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明朝滅亡300週年。這一年，郭沫若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說崇禎和李自成的史論：《甲申三百年祭》。

這篇文章取材偏狹，觀點陳舊，推理失據，邏輯混亂。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應屬低下之品。文章發表以後，在重慶，在學術界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卻得到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青睞。毛澤東不但在大會小會上多次提到這篇文章，還指示延安的《解放日報》全文轉載。隨後，又把它作為整風文件印發給解放區的全體幹部學習。當年，馬、恩、列、斯的單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視。可見，這篇文章的政治意義是遠大於歷史意義的。由於這篇文章並沒有闡發什麼政治理論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義只能是參考性的或象徵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傳信錄》、《烈皇小識》、《剿闖小史》、《芝龕記》等古籍中的有關記述6700多字，介紹了崇禎朝的社會狀況，介紹了崇禎和大臣們在明朝滅亡前夕的一些活動，介紹了李自成武裝由壯大到失敗的簡要過程。其中，考證和談論李自成部將李巖、宋獻策、劉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軼事的部分，佔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國改朝換代的一年，事件頻仍，內容豐富，風雲人物眾多。以甲申為題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對當年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應該涉及的。但該文只寫了兩件事：明朝的滅亡和李自成的敗亡。只寫了兩個政治集團的人物：崇禎集團和李自成集團。當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爾袞，在文章中看不到蹤影，連名字都沒有提到。而當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吳三桂、張獻忠也只是順便提到了名字，他們的事跡則被全部略去。好像這幾個人與甲申年的改朝換代沒有什麼關係，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沒有這些人的戲似的。實際上，影響當年中國政治格局的，並不只是崇禎和李自成兩個人。多爾袞、吳三桂、張獻忠等人的影響，絕對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殺。沒有多爾袞、吳三桂、張獻忠等人，甲申的歷史就要重寫。郭沫若是一個歷史學家，又是有名的作家，這樣文不對題、喧賓奪主的錯誤，照理是不會犯的。但這個錯誤他恰恰就犯了，他為什麼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很耐人尋味。

甲申之後，有關崇禎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這類著述郭沫若讀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來介紹崇禎和李自成。但他展現給讀者的崇禎和李自成的形象，卻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實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禎和李自成的形象。實際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傳信錄》、《烈皇小識》、《剿闖小史》、《芝龕記》中，就有不少對崇禎和李自成的負面的評價和描寫，只是郭沫若沒有採用而已。郭沫若作出這樣的選擇，是無意的疏忽還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尋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說法，是很成問題的。郭沫若說："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沒有人會責罵崇禎，崇禎不但不受責罵，而且後人還很同情他。一個不受責罵，並且還得到人們同情的人，應該是一個好人，起碼是一個沒有做過壞事的人了。但是，崇禎果真是一個好人，是一個沒有做過壞事的人嗎？郭沫若自己沒有給出證據來證明崇禎是個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證明，崇禎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昏君和暴君。崇禎從來沒有做過什麼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賑濟災民、減輕賦稅等，他有權做，他可以做，但當大臣建議他做這些事時，他卻斷然拒絕。就在《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中，接下來郭沫若就說："（崇禎）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於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就憑這幾點，崇禎能不被責罵？能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崇禎的惡行，其實遠不止此。崇禎冤枉好人、濫殺無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記載。崇禎在位十七年，撤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十四個兵部尚書（其中五個被殺，四個被治罪）。殺督師及總督十一人，殺巡撫十二人。他不學無術又自作聰明。他重奴才而輕人才。他在所有的軍隊裡安插太監，對軍隊的長官進行監視和控制。崇禎時期，太監人數達十萬之多。崇禎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國本民族的人民起義。他曾經派人與滿清談判，但絕對不會考慮與李自成談判。他任意妄為，殘忍嗜殺、草菅人命。滿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禎幾乎全都代做了。崇禎給自己開創了一個眾叛親離的結局。這樣的昏君和暴君，會不被人責罵？會受到後人的同情？崇禎末年，馬世奇當面對崇禎說："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為什麼？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不從賊難道從你崇禎？你崇禎比賊好在哪裡？

