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琴秋（1904年11月3日—1968年4月22日），又名張悟，浙江桐鄉人，中國工農紅軍著名女將領。1924年入黨，先後就讀於浙江桐鄉石門振華女校、浙江杭州女子師範學校、上海愛國女校、江蘇南京美術專科學校、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等，後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長征及抗戰期間曾任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婦女獨立團團長兼政委、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路軍組織部長，抗大女生大隊大隊長，中國女子大學教育長等職；建國後任紡織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和副部長等職。

　　可是，像這樣一位紅軍歷史上唯一的女將軍，為何建國後竟未授軍銜呢？這是因為，像其他許多類似的革命軍事先驅一樣，他們在建國後甚至在建國前，就已經比較早離開了軍隊，離開了作戰前線，轉業到了地方建設部門工作。

　　紅軍老戰士王定國回憶說：「1955年授軍銜時，張琴秋已轉業到紡織工業部任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雖然她失去了授軍銜的機會，但是大家都稱她是沒有授銜的女將軍。」

　　1904年11月15日，張琴秋出生於浙江桐鄉縣石門鎮的一戶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張琴秋在石門振華女校讀了8年書。在這裡，張琴秋結識了她的小學同學孔德沚，這對她的第一次婚姻乃至一生都發生了重要影響。從振華女校畢業後，張琴秋先後到杭州女子師範學校和蔡元培創辦的上海愛國女校讀書。在上海讀書期間，張琴秋經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沚，很自然地認識了孔德沚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著也認識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澤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澤民就經沈雁冰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3年，在沈雁冰的支持下，張琴秋考取了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正巧，黨派沈澤民 去南京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兩人於是同行。入學不久，張琴秋由於家庭困難，便輟學回到母校振華女校擔任代課教師。

　　在半年多的代課日子裡，張琴秋開始真正接觸到社會，在生活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軍閥統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張琴秋把自己鬱積在心中的煩惱和苦悶，全盤寫信告訴了沈澤民。她的直率和富於反抗的見解使沈澤民深為感動，他發現年輕的張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於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熱情寫信幫助，並先後寄去《社會科學概論》等許多進步書刊。在沈澤民的幫助下，張琴秋開始接觸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與光明。這一時期，他們通信頻繁，感情也日漸升溫。

　　1924年初，張琴秋辭去母校的代課教師，來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澤民此時也已回上海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澤民建議張琴秋報考上海大學。張琴秋聽從了他的建議，順利地考取了該校社會學系，與時任該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同為社會學系的同學。1924年4月，經楊之華和中共上海地委負責人徐梅坤的介紹，張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11月轉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張琴秋與沈澤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25年11月，張琴秋與沈澤民舉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禮。婚後與沈雁冰夫婦、瞿秋白夫婦比鄰而居，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實的生活。不久，楊之華又介紹孔德沚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樣，沈雁冰夫婦、沈澤民夫婦都成為共產黨員，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張琴秋與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孫冶方等一百多人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春，沈澤民隨劉少奇率領的中國職工代表團來莫斯科出席國際職工大會，會後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由於生孩子，張琴秋留了一級，與博古、楊尚昆、李伯昭等成為同學。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學生回國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來同志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邀請，赴莫斯科。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沈澤民和張琴秋繞道法國，乘法國郵船回上海。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毅然決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醫院。

　　在1931年1月7日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後，沈澤民被剛取得中央實際領導權的王明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不久，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王明派沈澤民作為中央代表，並擔任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但不久，在黨內資歷很深的張國燾被王明任命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

　　在去鄂豫皖蘇區的路上，張琴秋和沈澤民化裝成巨商夫婦，一個是西裝革履的闊老闆，一個是雍容華貴的闊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們來到蘇區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蘇區，張琴秋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軍號一響，張琴秋總是第一個來到操場，腰束皮帶，斜掛短槍，顯得英姿颯爽。當時紅軍女戰士屈指可數，而女指揮員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年僅27歲的女政治部主任張琴秋，顯示出了文武全才。張琴秋組織宣傳隊時，親自教姑娘們跳蘇聯海軍舞、烏克蘭舞。後來到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後，她又組建了四方面軍劇團，給大都是童養媳出身的演員們上文化課，並編寫劇本。在帶劇團慰問部隊和傷病員時，張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到了1932年秋，在蔣介石20萬大軍的「圍剿」下，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在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黃柴畈會議上，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負責人都贊成紅軍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據地，越過平漢線，伺機殲敵後再返回根據地。但沈澤民卻不願走，表示要留下來堅持鬥爭。他說：「我是蘇區的省委書記，我的崗位在蘇區，我不能離開我的崗位。我的職責是和蘇區人民在一起，堅持武裝鬥爭，保衛蘇區，保衛革命勝利果實」。

