看，英國在甲午戰爭之前原本與中國關係最為友好，兩國的貿易和文化往來也最為突出。然而在甲午戰爭中，英國借給中國「高昇」號運兵船，當「高昇」號出事之後，英國人不僅不願與日本人翻臉，反而越來越傾向於日本，中英關係漸行漸遠。英國與日本在1902年締結同盟條約，這也是日本稍後敢於與俄國發生正面衝突，敢於發動日俄戰爭的重要背景。

　　在歐洲，英國是德國的宿敵，中英關係的疏遠導致了中德關係的親近，特別是在《馬關條約》談判過程中，德國人拉著俄國人、法國人，多多少少為中國說了一些好話，幫過中國一些忙，尤其是三國干涉還遼，不管怎麼說還是很讓中國人感激。日俄戰爭的結果使英日同盟在遠東佔盡了上風，遠東的戰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對遠東的壟斷當然不符合後起大國德國和美國的利益，所以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國人於1906年動議組建中美德三國同盟。德國人三國同盟的建議引起清廷高度重視和興趣，只是清廷考慮到英國和日本對這個三國同盟可能產生的激烈反彈，因而遲遲不敢答應德國人的建議。中國的自我孤立鼓勵了英國和日本，幾經周折，日本與俄國握手言歡。1907年7月30日，日俄兩國簽訂《日俄密約》，規定中國東北地區南部為日本勢力範圍，北部為俄國勢力範圍。前者被稱為「南滿」，後者被稱為「北滿」。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佔領，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有著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俄和好並走向結盟改變了遠東的政治格局，稍後甚至出現了英法日俄四國同盟的雛形，英國與俄國於同年8月31日簽訂協議，確定各自在華勢力範圍。他們聯合統治著遠東，使德國還有美國都感到格外失落，於是德國人再度推動中美德同盟，美國人對此也變得非常積極。對於德、美兩國的建議，此時主持中國外交事務的袁世凱高度認同。袁世凱認為，如果美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貿易和投資有很大上升，佔有重要的經濟地位，那麼按照美國的外交原則，一定會成為牽制日俄在東北勢力的力量。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亦認為，假如要想讓美國幫助中國抵制日本，那麼就要向美國人提供有足夠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奉天巡撫唐紹儀也認為，中國應該運用鐵路建設和銀行貸款等經濟計畫，去吸引美國資本進入東北，用美國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影響力去抵消日本對南滿、俄國對北滿的控制。基於這樣一種戰略考慮，清政府委派經濟官員陳錦濤在美國向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宣傳在東北的投資機會和前景，表示中國正在進行政治改革，向中國特別是向廣袤的東三省加大投資是一個明智選擇，因為那裡必將成為世界上一個能夠容納相當剩餘資本與產品的市場，向東三省投資肯定較世界許多地方更明智更有把握。

　　袁世凱、徐世昌、唐紹儀的分析確實是有道理的，陳錦濤在美國的宣傳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鑒於這樣一種現實，特別是恰逢此時美國政府又提出退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中美之間構建更加緊密的外交關係，並由這個緊密的關係去制衡日俄，或許是可能的。這個外交方略雖然有著傳統中國「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的深刻影響，但在那時也真的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根據這些情形，清政府於1908年10月批准袁世凱的建議，任命唐紹儀為特使出使美國，公開的理由就是感謝美國政府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而實際上是進行締結中美德同盟的談判。為了這個談判能夠順利進行，清政府又給唐紹儀另外一個權限，就是與美方洽商東北開發貸款即「滿洲銀行貸款」，以此貸款引誘美國政府同意與中國結盟。

　　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擾，中國對中美德三國同盟的消息嚴格保密，並製造了一些迷惑日本人的假象，比如刻意強調唐紹儀兼任考查財政大臣，歷赴日本及歐洲諸大國，將諸國經理財政辦法詳細調查，隨時奏聞，以備中國此後在與各國進行稅則等談判時參考。然而日本和英國的諜報網委實強大，日本人和英國人還是在唐紹儀出訪前就獲悉了中國政府的計畫。日本人當然不希望中國與美國、德國結盟，所以日本加快與美國的秘密談判，以重大讓步阻止美國與中國結盟。1908年11月30日，也就是唐紹儀達到美國前夕，日美兩國簽訂了《路特——高平協定》。在這個協定中，美國明確表示承認滿洲現狀，其實就是默認日俄等國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當然也為此作出讓步，同意在滿洲實施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也就是同意美國資本的自由進出。袁世凱的中美合作抵制日本的外交佈局，就這樣被日本人輕易破壞，中美合作徹底破產，唐紹儀赴美使命以徹底失敗而結束。唐紹儀抵達美國的時間為12月1日，即美日協定簽訂的次日。即便如此，美國留學出身的唐紹儀在美國應該還有外交活動的空間，無奈此時中國內部又發生了重大變故，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在一天之間突然相繼去世，信息高度透明的美國對中國這個神秘國家的政治變動根本摸不著頭腦，在政治前途並不明朗的時候，美國政府當然也不願意與唐紹儀進行實質性的談判。於是，唐紹儀和他的代表團悄然回國，中美德聯盟成為泡影，中美外交也迅速降溫。

　　唐紹儀的外交失敗是由於日本人的陰謀，日本人的目的當然也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凱，擔心袁世凱將中美德三國結成一個緊密同盟，吃虧的肯定是日本。因為袁世凱之所以急於與美國和德國達成同盟，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對東北的蠶食與控制。現在，唐紹儀的外交失敗了，在東北對日本的抵制也就無從談起了，清政府內部的親日派再度抬頭，他們期望以和平的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國滲透，所以袁世凱的命運也就由此注定，他怎麼可能不下台呢？對於清政府來說，外交失敗實在是一個說不出的苦果。袁世凱由此承擔責任請求辭職，也是一個政治家負責任的表示，只是這個外交失敗的理由實在拿不上檯面，所以在袁世凱在朝廷只能心照不宣。由此也就能夠理解，儘管那些言官拚命彈劾袁世凱，但他們對於秘密外交實在知之甚少，他們所說的只是那些無根遊談，表面上看朝廷將袁世凱開缺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朝廷實際上是利用他們的彈劾掩飾了一個重大的外交失敗。因此，監國攝政王也就不可能按照江春霖、趙炳麟以及滿洲貴族中的少壯派、強硬派的建議將袁世凱處死，只是讓袁世凱低調返回故里。由此，也就很好理解三年後袁世凱重新出山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