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個應該如漢、唐、宋一樣令人神往的朝代，而它的真實一直被一層面紗所籠罩，這就是其末期的那段辛酸的衰亡歷史，那段歷史被加注了許多誤解，也產生了許多迷團，讓我們至今也無法完全看到全貌，但明朝曾經的榮耀與輝煌、曾經擁有過耀眼的文明所釋放的光輝不應該被那段衰亡史所掩蓋。我們下面首先從明朝末期海上的軍事貿易地位來窺探一下明朝的興衰。

　　在明朝最終衰亡的那段歷史拉開帷幕的之初，明朝海軍與荷蘭海上馬車伕之間的數次對決都以明朝海軍完勝告終，最後還以荷蘭船隻轉道日本購買明朝鄭氏家族令旗為結局。此間自「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開始，到明鄭艦隊最終奪取了從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以至於盤踞台灣的荷蘭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義購買明鄭令旗為止經歷了5個階段。

　　第一階段，荷蘭人乘明朝防守倭寇的汛兵撤回大陸佔據澎湖，並一面寫信威脅地方官，聲稱如果不同意貿易，即派軍艦沿福建沿海進攻。結果，他們的這種做法引來的是明朝的50艘海軍戰艦。艦隊指揮官名叫沈有容，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名將，不僅有馳騁塞外破蒙古鐵騎的戰功，還有剿滅倭寇的戰績。沈有容向荷蘭人通報了明朝的商業政策並要求荷蘭人立即離開中國領土：「中國甚慣殺賊，爾等既說為商，故爾代客，爾何言戰鬥?想是原懷作反之意，爾來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聽過?我破倭海上，海水盡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後塵。」當荷蘭人發現自己的2艘戰艦已經被50艘明朝的戰船團團包圍，對方的指揮官又是一位底氣十足的將領時，他們明智地選擇了撤退。歐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裝較量就這樣以不流血的方式結束了，此次事件為澎湖留下了一塊稱為「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朗等碑」，這 塊石碑到2004年剛好四百歲，是公認的「全台第一古碑」。

　　第二階段，荷蘭人又乘汛兵回大陸之季再佔澎湖並修築要塞風櫃城，和英國一起出動15艘戰艦，1200名士兵，要求明朝：「非經荷蘭人允許，中國船隻不得隨地到各處貿易」，結果招來的是一萬名明軍士兵和200條戰船。明軍水師在澎湖港內遍設火船，攻擊荷蘭戰艦;陸軍在馬公媽祖廟內架炮隔海轟擊風櫃城，並以無數長寬五尺下鋪圓木的巨型堡籃填碎石排列為陣，白天做為掩體休息或發炮，晚上則推著它們前進。荷軍火炮對此無能為力。荷蘭人號稱縱橫七海，但他們從未遇到過如此猛烈的攻擊，被迫在明軍監視下拆除經營兩年的澎湖要塞，明軍再次收復澎湖。

　　第三階段，1627年，第二任荷蘭台灣總督迪?韋特(Gerand de with)曾發兵攻擊在福建銅山的鄭芝龍，企圖削弱其勢力，但結果卻差點全軍覆沒，當其到達銅山後，立刻遭受火船猛烈攻擊，只好率領維蕾德號、伊拉斯莫斯號，不發一炮，逃往爪哇，臨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一起撤退，他親率的戰船逃跑成功了，但跟隨的那些戰船卻無一生還。

　　第四階段，1633年7月7日，新任荷蘭台灣長官普特曼斯率領以密德堡號為旗艦的十三艘荷蘭戰艦，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明朝管轄的南澳發起了進攻，此役荷蘭人一舉燒燬和擊沉了中國方面的15艘艦船(鄭軍10，明廷5)，並登岸「大掠」。崇禎皇帝嚴令懲荷，鄭芝龍也發出私人懸賞。在明朝方積極備戰時，荷蘭人也不敢怠慢，他們招來了鄭芝龍的對頭大海盜劉香為增援。劉香帶來了戰船50餘只。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雙方重兵集團互相搜尋，互尋戰機。直到1633年10月22日，最終爆發了料羅灣大戰。明軍主力150艘戰船悄悄開到了金門島南部的料羅灣口，在那裡，正停泊著荷蘭-劉香聯合艦隊的全部主力。隨著一聲令下，明朝艦隊在大船火炮掩護下，百條火船蜂擁而上搭鉤點火。(歐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幾條，即使在歐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蘭人也從來沒有遭遇過這種火船鋪天蓋地蜂擁而上的場面)在這種情況下的戰鬥，結果不會有什麼懸念，一陣喧囂過後，參戰的全部九艘荷蘭大型戰艦中，兩艘剛一開戰即被火船搭住焚燬，另外兩艘則在炮戰中被硬碰硬的擊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餘幾艘全部在受重傷後逃走。荷蘭艦隻尚且如此，何況劉香的海盜船，參戰的劉香戰船五十艘，全軍覆沒在了料羅灣。

