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個底層小民做天子

　　公元前202年，劉邦借韓信之力在垓下滅了項羽，又立馬搞突然襲擊奪了韓信兵權，實力穩操一人之手，「老子天下第一」，於是急不可待地由漢王改稱漢皇帝，漢王朝由此開局。

　　在今天的山東定陶。天寒地凍的北方正月，荒涼破敗的氾水北岸，登基儀式進行得如劉邦的流氓習性一樣潦草而隨意。假戲真做，劉邦的諸侯將相們先來一番「請登帝位」的乞求，劉邦接著假惺惺地來一番謙讓。群臣煞有介事地再來一番勸進，雖說「大王起微細」，出身不大尊貴，但您「誅暴逆，平定四海」，功高當作皇帝呀。劉邦再擺出一副為眾人逼迫，實在「不得已」，只好違心破例，勉為其難的樣子，「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嘿嘿，你們硬覺得我當皇帝合適，那就以國家利益為重吧。「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

　　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真實地記下了當時的場景。這場景在今天看來，有如三流演員綵排，蹩腳生硬，扭捏作態。然而，卻萬不可因此忽視了劉邦君臣這場政治遊戲巨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秦末，所有政權的創始者，不管是喚作帝，喚作王，還是喚作天子，喚作皇帝，查其身份，都有著堂皇而悠久的家世淵源，由底層小民「起微細」直接一步躍上全國最高統治者的寶座，做天子，建王朝，劉邦可謂第一人。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王朝和人物為綱，主要記王朝之史的通史，其專記帝王的十二本紀，所記五帝、夏、商、周、秦、漢六個全國性政權的創始者，劉邦之外，其餘五人，皆出於世代諸侯之家。打開《史記》，跳入眼簾的第一行正文，便是莊嚴而隆重地記述五帝之首的黃帝的顯赫身世：「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父親少典是有熊國的國君，自身姓氏也直接標明是公侯之後，你看，如今舉世公認的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血統何等高貴，起點何等輝煌，可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呀。其後四帝，順勢高揚，「奔流到海不復回」，顓頊、高辛、堯、舜，一脈相承，皆黃帝子孫。再之後，夏朝開國之君「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滅夏朝而興商朝的湯，其初祖契，是黃帝曾孫帝高辛的妾生子，「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被舜帝封於商，湯已是第九代地方政權商國的國君。滅商朝而興周朝的周武王，其初祖後稷，比商湯的初祖契身份更高貴，是帝高辛的大老婆的兒子，以擅長農業而早享盛名，堯時已為天下農官並建國，自那以後，歷堯、舜、禹時代和夏朝、商朝，「皆有令德」，到周武王時，已傳國十六代，歷時一千多年。徹底取代周朝而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其初祖大業，是黃帝之孫帝顓頊的外孫，大業之子於帝舜時得國，到秦始皇時已傳國近40代。

　　不僅全國性政權如此，地方政權的開國首領，也必須統統出自貴族之門。《史記》所記吳、魯、燕、陳、衛、宋、晉、楚、越、鄭、趙、魏、韓和姜齊、田齊等諸侯國的第一任君主，沒有哪一個不是淵源有自的世代貴族。就連曾一度做過殺牛的屠夫和賣飲食的攤販的姜太公，其先祖也是呂國國君，所以姜太公姓呂名尚，而他本人其時也正做羌族的首領，率領羌族與周人聯盟而滅商，得以做了姜齊的開國之君。後來以田齊取代姜齊的田氏，乃舜帝后裔，陳國公族，從陳國跑到姜齊，世為高官，苦苦經營近200年，歷10代，才得以廢姜齊而建田齊。

　　所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將劉邦以前的政治史歸結為四個字：「無土不王」，沒有根基，不得為王。的確，自黃帝起，數千年間的王朝更替和地方政權易主，歷史，只重複一個事實，只複述一個常識：開國之君必貴種，野小子們別做夢。

