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世紀的某一天，在西漢都城長安，一個男孩連同他正在做的一場遊戲，被歷史永遠地記錄下來。男孩的遊戲是審理一起盜竊案，一隻被拴住的老鼠是賊，一塊被撕咬過的乾肉是贓證。按照漢代堂審規則，經過一番起訴、具書保證、訊問、筆錄、宣讀和判決等複雜程序，並使用了那時特有的酷刑逼供，最終人證物證俱全，判處鼠賊磔刑(分屍)立即執行。這個男孩就是童年張湯，因家裡丟失乾肉挨了父親的打，於是「掘窟得盜鼠及余肉」，為自己申冤報仇。這份沾滿老鼠鮮血的「判決書」隨後「上報」，他的身為長安丞的父親「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在「大驚」之餘，竟「遂使書獄」，讓他書寫決獄文書以示獎掖。

　　轉眼到了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漢武帝后宮暴發陳皇后巫蠱案，「上遂窮治之」。此案承辦人正是張湯，此時他已身為御史，奉武帝欽命查案。最終，陳皇后以「惑於巫蠱，不可以承天命」被罷退長門宮;幫陳皇后「祠祭祝詛」 蠱害衛夫人的女子楚服等人，以「大逆無道」被梟首於市。張湯還拿出兒時掘穴得鼠和虐刑逼訊的「酷」勁，「深竟黨與」，此案有罪和株連者共計三百餘人被殺，一時血流成河。與童年那次遊戲相比，這次同樣沾滿鮮血的戰果，為他博來的則是帝王的青睞：「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

　　從當年一介「酷少」，成長為一代酷吏，張湯的一生彷彿注定要「冷酷到底」。而身逢鐵血時代，相伴強悍的武帝，又使張湯備受重用，步步高陞：

　　巫蠱案後，張湯受命與中大夫趙禹共同修訂法律，「論定諸律令。」趙禹也是武帝時代著名酷吏之一，兩「酷」相加，二人合作相當愉快。按照武帝意欲從嚴律治、「務在深文」的立法原則，他們搜檢漢興以來幾十年廢棄不用的秦代苛法，「發揚光大」，還制定《沈命法》和《見知故縱法》，規定「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以及「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盜臨部主有罪並連坐也」，從而加重對地方官員的督責。兩位酷吏都被武帝加官晉爵：「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他們的「成果」，卻是導致此後一系列惡法的出台，「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西漢元狩年間，接連出現了淮南王、衡山王和江都王叛亂的政治事件。時已位列九卿、掌管全國刑獄的廷尉張湯，更是大顯身手，對這三起大案每案「皆窮根本」，三王家族近戚、左右官屬有罪無罪都被株連，大量無辜的人被殺。其中僅淮南王劉安謀反一案被殺者就有數千人之眾。劉安的謀士伍被多次不贊成謀反，以吳楚之亂教訓勸諫劉安，並在最後關頭告發劉安，已獲得武帝原諒，卻終因張湯的一句話被殺。朝臣嚴助長於辭賦深得武帝欣賞，只因與愛好風雅的劉安有文墨之交，也被張湯以「交私諸侯」、「弗誅，後不可治」為由處死。踏著這條鮮血染成的「紅地毯」，張湯最終登上御史大夫高位，列次朝堂三公。

　　酷吏打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旗號，但在張湯苛急酷烈的從政形象後面，卻也有巧佞的心機和媚上的嘴臉。據《史記·酷吏列傳》載，在武帝繼位前，剛剛出道在長安當地方官的張湯，看準了太子的兩位娘舅：田蚡和田勝。當時田勝在長安落難，「湯傾身為之」。武帝繼位，田氏外戚封侯，周陽侯田勝因感恩而「大與湯交，遍見湯貴人」，使張湯得以由一名刀筆小吏進入上流社會視野。其後，田勝又與他的哥哥武安侯田蚡聯手，徵調張湯入朝，「補御史，使案」，才有了他在「巫蠱案」中的表現機會。借此案一舉成名後，為獲得更多表現機會，張湯便經常以一些疑難案件「上請」。在皇上面前，他為自己巧妙設計了一副奇特的憨相：皇上批評他，他就說「我真蠢!其實屬下某某早就勸告過我。」皇上表揚他，他也說：「多虧聽了某某的主張，這都歸功於他們!」武帝覺得這人還挺實誠、蠻可愛。

　　張湯攀著法律職業之路迅速躥升，但與其兒時一脈相承之處則在於，法律仍是他手中兒戲。很快，他又發明了幾種新的玩法——

　　玩法之一：玩「AB劇」。張湯在自己的手下，佈置了一嚴一寬的A、B兩套監史班子。每請示一案，看皇上的意圖：「上意所欲罪」，就交給A班辦案，其結果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上意所欲釋」，就交給B班辦理，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玩法之二：扮御前「鷹犬」。漢武帝大舉興兵伐匈奴，又兼各地災荒，國中財用緊張，便採取收回造幣權大量造幣，徵收鹽鐵稅等政策充實國庫。張湯積極配合有關詔令立法出台，對於官家與民爭利引發的民變騷動，一律「痛繩以罪」，為苛政「保駕護航」。

　　玩法之三：發明「春秋決獄」。武帝一朝一改漢初至文景二帝奉行的道家理念，轉而獨尊儒術，張湯對此極力逢迎。他招請儒生介入辦案，用《尚書》、《春秋》經義牽強附會，使法律標準更加混亂，裁量更加隨意，法制史上「論心定罪」惡潮從此蔓延。

　　張湯倚仗皇威弄權瀆法，害了很多人，自己的仕途也終於四面楚歌，危機爆發：

　　張湯表面道貌岸然，卻早在作長安小吏時就搞「權力尋租」，與富商田甲、魚翁叔等「交私」。張湯成為皇帝身邊重臣後，又將一些重要經濟情報私告商人田信，田信「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後因張湯意欲彈劾丞相青翟，此事遂被相府內朱買臣、王朝、邊通「三長史」揭出。武帝曾就此當面盤問張湯，被他以巧言騙過;

　　張湯閣僚中有個叫李文的御史中丞，因夙有舊隙，時常與張湯作對。張湯就串通一個叫魯謁居的屬吏捏造罪名，製造冤案，最終「做」掉了這個死對頭。武帝當時就對這起冤案有疑，被張湯用假話混過。後來張湯因鹽鐵稅案排擠趙王，引起趙王反撲，又將此事告發。在較多證據面前，張湯又拒不承認。武帝聯想起博士狄山曾當朝大罵張湯是「詐忠」，料定自己到底是被這個信任已久的「忠臣」給騙了，一怒將其下獄。不久，張湯就在獄中自殺。

　　《史記·酷吏列傳》載：「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又說，張湯的老母堅持認為張湯是「被污惡言而死」，死得冤，不願對他厚葬。武帝感歎「非此母不能生此子」，於是殺了揭發張湯的「三長吏」，並重用了張湯的兒子張安世。但有人據此認為張湯生前廉潔，死得冤枉，又未免證據不足：張湯弄法一世，在處理罪贓上不會沒有一兩手反偵查手段;何況他還面臨徇私枉法等多罪指證，自己也認為申辯無望了。至於其身後所蒙種種厚待，只能算作武帝對這位鷹犬愛臣的「君臣情誼」吧。

　　兩千多年後，張湯墓在西北政法大學基建工地出土，這樣的「巧合」，冥冥中似有深長意味。這個以斷案兒戲「入門」，又終生以法律為兒戲的漢代首席大法官，應被世代法律人引為永遠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