"很博得後人的同情"之說，純屬無稽之談。所謂後人，不就是崇禎死後的世人嗎？退一步說，即使確實有崇禎的孝子賢孫不責罵崇禎，同情崇禎，也不可能所有的後人都不責罵崇禎，都同情崇禎的。試想，被崇禎冤殺的文武大臣的後人，崇禎朝被活活餓死的老百姓的後人，給崇禎提合理的建議，不但不被採納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後人，會不責罵崇禎，會同情崇禎？順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幾句話，引得並不完整。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流賊》，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的下面，接著還有這樣幾句："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這幾句說得很具體的話，郭沫若視若無睹，不予引用，不就是為了掩蓋崇禎的醜惡嘴臉嗎？

可見，郭沫若說的"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這句話，既沒有道理，也不符合實際。

郭沫若說："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句話的問題就更多了。"種種的錯誤"到底是什麼錯誤？是誰犯的錯誤？語焉不詳，讓人摸不著頭腦。"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很讓人費解。清朝的入主，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幸還是不幸，實在是不好說的。如果明朝滅亡之時，有一個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並且那個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國而因故沒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該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麼，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當時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嗎？沒有。當時，有可能長期統治中國的政治勢力有三個：崇禎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順政府、多爾袞的大清政府。但崇禎和李自成已經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實證明，他們最後都被人民所拋棄，自取了滅亡。而正是他們的滅亡，給清朝入主創造了機會和條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結束了崇禎朝人相食、餓殍遍野的人間慘劇。郭沫若說，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實在是無從說起的。再說，清朝沒有入主之前，中國人民難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句話，也不像出自一個歷史學家之口。中國人民的血淚，實際上潸流了幾千年，並不是從清朝的入主開始的。郭沫若不說明朝統治時期中國人民的血淚，不說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民的血淚，只說清朝入主以後"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淚不是血淚，只有清朝入主以後的血淚才是血淚；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滅亡後，中國人民過的是幸福生活，沒有流過血淚。這顯然是違背事實的，也是說不通的。清朝儘管也是封建專制王朝，清朝時期的中國老百姓儘管也飽受剝削和壓迫，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清朝與明朝相比，清朝好歹還有一個康乾盛世，好歹收復過台灣，擴大過疆土。明朝幹了些什麼？

崇禎和李自成，一個是實行專制統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個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兩個人是你死我活的對頭、不共戴天的仇敵。面對這兩個人，郭沫若的態度卻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禎："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納人善言，而且平常所採取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他批評崇禎："明朝統治之當得顛覆，崇禎帝實在不能說毫無責任"。"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他也批評李自成："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在對崇禎和李自成的評價上，郭沫若將他們等量齊觀，不加區別，刻意迴避政治評判和道德評判。在感情方面，也沒有什麼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動物的模樣。在那個革命口號叫得震天響的年代，自稱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隱瞞自己的革命立場和政治觀點，出於什麼目的？耐人尋味。

但是，要說郭沫若完全沒有傾向性又好像不對。《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幾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號註明引自《明史·李自成傳》。其實，《明史》中根本就沒有《李自成傳》這個篇名。所謂的《明史·李自成傳》，實為《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流賊》。《明史》是清朝乾隆時期吏部尚書張廷玉奉旨負責編撰的。出於封建統治的正統觀，《明史》一般都用"賊"這個詞指稱李自成，當然是有意要貶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資料，卻極力避免用"賊"來指稱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顯然是維護李自成的名聲，對李自成表現出了一份偏愛。