　　然而，這個鐵則，被「起微細」的劉邦在公元前202年那天嘿嘿一笑，就再也鐵不下去了。

　　司馬遷寫《史記》，於本紀和世家，凡記劉邦之前的天子王侯，開篇必記明傳主的家世、姓氏、名號，而到本朝開國皇帝的《高祖本紀》，理應更加大書特書，卻一改慣例，低調行文，逕直寫道：高祖，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既不寫劉邦的家世，於劉邦及其父親、母親也不寫名諱，顯然是無所可記，只好如實闕如。因為按那個時代的規矩，凡士以上貴族，必定姓、氏、名(包括字、號)俱全，而細微低賤之人，則一般只有姓，無氏，也無名——沒有資格論氏起名呀。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夠窮了吧?人們也知道他姓顏，名回，字子淵。與劉邦同時的陳勝，「嘗與人傭耕」，給人當雇工，社會地位夠低了吧?史書也清清楚楚地記載，他姓陳，名勝，字涉。而劉邦一家，祖上無事可記，父子無名可載，只知道時人按模糊叫法，稱其老爸為太公——老大爺，老媽為媼——老太婆。劉邦兄弟四人，三人同父同母，按照世俗通行的伯仲叔季的叫法，人們稱老大為伯：劉老大;老二為仲：劉老二;劉邦排行老三，就稱其為季：劉老三，或劉老么。至於後來常說的劉邦姓劉、名邦、字季，最早見於東漢末年荀悅《漢紀》，那已是劉邦身後400年的記載了。窮得到處蹭飯賴賬，低賤到不知祖宗來歷，父子兩代都是莫名大王，連雇工也不如，劉邦的家世和身份也真「微細」得沒法再微細了。

　　就是這樣一個起於細微的劉邦，居然造反八年，就統一天下，當了皇帝。要說破天荒，中華五千年政治史上，劉邦破的這個天荒也真夠大的了。

　　談到劉邦這次破天荒的意義，史家的普遍說法，是稱劉邦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民皇帝。乍一聽，似乎頗有道理，細一想，就覺得遠遠不夠。比較到位的評價應該是：劉邦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社會底層人物做了全國性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不僅僅是農民做皇帝而已。

　　在劉邦之前，中國還從未有過社會底層人物登上全國至尊之位，奴隸中沒有過，農民中也沒有過。當奴隸的，通過個人奮鬥，最高獲得過相當於後世丞相或宰相的地位，如商代輔佐武丁中興的名相傅說，就是奴隸出身。先秦的奴隸起義，似乎還沒有奪取政權的意識，當然也不會因此從奴隸中產生出最高統治者來。劉邦之前，農民中已有王侯意識，農民起義已建立過政權，並從農民中產生了王，陳勝就是如此。不過，陳勝雖然發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驚天吶喊，並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建立張楚政權，稱王而號令天下，但全國性政權尚未建起便迅即失敗身亡。劉邦則一舉成功，滅群雄，建大漢，稱皇帝，成為中國歷史上完全意義的「起微細」而踐至尊者。

　　微細而創盛大，草民而登至尊，劉邦以巨大的反差，讓歷史變色，為天地生色。從骨子裡瞧不起劉邦的司馬遷，寫史至此，也止不住連連感歎，一邊問天，一邊讚賞：「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

　　二、第一個世代文盲當皇帝

　　在我國古代史上，劉邦還破了一個天荒——第一個世代文盲當皇帝。劉邦之前，王侯將相，特別是全國最高統治者天子和皇帝，全都是文化人。

　　傳說中，華夏第一代聖君我們的人種初祖伏羲，是象形文字的發明者，「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國《尚書序》)第一個統一北方的君王我們的人文初祖黃帝，在先民的傳說中，更是創始文明的集大成者，「考定歷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造舟楫」，「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晉·王嘉《拾遺記》卷一)。據傳世最早的譜牒《世本》的《作篇》，舉凡曆法、文字、衣服、舟車、音樂、圖書，都是黃帝發明。而在世俗傳說中，甚至還有中醫、指南車等等，也由黃帝首創，傳世最早的中醫經典，書名就叫《黃帝內經》。夏王朝創始人大禹，精通水利、地理和各地物產貢賦，「別九洲，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古文尚書·禹貢序》)我國第一部地理專著《禹貢》，就是記述大禹所論而成。商，當其還是夏王朝屬下小方國的時候，幾代君主都是傑出的發明家，尤以相土發明馬車，王亥發明牛車最為著名，深受其國人崇仰。周王朝奠基人周文王，被商紂王關在羑里牢中，居然還著成《周易》;文王之子周公，既是周王朝最主要的創始者，又是可與孔子齊名的華夏文明大聖人，其所制禮樂，被孔子讚歎不已，「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終生對之「述而不作」。

　　創業難，守成也不易。明君聖主依靠自身的文化優勢開國，自然希望後代也依靠文化優勢把國家政權守牢，所以特別重視其接班人的文化教育。《尚書·大傳》說：「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後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有三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各級貴族的正妻所生的大兒子，也即他們的接班人，必須從十三歲就開始嚴格的文化學習，到二十歲，還得繼續深造，以諳「大節」「大義」，成為合格的統治者。這倒真個是「學而優則仕」呢。經過這樣的文化專利的訓練和熏陶，想當文盲也沒門兒。倘若對文化略有所愛，甚至可以成為實際上的學問家。周景王不過一平庸的國君，一次與晉國使臣籍談論及晉國歷史，滔滔不絕，籍談竟不能對答，被周景王嘲謂「數典而忘其祖。」(《左傳》昭公十五年)成語「數典忘祖」即由此而來。商紂王是有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其文化素養卻極高，史書上說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天賦高，反應快，見多識廣，能言善辯，常常「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史記·殷本紀》)，特別自負，認為天下臣民都不如自己，牛氣得很呢。