　　第五階段，1639年，不服氣的荷蘭人又派朗必即裡哥率大型戰艦九艘騷擾中國沿海，多次擊敗中國水師的小型船隊，但最終又被鄭芝龍遣人攜帶盛滿火藥的竹筒泅水攻擊，一連焚燬五艘，朗必即裡哥大敗而回。直到此時，荷蘭人才最終認輸，彼此在海上不敢與明軍對壘二十餘年，也再不敢提壟斷中國對外貿易，並購買明朝鄭氏家族令旗以求不被劫掠。

　　其實，若荷蘭人只不過是海盜而已，後期與其交手的從官軍已經降格為鄭氏集團的私人武裝，明朝海軍艦隊真正經歷過的大戰是和日本海軍的露梁海戰。這次戰役中日朝三方參戰船達到1300艘(其中明朝500艘，朝鮮300艘，日本500艘)，此戰結果明朝水軍大勝，擊沉日艦450艘，殲滅日軍1萬餘人，明朝聯軍傷亡3500餘人，給予侵朝日軍以殲滅性重大打擊，此後日本長期無法恢復建立如此龐大的艦隊。若荷蘭人在被「沈有容諭退」(1604年)以前能有幸見僅相隔數年(1598年露梁海戰)的如此世面，或看到過更厲害，更久遠的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艦隊，恐怕絕對不敢貿然和明朝水軍正面衝突。

　　露梁海戰時期明朝艦隊的福船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艦之一，吃水約3.5米，排水量在數百噸(有一號、二號之分)規模，每門福船配備：包括大發虎蹲炮1門，大佛郎機6門，碗口銃3門，噴筒60具，鳥銃10支，煙罐100個，火箭300支，火磚100塊，震天雷20個，灰罐100個;粗火藥400斤，鳥銃火藥100斤，弩藥1瓶，大小鉛子300斤，火繩60條;藥弩10張，鉤鐮10把，砍刀10把，過船釘槍20支，標槍100支，鐵蒺藜1000個，寧波弓5張，鐵箭300支，弩箭500支，籐牌24面，篾盔、釘槍、腰刀每人一副。可以說福船的戰鬥力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數一數二的。而日軍只能靠「大筒」和鳥銃來還擊，日本當時製造鳥銃的工藝還是較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達到30至50米，雖然這種武器對明軍福船和朝軍龜船不起什麼作用，但是在距離合適及光線足夠的情況下，日軍的火力僅能比較準確地用鳥銃射擊對方船上人員，說白了，倭寇就是倭寇，只知道射人不毀船，完全是海盜思維，難怪被朝鮮的李瞬臣用龜船就能打個七零八落，遇上更堅船利炮明朝艦隊更是死得慘不忍睹，因為就連李瞬臣的龜船若和明朝艦隊的福船對抗，福船不用炮轟，迎頭撞上去也能把它撞個支離破碎，因為福船吃水深，又有堅強的衝擊裝置，乘風下壓能犁沉敵船，多用船力取勝。

　　不過福船還不是明朝海軍最鼎盛時期的頂級裝備，而此時的明朝海軍其實已經因為國力問題而衰落了。在比萬曆更早的嘉靖年間，明軍的戰船就一半以上的戰鬥人員都使用火器，而到了萬曆年間，比例達到了70%。戰法則是，80步之內用鳥銃，60步之內用火箭，40步之內用飛天噴筒，20步之內開始用冷兵器標槍等，靠近則用火藥桶、火磚以及其它冷兵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百步之內以火器為主多層次殺傷敵人的武器配備系統。這種戰法使敵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燒，完全失去戰鬥力，束手就擒。所以當時倭寇雖然橫行，但是在海戰方面卻不是明軍對手。為了更好的發揮明軍的火器優勢，明朝還學習了葡萄牙等國的「蜈蚣船」，專門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機，所以說在當時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戰力量是數一數二的，可惜的是明朝一直保持以防禦為主的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導致了萬曆年間比隆慶年間的戰船在總數量增加了73.2%的情況下，大型戰艦反而減少了40%，海上的防禦越來越靠近內陸。以至於在援朝戰爭期間，津京地區調浙的戰船只有中小船隻，大型戰船只有現造。相比當年鄭和七下西洋的時候主力為寶船和福船是差了許多。根據記載鄭和所用的旗艦寶船是「二千料海船」，「料」是一種容積單位，參照明代史料記載的寧波府400和500料戰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應該長61.2米，寬13.8米，排水量1000餘噸。明代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舟車」中記載當時造船「凡舟身將十丈者，立桅必兩。」因此「二千料海船」應為6桅木帆船。而在此之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金秋鵬先生偶然發現了一幅刻於明永樂十八年的《天妃經》卷首插圖，在圖中就赫然畫著5艘劈波斬浪的6桅木帆船。