郭沫若在文中有幾段奇妙的推論："假使李巖的諫言被採納，先給其父子以高爵厚祿，而不是劉宗敏式的敲索綁票，三桂諒不至於'為紅顏'而'衝冠一怒'"；"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李巖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假使沒有外患，他（李自成）必然是成功了的"……過多的假使，讓郭沫若遺憾萬分。郭沫若這是自作多情，自尋煩惱。歷史是不存在假設的。歷史的必然大大超過歷史的偶然。郭沫若其實不需要那麼多假使，只要一個就夠：假使全天下的人都擁護李自成，李自成就成功了。問題是，這樣的假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史論中設置如此多的假使，也叫史論？何況，就算李自成成功了又怎麼樣呢？郭沫若沒有繼續推論下去。就在郭沫若所引用的所謂《明史o李自成傳》中，有這麼一段話："自成為人高顴深頔，鴟目曷鼻。聲如豺，性猜忍。日殺人斮足剖心為戲。所過，民皆保塢堡不下。"不難想像，在他的統治之下，老百姓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不知道郭沫若看到這句話時，當時是怎麼想的？

郭沫若說："（李自成）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滿清取明而代之，完全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第二個足以取代朱明政權的政治力量。種族的悲劇固然是悲劇，但這個悲劇決不是李自成個人悲劇的擴大而導致的。其實，種族之間的悲劇是悲劇，種族內部的悲劇同樣是悲劇。在很多時候，種族內部的悲劇比種族之間的悲劇更慘烈、更殘酷。"攘外必先安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理論"和"寧與外賊，不予家奴"的現象，就是種族內部的悲劇的總結和寫照。朱元璋製造"空印案"殺十多萬人；張獻忠挖朱元璋祖墳、燒朱元璋家廟，在四川濫殺無辜；李自成決黃河堤，水淹開封。就是種族內部悲劇的具體而生動的反映。朱明王朝統治中國的287年間，中國老百姓的遭遇，與外族統治時期相比，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表達了一個很有趣的見解。他認為明朝的滅亡，與天災有很大的關係。李自成的失敗，與決策有很大的關係。郭沫若認為，如果那時候不發生天災，崇禎就不一定亡國。如果決策不發生失誤，李自成就不一定失敗。按照郭沫若的邏輯，當時如果既不發生天災，李自成也不發生失誤，崇禎和李自成就都不會失敗，都將成為勝利者。那就是說，在奪權與反奪權的你死我活的搏鬥中，是可以出現"雙贏"的結局的，水火是可以相容的，這是什麼邏輯？

《甲申三百年祭》不是嚴肅的學術著作，不是有真知灼見的評論文章，也不是富有文采的文學作品。不但如此，它還存在著不少瑕疵。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個有名的作家，郭沫若為什麼會寫這麼一篇文章？

此文的發表也有頗多耐人尋味的地方。其中的一些細節，很值得推敲。據知情者披露，這篇文章，是郭沫若應《新華日報》委派的喬冠華、翦伯贊等人的請托而寫的。喬冠華是有名的記者，翦伯贊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兩個人都文名遠揚。寫一篇像《甲申三百年祭》這樣的文章，實在是小菜一碟。他們為什麼自己不寫，卻興師動眾地請郭沫若寫？該文脫稿後，郭沫若先請中共駐重慶的負責人董必武審閱。然後，特意選擇3月19日，即崇禎自殺的日子，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分四期連載。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為什麼要請一個非歷史學家審閱？一個國民黨政府高官的文章，為什麼要請一個共產黨高官審閱？選擇崇禎自殺的日子發表這篇文章，用意又是什麼？

要解開這一系列的疑團，我們不能不簡單瞭解一下郭沫若其人和此文寫作的時代背景。

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1926年7月參加國共兩黨合作的、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中將副主任、代主任。12月，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科教官。1927年3月，國民政府發生寧漢分裂，由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宋子文、徐謙組成的武漢政府，宣佈開除蔣介石黨籍，並對其通緝。在此期間，郭沫若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遭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的通緝。1927年7月郭沫若任汪精衛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當年８月1日，郭沫若參加朱德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起義部隊總政治部主任（朱德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長，其時，陳獨秀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三人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一起義後，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否退出了國民黨，不詳。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報道，67歲的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郭沫若隨後在 1959年元月3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學習毛主席》一文，專談自己入黨後的感想。由此推測，郭沫若移居日本後，有可能被作了自動脫離共產黨的處理。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受的是新華社的請托而不是指示。

