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六車道的西延高速路將西安至延安的距離縮短到4個小時以內，公路兩側的黃土高坡經過近幾年的人工和飛播造林，已是綠樹覆蓋、滿眼蒼翠。

　　70多年前，這條長達幾百公里、黃土飛揚的陝北高原之路，自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青年行經，他們步行七八天來到延安，有的人懷揣一本《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了中國共產黨完成歷史壯舉「萬里長征」後的落腳點——陝北。他與毛澤東在窯洞裡徹夜交談，明白了這個在蔣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黨和軍隊，怎樣帶領中國人一步步爭取民主自由，並把這段經歷寫成《紅星照耀中國》。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這是中國現代詩人何其芳筆下抗戰時期的延安景象。

　　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6萬人。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接待和向延安輸送青年2萬多人。

　　白求恩、巴蘇華等支援中國抗戰的外國友好人士也來過這裡。

　　延安到底有何奧妙？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的對比頗具代表性。1940年陳嘉庚回國考察抗戰情況，先後到了重慶和延安，中國這兩個政治和軍事中心給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慶，陳嘉庚看到，男長衣馬褂，滿清制服仍存，女則唇紅口丹，旗袍高跟鞋紅指甲；行政官可私設營業，檢察院不負責任；政治辦事機關各處辦事員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陳嘉庚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陳嘉庚回憶說，他到毛澤東住所正遇南洋學生到來，不敬禮便坐，決無拘束；還有一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舉辦母校成立週年會，抗大學生要表演球賽，一位學員當場邀請在座的朱德上場打球，朱德二話不說脫掉外衣便與學員奔搶。

　　二無苛捐雜稅。地主要「減租減息」，農民要「交租交息」，工人、農民均負擔合理的國家賦稅。

　　三是實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邊區還建立了回民自治區。

　　「中國共產黨倡導施行的這幾項政治、經濟、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為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以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為主要構成的『中間勢力』，服從抗日救國圖存的大局。」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授楊延虎說。

　　正是看到這些，陳嘉庚由一個堅定的「擁蔣派」變為「擁共派」。

　　考察結束回南洋途中，陳嘉庚路過緬甸仰光，在當地華僑的歡迎會上，他大聲疾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43年陝甘寧邊區一次勞動英雄大會頒獎大會上，當毛澤東宣佈將一頭牛獎勵給一位「特等獎」獲得者時，台下勞動英雄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

　　「那應該是中國人第一次呼喊『毛主席萬歲』，當時完全是老百姓發自內心的樸素表達，說明中國共產黨真正贏得了人心。」楊延虎說。

　　斯諾之後，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還派來一支「美國記者和軍人觀察團」，他們先後考察了晉綏、晉西北、晉中、冀中等敵後根據地，並專赴延安對毛澤東進行訪談。

　　第一位到訪抗日根據地的外國軍事觀察家美國軍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考察後，得出和陳嘉庚一樣的結論：「中國抗戰勝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無疑成為當時全國抗戰的一個中心。在這裡，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成為抗戰的指導思想。

　　這裡也是由紅軍和抗日遊擊力量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總指揮部。

　　「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指出，「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出現的奇異景象。」

　　抗戰期間，共產黨發動、組織和武裝民眾形成的眾多抗日根據地，不僅破壞了日本「以戰養戰」的目的，更是通過平型關大捷、雁門關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機場、黃土嶺戰鬥、百團大戰等戰役的勝利，鉗住了近60%的日本陸軍軍力。

　　其中，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在華北地區進行的「百團大戰」，歷時近3個多月，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大大緩解了正面戰場壓力，給日本侵略者以極大震懾。

　　尤其是獨特的敵後遊擊戰和山地遊擊戰，使日軍剛剛從國民黨手中佔領的地區，很快變成了抗日根據地，日軍佔據的交通線和城市，又變成新的前線，讓日軍十分頭疼。 

　　在慶祝抗戰首勝——八路軍取得的平型關大捷電文中，毛澤東寫道：「二十五日平型關戰役，除繳獲汽車二十八輛，大炮一門、炮彈兩千餘發、步槍數百隻、打死敵人一千多人外，還包圍了敵之高級司令部，繳獲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敵整個華北作戰計畫及標示目的地之日文地圖。」

　　「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害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集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據戰後由日本防衛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記載，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把中共軍隊視為頭號敵人。

　　在敵後戰場，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0多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成為名副其實的抗戰「中流砥柱」。

　　一項統計顯示，八年間，八路軍、新四軍子彈消耗不足4000萬發、手榴彈800萬枚，按殺傷52萬日軍和同樣數量的偽軍統計，平均每斃傷一敵約消耗子彈30發、手榴彈7枚，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