　　關注了明朝海上軍事實力之後，不得不說一下明朝的海上貿易，這是明朝末期經濟的一大亮點。明朝中後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是非常令人吃驚的，事實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紹明末晚明時期中國的經濟和海外貿易的書籍都會提到，晚明時期的中國民間私營的經濟力量遠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的多，當英國的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經算是巨富的時候，同期的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就在前面提到擊敗海上馬車伕的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幾千萬兩白銀，想想滿清末期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要耗費滿清幾年的歲入就能體會到明朝時期私有經濟的規模有多龐大，因此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

　　當時，中國農產品的商業化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地步，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具備，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產糧區已經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來生產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消耗的糧食一大部分都是從別的地區運來的。當時民間的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工業不斷委瑣。

　　就以瓷器而言，根據《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引用宋應星的記載「民窯發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樣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餘件」。萬歷時期「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之徒，每日不下數萬人」。

　　礦冶也呈現同樣的情形，「當時官營礦冶業由盛轉衰，萬歷時期最大的官營礦冶--遵化鐵廠瀕臨破產，『山場封閉，裁革郎中及雜造局官吏，……地租銀徵收解部，買鐵支用。而與此相反，民營鐵業得到迅速發展，蕪湖已逐漸成為民間冶煉中心，專業煉鐵鋼坊不斷擴大。著名的濮萬業鋼坊從濮家店遷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後因煉鋼規模擴大，又在西城外設置總作坊，而以濮家院做東作坊」。而在明朝這樣的私營鋼鐵大作坊還有許多家。

　　此外制糖業，造紙業都極其發達明。代人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齋叢說》中說「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農」也就是百姓裡面已經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從事農業，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從事農業。應該說這個估計是符合當時南方富庶地區的實際情況的，在這個時期裡進行工業革命是完全有物質基礎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起來的。

　　關於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和海外貿易發達到什麼地步，按照現在普遍公認的估計，當時整個世界開採的白銀的一半都通過海洋貿易流入了中國(而且這還是相當保守的估計)。《晚明社會變遷》一書中說「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將晚明時期的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而具體地說明了中國吸納了全球的白銀。然而我們切不可忘記，這麼多的白銀，是用中國的商品交換而來的，因此晚明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發展，過去顯然是低估了，應該重新給以評價」，這一論斷最好印證就是前面提到的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通過一系列的海戰和吞併，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根據當時書籍記載，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凌駕在他君主之上」。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面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麼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台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姜一千擔，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這一樁生意的作罷足以說明中國南方經濟作物出口量之大，當時中國沿海私人經濟規模有多龐大。

　　另外，在《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還關於其他商賈的記載「明代，中國海商資金雄厚，對南洋各地土產有很強的購買力」，西方的公司沒有辦法和中國商人競爭，根據當時西方人的記載「1640年，一個中國商人在暹羅收購大量皮革，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代表範佛裡特想用高價收購的辦法來彼此競爭，但沒有成功，這個中國商人更由此不還價的收購」。與北方野蠻僵化封閉的狩獵民族力量崛起相對應，中國南方另一支相反的海上力量也在迅速崛起，但最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和強大的海上軍事貿易地位毀於明帝國的衰亡，這一切是非常可惜的，這也深刻的反映了滿清這種還處於奴隸制時期遊牧民族的野蠻和落後。