　　張國燾最後同意將沈澤民留在根據地，此時已擔任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師長王樹聲)的張琴秋隨大部隊轉移。客觀地說，當時轉移是正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轉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澤民舍不得離開根據地，為自己埋下了後患。

　　由於長期的勞累，而營養又不良，沈澤民的肺病復發了，經常吐血不止，這讓張琴秋非常擔心。大部隊轉移前，張琴秋與沈澤民見了一面。張琴秋要沈澤民先去上海治療肺病，但沈澤民已和鄂豫皖蘇區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不願意離開。

　　張琴秋沒有料到，這一別，竟成了他們夫妻的永別。主力紅軍轉移後，在敵人的嚴密「圍剿」下，留守部隊的處境十分艱難。沈澤民又感染上了瘧疾，生命垂危。沈澤民對工作滿腔熱情，卻缺乏領導經驗和軍事鬥爭經驗。徐向前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談到沈澤民時說：「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經過實際鬥爭，沈澤民已認識到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危害，並給中央寫了工作報告，分析了失敗的原因。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還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沈澤民勇敢地承認錯誤，決心轉變，還提出了正確的方針，這是很難得的。彌留之際，沈澤民將瞿秋白送給自己的懷表轉贈給徐海東，留作紀念。

　　早在1921年4月，沈澤民就經沈雁冰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3年，在沈雁冰的支持下，張琴秋考取了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正巧，黨派沈澤民 去南京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兩人於是同行。入學不久，張琴秋由於家庭困難，便輟學回到母校振華女校擔任代課教師。

　　在半年多的代課日子裡，張琴秋開始真正接觸到社會，在生活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軍閥統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張琴秋把自己鬱積在心中的煩惱和苦悶，全盤寫信告訴了沈澤民。她的直率和富於反抗的見解使沈澤民深為感動，他發現年輕的張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於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熱情寫信幫助，並先後寄去《社會科學概論》等許多進步書刊。在沈澤民的幫助下，張琴秋開始接觸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與光明。這一時期，他們通信頻繁，感情也日漸升溫。

　　1924年初，張琴秋辭去母校的代課教師，來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澤民此時也已回上海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澤民建議張琴秋報考上海大學。張琴秋聽從了他的建議，順利地考取了該校社會學系，與時任該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同為社會學系的同學。1924年4月，經楊之華和中共上海地委負責人徐梅坤的介紹，張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11月轉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張琴秋與沈澤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25年11月，張琴秋與沈澤民舉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禮。婚後與沈雁冰夫婦、瞿秋白夫婦比鄰而居，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實的生活。不久，楊之華又介紹孔德沚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樣，沈雁冰夫婦、沈澤民夫婦都成為共產黨員，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張琴秋與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孫冶方等一百多人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春，沈澤民隨劉少奇率領的中國職工代表團來莫斯科出席國際職工大會，會後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由於生孩子，張琴秋留了一級，與博古、楊尚昆、李伯昭等成為同學。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學生回國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來同志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邀請，赴莫斯科。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沈澤民和張琴秋繞道法國，乘法國郵船回上海。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毅然決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醫院。

　　在1931年1月7日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後，沈澤民被剛取得中央實際領導權的王明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不久，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王明派沈澤民作為中央代表，並擔任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但不久，在黨內資歷很深的張國燾被王明任命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

　　在去鄂豫皖蘇區的路上，張琴秋和沈澤民化裝成巨商夫婦，一個是西裝革履的闊老闆，一個是雍容華貴的闊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們來到蘇區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蘇區，張琴秋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軍號一響，張琴秋總是第一個來到操場，腰束皮帶，斜掛短槍，顯得英姿颯爽。當時紅軍女戰士屈指可數，而女指揮員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年僅27歲的女政治部主任張琴秋，顯示出了文武全才。張琴秋組織宣傳隊時，親自教姑娘們跳蘇聯海軍舞、烏克蘭舞。後來到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後，她又組建了四方面軍劇團，給大都是童養媳出身的演員們上文化課，並編寫劇本。在帶劇團慰問部隊和傷病員時，張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到了1932年秋，在蔣介石20萬大軍的「圍剿」下，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在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黃柴畈會議上，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負責人都贊成紅軍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據地，越過平漢線，伺機殲敵後再返回根據地。但沈澤民卻不願走，表示要留下來堅持鬥爭。他說：「我是蘇區的省委書記，我的崗位在蘇區，我不能離開我的崗位。我的職責是和蘇區人民在一起，堅持武裝鬥爭，保衛蘇區，保衛革命勝利果實」。

　　張國燾最後同意將沈澤民留在根據地，此時已擔任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師長王樹聲)的張琴秋隨大部隊轉移。客觀地說，當時轉移是正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轉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澤民舍不得離開根據地，為自己埋下了後患。