1928年2月，為躲避國民黨的抓捕，郭沫若移居日本，從此遠離政界近10年。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回到國內。蔣介石沒有算他的老帳，反而於1938年任命他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0年11月又任命他為國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長期出入於國共兩黨之間，又長期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與兩黨的高層人物關係密切。郭沫若在文學、史學、考古學、金文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是政、學兩界的兩棲人物，名聲顯赫。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反攻階段。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已經公佈。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已經沒有什麼懸念。爭奪國家領導權的問題，再次成為國共兩黨的頭等大事。1944年中國的政治局面，與300年前的甲申年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蔣介石的地位有點像崇禎，是正在台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但面臨著內亂和外患，地位很不穩固。毛澤東的處境則有點像李自成，有部隊，有地盤，有問鼎國家最高權力的實力和志向。雖然兩黨還沒有公開兵戎相向，但爭取人心、爭奪人才的輿論戰已經先期打響。當時，國民黨的軍事力量雖然佔有優勢，但它實行的獨裁統治不得人心，加之政治腐敗，眾叛親離，政權搖搖欲墜。共產黨的軍事力量相對比較薄弱，但它反對封建、反對獨裁，提倡自由、提倡民主的主張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其政權充滿了活力與生機。兩黨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此時的國共兩黨，誰勝誰敗還難見分曉。在這個時候，許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郭沫若雖然加入過國民黨和共產黨，但當時卻是一個無黨派人士，在國民政府擔任著高級職務。對郭沫若來說，國共兩黨，隨便哪一個獲勝，或隨便哪一個失敗，都不會對他構成致命的威脅，他都是可以接受的。而郭沫若在學、政兩界享有的聲望，使他成為國共兩黨都想爭取的對象。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能得到郭沫若的公開支持，都會是輿論方面的一件好事。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共產黨為什麼要委派喬冠華、翦伯贊等人去請他寫一篇有關崇禎和李自成的文章；郭沫若為什麼在寫好之後要請董必武審閱；郭沫若在文章中為什麼對崇禎和李自成不褒不貶、又褒又貶，各敬一炷香又各打五十大板；這篇疵點多多的文章，為什麼《新華日報》刊出後，《解放日報》還要全文轉載，大造聲勢，儼然把郭沫若當作自己人。而選擇在崇禎自殺的那個日子發表文章，使人覺得此文是一篇崇禎忌日有感而發的紀念文章，與國共兩黨的鬥爭無關，作者是置身於兩黨鬥爭之外的。

《甲申三百年祭》的發表，會產生這樣的後果，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他既惶惶不安，又竊竊自喜。當然，喜的成分要多一點。他知道，到時候即使共產黨成不了氣候，天下還是國民黨的，他也不必由於此文受到共產黨的熱炒而擔憂。因為這篇文章的觀點並不是一邊倒的，何況你根本就從這篇文章中找不到任何影射什麼人、影射什麼黨、影射什麼事的字句。郭沫若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郭沫若很會逢場作戲，也喜歡逢場作戲。他曾經對陳明遠說過："做人有兩種，一種叫逢場作戲，那樣，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種，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毀掉"；"北伐開始之後，我的地位漸漸高了，就免不了學會逢場作戲了"；"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我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可以說，《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典型的戲作。

當時的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是國民黨黨中央的所在地。共產黨的機關報能在重慶出版發行，抨擊蔣介石獨裁專制和對國民黨冷嘲熱諷的文章，可以在那裡公開發表，既說明了蔣介石政權的外強中乾和不得人心，也說明了蔣介石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還不敢公開抗拒，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不敢公然禁止。

五年之後，頑固堅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實行獨裁專制的蔣介石，倉皇逃離了大陸，在台灣度過了他的餘生。郭沫若則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務院副總理和科學院院長，登上了他人生輝煌的頂點。《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則留給了後人許多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