　　其實只要設想一下，如果同期一樣處於資本主義初期的英國以及西歐，和明代中國一樣遭到類似滿清一樣的野蠻民族統治，一樣在最發達最繁榮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運，一樣被勒令留發不留頭，每個人都必須留一條辮子，否則殺無赦，一樣遭受那樣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統治，一樣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來一個沿海遷界，沿海地區變成無人區，沿海居民被屠殺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樹木植被都被摧毀消滅，如果還能比中國發展得更快?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滿清對中國的統治是刻毒和愚昧的，是導致中國社會經濟大倒退的重要原因。《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書的作者王宏斌曾經做了這樣一個比較「明代中後期中國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長17丈，寬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約為537個單位;1633年封王尚豐，舟長20丈，寬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為1200個單位」，這樣的船隻和歐洲當時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個水平上。到了滿清時期「1663年封王尚質，張學禮出使乘坐的封舟長18丈，寬2.2丈,深2.3丈。

　　1684年，長15丈,寬2.6丈

　　1719年,長10仗,寬2.8仗,深1.5仗

　　1756年，長11.5丈,寬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長只有7丈,寬2.75丈,深為1.3丈

　　趙文楷問為什麼如此小，『撫軍以閩縣海船但有此等』對，由此可見中國的民船製造技術，在滿清統治時期是處於不斷退步的過程中。」

　　為什麼會這樣呢?王宏斌明清兩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個對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認為敵人來自海外，應該把它堵截消滅在海上，而滿清統治者是「重防其出」，認為海上的敵對勢力(反清武裝)出自國內，必須嚴格限製出海，斷絕接濟，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對象是國內，岸防是重點，水防是輔助，「限制民船製造規模，技術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視同是叛逆行為，勒令禁止」。

　　顯然，滿清統治者始終把海外的漢人當成它們的一大威脅，所以康熙統治下的滿清始終認為：「海外如呂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漢人，此即海賊之藪」，於是要求禁止南洋貿易，還要控制漁船商船。接任的雍正也不遜色他的父親，這些滿清的統治者對海洋的恐懼，對漢人的恐懼已經到了荒誕的地步，連漁船他們都覺得不放心，認為廣東的「拖風漁船規模大，可以沖風破浪，恐生奸猾，建議全部拆毀」，有人提出反對，認為漁船太小了，根本無法深入洋面捕魚，雍正聽了之後堅決否決他的反對，於是廷議的結果是「廣東漁船樑頭不得過五尺，舵手不得過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嚴，余無多策，爾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遺他日之害」。但是這樣的限制，還是不能讓清廷的統治者走狗滿意，「不知梁頭雖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沖風破浪」「請議定其風篷，止許高一丈，闊八尺，不許幫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闊過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還要對淡水攜帶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滿清統治者甚至把船隻壓艙的石頭都看成對他們的統治有威脅，在乾隆統治下的1756年，規定「出海漁船，商船每借口壓艙，擅用石子、石塊為拒捕行兇劫奪之具。嗣後，均止許用土坯、土塊壓艙。如有不遵，嚴拿解糾」。

　　車輪舸

　　明朝末期荷蘭屢次在軍事和貿易上敗給明朝，可在滿清入主中原以後，荷蘭便改變了這種頹勢，因為明朝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和海上貿易能力隨著滿清的摧殘而蕩然無存，而滿清統治者還一再把海外的漢人當成它們的一大威脅，所以當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屠殺華僑上萬名，鮮血把河面都染紅，史稱「紅河事件」，乾隆聽到這個消息是怎麼說的，他感覺很高興，覺得荷蘭人幫了他的忙，他說「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註：滿清這種偽朝，乾隆這樣的韃虜它們居然也有臉皮以竊封自己為『天朝』真是無恥之極)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乾隆的意思是這些人，他本來就想殺掉，但因為鞭長莫及，殺不了，現在荷蘭人幫他殺了，他覺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這就是滿清禽獸皇帝們的心理了。若是明朝海軍尚在，若是明鄭艦隊尚在，被打得只能買明朝令旗以求不被劫掠的荷蘭人敢如此作為嗎?

　　等到了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此時距離鄭和寶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這近400年的時間裡，距離明朝海軍出動500艘包括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艦艇之一福船在內的大型水面艦艇殲滅日本海軍於露梁海戰195年，距離明朝水師五度擊敗荷蘭海上馬車伕確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154年，中國航海已經衰落到被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了……當時英國使團「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於船隻吃水淺，無法抵禦大風的襲擊」，他們由此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發出過這樣的感歎「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隻，至今已經有250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讚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的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佩雷菲特 著)通過英國使臣的敘述，可見明帝國曾經作為海上軍事和貿易強國的輝煌與榮耀在清朝已經完全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