　　由於長期的勞累，而營養又不良，沈澤民的肺病復發了，經常吐血不止，這讓張琴秋非常擔心。大部隊轉移前，張琴秋與沈澤民見了一面。張琴秋要沈澤民先去上海治療肺病，但沈澤民已和鄂豫皖蘇區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不願意離開。

　　張琴秋沒有料到，這一別，竟成了他們夫妻的永別。主力紅軍轉移後，在敵人的嚴密「圍剿」下，留守部隊的處境十分艱難。沈澤民又感染上了瘧疾，生命垂危。沈澤民對工作滿腔熱情，卻缺乏領導經驗和軍事鬥爭經驗。徐向前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談到沈澤民時說：「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經過實際鬥爭，沈澤民已認識到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危害，並給中央寫了工作報告，分析了失敗的原因。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還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沈澤民勇敢地承認錯誤，決心轉變，還提出了正確的方針，這是很難得的。彌留之際，沈澤民將瞿秋白送給自己的懷表轉贈給徐海東，留作紀念。

　　1933年11月20日，沈澤民病逝，年僅33歲。為了紀念沈澤民，當時由瞿秋白任校長，毛澤東、林伯渠等任校務委員的「蘇維埃大學」改名為「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

　　1963年4月15日，沈澤民的遷葬追悼儀式在紅安隆重舉行。張琴秋攜女兒瑪婭參加了遷葬儀式。抱著沈澤民的墓碑，張琴秋淚雨紛飛，心如刀絞。在回顧沈澤民時，張琴秋曾深情地說：「澤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師益友。通過他，使我找到了黨。從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這條溫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則，像我這樣的人，至多不過當一名賢妻良母罷了。沒有黨的引導和幫

　　(右邊的新婚合影，在「陳昌浩」的百度百科裡也出現過，到底是張琴秋和誰的結婚照?請查實~~!!!)

　　助，決不會走上革命道路。這是我永遠也忘懷不了的。」建國後，張琴秋在北京擔任領導工作，在她的床頭，一直放著沈澤民的兩張照片，寄托了她對引導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丈夫的無限思念。1932年10月11日，紅四方面軍主力開始轉移，向西挺進，轉戰了三千多里，最後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轉移途中，在小河口會議後，張琴秋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紅四方面軍在川陝大巴山區立足穩固後，張國燾開始秋後算賬，罷免了曾對自己獨斷專權提過意見的張琴秋的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一職，貶為川陝革命根據地紅江縣(今通江縣涪陽壩)縣委書記。

　　1933年夏，張琴秋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後任婦女獨立團團長兼政委，1935年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36年7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會師後的紅二、四方面軍，張琴秋與朱德、張國燾、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徐向前、陳昌浩等20人任西北局委員，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

　　1936年7月，在第三次過草地之前，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結婚，開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餘人組成西路軍，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已懷孕的張琴秋作為組織部長，擔負著繁重的幹部調配工作。不久，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要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張琴秋送到西路軍總醫院，以使她能安全分娩。

　　但在臨澤守衛戰失敗後，西路軍後勤單位被迫撤離。在撤離途中，「馬家軍」的騎兵窮追不捨，張琴秋恰巧在這個危急時刻分娩了。由於戰場的特殊環境，這個嬰兒沒有存活下來。這次分娩給張琴秋留下了嚴重的婦科病，使她此後再沒有能夠生育。

　　由於敵眾我寡，西路軍雖英勇殺敵，但仍難以擺脫失敗的命運。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包括張琴秋在內的20多位師團級幹部參加。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宣佈，他和徐向前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餘下的部隊組成幾個支隊，就地分散活動。當晚，陳昌浩和徐向前悄然離開了部隊。臨別時，由於西征失敗，陳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沒有與張琴秋說什麼話。

　　張琴秋在分散突圍中不幸被俘;「馬家軍」審訊她時，戰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搶著替她回答說叫苟秀英，四川人，45歲，伙夫。就這樣，張琴秋在戰友的掩護下，暫時躲過了劫難，被押送到西寧羊毛廠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張琴秋的身份暴露了。當敵人知道她原來就是早已聞名的紅軍女將領張琴秋時，頓時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時機已經到來，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兩位女戰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賞。

　　1937年8月，張琴秋被押解到南京，關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參加國共談判的周恩來經與國民黨交涉，將張琴秋等一大批幹部接出獄。10月，經歷劫難後的張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張琴秋猶如久離母親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倍感到黨的親切、組織的溫暖。她看到延安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激動得熱淚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組織要求工作。

　　在張琴秋的多次請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黨校進行短期的學習。1938年春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安吳堡青年訓練班任生活指導處主任，後調抗大女生大隊任大隊長。1939年「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倡導建立女子大學。不久，張琴秋又調到王明兼任校長的中國女子大學任教育長。她不僅是個經驗豐富的組織領導者、訓練有素的軍事教官，而且也是個出色的教育行家。張琴秋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火一樣的工作熱情，深入淺出的教學藝術，以及高超的組織才能，都給在女大工作和學習的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讚揚她說：「我們的教育長又能文，又能武，真是個文武雙全的女將軍。」