　　所以，先秦時期，文盲休做君王夢。

　　同時，在先秦，對整個貴族階層子弟的文化教育，也有很高的要求和嚴格的制度保證。《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家中有私塾，城鄉各有地方學校，城裡叫「庠」，鄉間叫「序」，國都叫「學」。每年入學一次，每兩年考一次試，每個階段的考試都有很高的目標：「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合格者，謂之「小成」。這是第一個階段。學到第九年，測試的目標更高，看其能否「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不僅掌握必備的具體知識，還要有科學的思維方法，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並能獨立思考，不受誘惑，立場堅定，固守大道。如此，方可謂「大成」，方可在入仕後「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作到「學而優則仕」。孔子辦私學，搞民營教育，雖然具體施教方式方法別有創新，但所收弟子仍是貴族子弟，培養目標則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為各級政權輸送高文化素養的幹才，與官方教育完全一致。

　　文化既屬貴族特權和專利，教育又以這種特權和專利不斷鑄造貴族接班人，這就決定了：劉邦之前，統治者中決不會有文盲，文盲也不可能當上統治者，更不可能稱王稱帝做天子。特別是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後，禮樂文化就成為各級貴族必須具備的文化素養，並被融注於政務和生活的全部細節之中，一個貴族成員，倘若不會行禮、誦詩、奏琴，直接就無法生存。打開《左傳》，你看春秋時期的貴族人物，哪一個不是文質彬彬?光是民間聚會和國際會盟之時，都必須賦《詩》表意——有選擇地誦讀古詩，以儒雅地表達自己的志意，不把孔子以前傳世的三千首古詩背個滾瓜爛熟，並深悟其微言大義，應付得了嗎?這就是有名的「春秋賦詩」。僅此一點，就足以讓後世的文人才士汗顏不已，更遑論文盲。

　　劉邦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文化的不可或缺，從而虔誠地親近文化，禮敬文化，自覺地學習文化，傳承文化。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當了3年沛公、4年漢王、8年漢皇帝的劉邦，臨終前，親筆給太子劉盈寫了一封敕書，要他的接班人記取自己的教訓，勤奮地學習文化。在這封敕書裡，劉邦對自己的文化出身、學習經歷講得十分清楚：「吾遭亂世，生不讀書，當秦禁學問，又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說：「吾生不學書(寫字)，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南朝梁·殷芸《小說》卷一)劉邦以「踐阼」(即帝位)為界線，分兩個時段描述了自己的文化狀況：當皇帝前，因為「生不讀書」，「生不學書」，幼少時期沒讀過書，沒練過字，所以全然文盲一個，也不把這當回事，還以為讀書本來就沒用。當了皇帝後，因為職務需要，這才開始讀書，讓人講解書中要義，回顧對照以前所作所為，竟然很多都錯了，深感悔恨，深感讀書學文化的重要。讀書就得識字，於是又自覺掃盲，邊讀書，邊問字，問字音字義，也問字的寫法，隨之學著練寫字，漸漸連猜帶蒙能讀了，也湊湊合合會寫了，雖說寫得不大工正，但勉強也能對付日常政務了。

　　劉邦把自己幼少時沒讀書的原因，歸結為生遭亂世，歸結為秦朝野蠻的文化專制和自己受讀書無用論的毒害，乍聽來頗有道理，其實壓根兒不是那回事。出於不願在後人面前過於暴露家醜的考慮，劉邦掩蓋了唯一的真實：他出生於底層小民世代文盲之家，在先秦時期，這種家庭的子女，根本就沒有讀書學文化的權利。即便不遇秦朝的暴政，即便天天聽人講「唯有讀書高」的道理，像劉邦那樣的家庭條件，也不可能讓他去讀書學文化。那個時代，以及之前悠悠數千年，讀書一直是貴族的專利。據《史記·盧綰列傳》，劉邦少年時期，曾與其好友盧綰「俱學書」，學過幾天認字寫字，但這充其量和項羽一樣，自己家裡找人稍作指點，認得寫得和姓名有關的幾個字，「足以記名姓而已」(《史記·項羽本紀》)，與正兒八經的上學讀書無關，所以劉邦臨終前想起青少年時期，那樣不堪回首，一再說是「生不讀書」，「生不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