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是宋代新古文運動的中堅，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學創作方面，他遠學韓愈，又師承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宋代以降，許多人將其作品奉為典範，他因此成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縱觀曾鞏一生經歷，他不但是一位文學家，更是一位實幹家，只不過在那個文化重於經濟、詩文貴於粟粒的特殊時代，其行政才幹被耀眼的文名所掩蓋住罷了。

1057年，39歲的曾鞏考上進士。在這之後，除了在京城當過幾年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浙江、山東、江西、福建等地的基層任職，前後長達10餘年，所到之處，打擊豪強、抵制兼併、興修水利、減賦救災，為老百姓做了很多實事好事，成效卓著，頗有政聲，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能臣幹吏。

越州：下令讓富戶出售糧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職數年的曾鞏，因在王安石與司馬光關於變法的爭執中把兩邊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請求外調。宋神宗安排曾鞏出任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

北宋的通判，雖然是個副職，但在處理政事上，是與知州同享權、共擔責的，即所謂「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曾鞏當年6月到任，隨即察民情、訪貧苦、搞調研。越州這地方有個老習慣，那就是從酒坊徵收賦稅，供衙門使用。曾經有一段時間，酒坊錢有限，不夠財政開支，州上便想了個法子，不足部分，分攤到老百姓身上徵收，而且一下子就確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7年後，期限已到，衙門卻「責賦如初」，橫徵暴斂，絲毫沒有按規定停征的跡象，老百姓怨聲載道。曾鞏瞭解情況後，馬上停止了這筆賦稅的徵收。

曾鞏在越州沒待多長時間，又碰上當地饑荒，災情嚴重，民生凋敝。曾鞏考慮到常平倉（古代一種調節糧價的方法，建造倉庫儲備米糧，糧價低時就從外面高價買來，糧價高時就把倉庫中的減價出售）的糧食不夠救濟災民，而遍佈鄉野的老百姓又不方便到城裡購糧，為解燃眉之急，便安排人廣貼告示，要求各縣富戶如實申報自家糧食的儲量。當曾鞏看到富戶們申報上來的儲量達到15萬石時，他的心裡踏實了。他立刻發佈政令，要求各地富戶以比常平倉糧價略高一點的價格向百姓出售糧食，從而使饑民能就近購買，無異於雪中送炭。同時，他還籌集了5萬錢的資金，借給無錢的農戶購買種子。

通過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穩度過了災年，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百姓的農事也沒有扔下，廣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綠。

齊州：一舉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鞏調任齊州（今山東濟南）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鞏深知責任重於泰山。自古以來，齊魯便以民風強悍著稱，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齊魯多勇猛響馬之幫」。黃巢起義、宋江落草，乃至清末義和團，皆發端於齊魯大地。曾鞏所任職的齊州，就被評價為：「野有群行之盜，裡多武斷之家」，是個有名的難治之鄉，豪強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鞏這個知州，絕對不好當。他清醒地認識到其難治之處，決定重拳出擊，打擊豪強，樹立威信。

當時有一周姓富戶，其子周高為富不仁，橫行鄉里，民憤極大，但周家「力能動權貴」，與地方官沆瀣一氣，百姓敢怒不敢言。曾鞏初來乍到，便以此為突破口，搜集證據，迅速將周高法辦，百姓拍手稱快。章丘一帶有一夥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殺人越貨，無惡不做，曾鞏派兵將他們悉數抓獲，一舉端掉了這個犯罪團伙，將31名罪犯判刑，發配邊疆。他還在齊州開創了「保伍」之法，以5戶為一保，監督出入，實行外來人口登記，有盜賊則鳴鼓相援。通過曾鞏的治理，齊州盜、劫等犯罪明顯下降，由治安案件多發之州變成了平安之州，風氣為之一清。

曾鞏不像現在有些官員，眼睛只盯著上面的好惡，專揀上頭喜歡的事做，唯領導馬首是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愛民之責拋卻一邊，甚至不惜弄虛作假，勞民傷財。曾鞏既勤政，又務實，而且凡事能從實際出發。當時，為治理黃河，朝廷從各地調集民工，要從齊州調丁2萬。按當時註冊的戶口計算，3個勞動力裡就要調一個，抽調比例高達1/3。當曾鞏聽說一些地方的戶口有漏登、瞞報現象後，馬上決定開展人口普查工作，從下至上，層層上報，反覆核實，最後發現，9丁抽1就能滿足征丁之需。他的這一務實作風，使許多尋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其實，曾鞏在齊州的政績還遠遠不止這些，比如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農業生產；修建齊州北水門，解決了困擾齊州城多年的水患問題；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濟南的著名景點；等等。後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還在大明湖畔建南豐祠（曾鞏又稱南豐先生），都是為了紀念曾鞏為齊州所作的巨大貢獻。

洪州：把官捨改為臨時收容所

1076年，曾鞏調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武職，主要負責防務）。洪州是當時有名的文化繁榮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閣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聞名。這裡也的確是一個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地方，晏殊、歐陽修、王安石這些曠世名儒，包括曾鞏自己，均出自這裡。到洪州，是曾鞏多次向朝廷請求的結果，因為他母親已經近90歲高齡，需要照顧。