　　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後，輾轉回到自己的故鄉武漢，後來回到延安，在中宣部當了一名普通的科長，同時在中央黨校和陝北公學兼課。在延安，他們夫妻團聚了。每逢週末，張琴秋就到陳昌浩那裡，並悉心照料著陳昌浩與前妻劉秀貞的小兒子陳祖濤。陳昌浩過去的老部下王樹聲、李先念、李天煥等，這時也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節假日也常到陳昌浩居住的窯洞裡去看他和張琴秋。

　　由於過度勞累，陳昌浩的胃病復發，久治不愈，在缺醫少藥的延安無法根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騎馬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於8月20日作出決定，送周恩來去蘇聯醫治。同時毛澤東也批准陳昌浩可以攜陳祖濤一同去蘇聯治病。8月27日，周恩來、陳昌浩、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以及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陳昌浩之子陳祖濤、高崗之子高毅、陳伯達之子陳小達在延安機場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飛機。張琴秋也到機場為陳昌浩送行，兩人依依惜別。

　　在陳昌浩去蘇聯治病並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而無法回國不得不長期滯留蘇聯後，他與張秋琴的婚姻便名存實亡，組織上同意了張琴秋與陳昌浩解除婚姻關係的請求。和陳昌浩解除婚姻後，張琴秋在對待陳昌浩的前妻和孩子上，表現出了高尚的人格，對他們進行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受到人們的讚揚。

　　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友蘇井觀結為夫妻。

　　蘇井觀是河南潢川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入黨。1931年春，張琴秋與沈澤民來到鄂豫皖蘇區時，蘇井觀已在紅軍衛生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張琴秋的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被張國燾解除後，調到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擔任政治部主任，和蘇井觀同在一個單位工作。巧的是，蘇井觀此時也蒙受不白之冤，不再擔任醫院的領導職務，被降為醫院附設的衛生學校校長。

　　張琴秋擔任醫院政治部主任之後不久，就主持審議了蘇井觀的「案情」，確認他在政治上是清白無辜的。然後報經上級批准，在全院召開的黨團員大會上，宣佈恢復已被停止了一年半的黨籍。不久，蘇井觀被任命為總醫院院長。他們相互配合工作，關係就更為密切了。由於工作的需要，他們時而分開，時而相聚，並都經歷了紅四方面軍長征時三過草地、兩爬雪山和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的全過程。這兩段經歷，對於他們來說，都是難以忘懷的。張琴秋在河西走廊兵敗之後被俘，蘇井觀則要比張琴秋幸運一些。他跟隨李先念指揮的支隊，終於衝破敵人的重圍，走出祁連山，到達新疆星星峽，被奉黨中央指示來接他們的陳雲接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去蘇聯。

　　1941年蘇井觀從蘇聯回延安以後，知道張琴秋和陳昌浩的婚姻已經解除，他和張琴秋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每逢節假日，蘇井觀都要派警衛員陳明鏡牽著馬，去把張琴秋接到柳樹店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衛生部來相會。

　　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蘇井觀和張琴秋結為夫妻。婚禮在蘇井觀居住的窯洞裡舉行。徐向前和當年紅四方面軍的許多老戰友都趕來向他們慶賀。新房的牆壁上張貼著原紅四方面軍老戰友撰寫的一副對聯：「兩位老傢伙，一對新夫妻」。[2]

　　這副對聯令人頗多回味。此時，新郎蘇井觀已經三十八歲了，而新娘張琴秋還比他大一歲，都已不再年輕。無論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是在革命的征程中，他們都經歷了艱難曲折和酸甜苦辣，老戰友們都是完全瞭解與深切同情的。

　　與蘇井觀、張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未能參加他們的婚禮。1943年7月，周恩來、鄧穎超由重慶回到延安以後，在當時延安的一家飯館裡宴請了蘇井觀和張琴秋，向這對新婚夫婦表示慶賀。周恩來和蘇井觀頻頻舉杯，相互敬酒。對他們的婚事，周恩來感到很滿意。

　　建國以後，蘇井觀、張琴秋夫婦雙雙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長：一個在衛生部，一個在紡織工業部。他們相敬相愛，過了一段十分美滿幸福的生活。

　　1962年，蘇井觀被發現得了癌症。怕妻子擔心，他一直將自己的病情瞞著張琴秋。其實醫生在確診之後，便通知了作為病人家屬的張琴秋。出於同樣的心理，張琴秋也對蘇井觀「守口如瓶」。就這樣，夫婦倆人就相互保守著同一個已不成為秘密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