任職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鞏趕緊調配救災物資，迅速命令各縣、鎮儲備防疫藥物，以備萬一。他安排人騰出州衙門的官舍，作為臨時收容所，給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無力自養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醫生給他們治病，還給他們免費提供飲食和衣被，使這些人不至於在忍受病痛的同時挨餓受凍。他派人隨時記錄疫情，把染病和沒染病者均登記造冊，及時匯總，然後從國庫調撥資金，按輕重緩急，依次有序地分發救濟款。曾鞏這一系列舉措，從死亡線上挽救了許多鮮活生命，充滿著那個時代少有的人文關懷。

當時，曾鞏還有一件事幹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討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糧草，搞好這支遠征軍的過境接待。俗話說：「匪過如梳，兵過如篦」，數萬人吃喝拉撒，當地衙門一個安排不周，軍隊擾民的事情就有可能發生，這個協調工作可不容易干。所以，大軍南下，一路浩浩蕩蕩，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曾鞏絲毫沒有掉以輕心，而是提前作出籌劃和安排，及時調度物資，巧妙安排過境時間。最後，大軍過境，倒也秋毫無犯，許多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大軍路過本地。

福州：當官不與民爭利

1077年，曾鞏由洪州轉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這一年，他已經59歲了。在北宋，這種高齡還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顧養老，就是被貶外放，要麼就是不被皇帝重視，曾鞏也許屬於後者。他自1069年外放越州以來，已在多州任職9年，以曾鞏的文學名氣和政治作為，皇帝只要稍微關注一下，早就可以回京點翰林、當學士了。所以，同僚們都認為他懷才不遇，《宋史曾鞏傳》對他的評價就是「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不過，曾鞏並無怨言，依然兢兢業業。他在福州任職僅1年，時間雖然很短，政績卻不俗。

福州任上，曾鞏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當官不能與民爭利。當時，地方官的待遇不錯，除了正常的工資、津貼之外，朝廷還撥給一定面積的「職田」（權屬國家的固定田產），通過收取這些田地的租子來發放補助。福州沒有「職田」，但有一塊面積很大的菜園，州上經營這塊菜地得當，單算菜錢，州官們每年就能得到三四十萬錢。

不過，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擾亂了市場，導致菜價越來越低，以種菜為業的菜農倒是賣不掉他們的菜了，收入大減。所以，州府的這個讓官吏們富得流油的菜園子，成了老百姓「賣菜難」的禍根。曾鞏瞭解到這一實情後，憤慨地說：「太守與民爭利，可乎？」官員應該設法增加農民收入，怎麼能與民爭利呢？他立刻取消了這個「富官傷農」的菜園子，雖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塊，但保障了菜農的利益，老百姓為之歡呼。

福州這地方還有一個怪現象，買官的少，買住持的多。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原來，福州歷來興佛教、多寺廟。除了國家會撥付一定產業給寺廟外，許多百姓、富戶，也紛紛給寺廟捐贈金錢、地產等，寺廟和尚因此比衙門官差還富。一時之間，投身寺廟當和尚，成了人人嚮往的熱門職業，一些好逸惡勞的地痞流氓破落戶到處鑽營，為撈一個當和尚的指標而費盡心機。一些頗有聲望的社會名流甚至都會買通關節，賄賂官府，爭當住持，搞得福州上上下下烏煙瘴氣。曾鞏斷然決定採取措施，剎住這股歪風。

曾鞏頗有超前意識，他知道，要杜絕住持買賣，唯有「直選」。他安排人分別前往各地寺廟，把和尚們聚在一處，通過他們的無記名投票推舉住持，然後把「直選」出來的住持層層上報州府，由州府發佈聘任文書，一切都明著進行，從而堵住了後門。

以上只是曾鞏從政的點滴，60歲之後，他還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滄州等地任過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績。與那個時期許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實際工作中，曾鞏少於議論，多於實幹，說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愛民為出發點，簡單、純粹、執著。他一生輾轉七八個州，大多數時間都在基層任職，及時處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實事、好事。當他任滿離開時，竟有百姓緊閉城門，極力挽留，不願意他離開。

然而，曾鞏不像那些習慣於弄虛作假的政客，有一點泡子就吹噓成氣球那麼大，甚至影子都沒有的政績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瞞下，拚命「打扮」自己。他對於自己的政績從不張揚和炫耀。每次上書皇帝，他只說些盡孝養親之類的尋常家事，其它隻字不提。而這，恰恰成了曾鞏的短處。由於他不擅宣傳自我，加上他在基層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對變法的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報告，說曾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評價為一個品格低下、碌碌無為的庸官，斷言他不堪大用。曾鞏於是一直無法以才幹立朝，一輩子沒有得到更好的機會施展抱負。後世的人們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績，他的卓越才幹，便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不為人知，堪稱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