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變也叫天津便衣隊暴亂，又稱天津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於「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糾集一夥民族敗類製造的兩起武裝暴亂事件。由於這些漢奸不穿軍裝，沒有番號，故習慣上稱為便衣隊暴亂。

　　便衣隊暴亂前後共有兩次：第一次從1931年11月8日晚10時30分起至20日中午結束;第二次自26日晚至27日晨結束。對日本侵略者發動的兩次暴亂，東北軍天津地方當局給予了堅決回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軍的進犯勢頭，打擊了其囂張氣焰。

　　土肥原的陰謀

　　天津便衣隊暴亂發生的1931年，天津是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又是東北軍在華北的大本營。暴亂發生時，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由東北軍第二軍軍長王樹常兼任。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由張學銘擔任。當時東北軍在關內尚有大批部隊，但由於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根據《辛丑條約》，向王樹常提出天津市二十里內中國不能駐軍問題，東北軍主力移駐塘沽、大沽、軍糧城間，天津市內的駐軍只有第二軍的一個營。在市內可以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公安局所屬的保安總隊，總隊長王一民。雖然不是正規部隊，但裝備齊全，訓練有素。保安大隊下轄3個大隊，大隊下設7個中隊，每一中隊包括一個單車隊和一個直轄騎巡隊，約120人。保安總隊共有2000餘人，裝備有步槍、手槍等兩千餘支，迫擊炮4門，重機槍4挺。

　　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從瀋陽來到天津後，先與安福派交涉，結果不受歡迎，後又召集漢奸張璧、李際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張璧住宅內密商「起事」。土肥原策劃此次暴動，有諸多原因，但首要的不外乎以下幾點：製造騷亂，向列強特別是即將到來的國際調查團「展示」中國政局不穩，抹黑中國形象;名正言順地以「維持治安、保護僑民」為借口向天津增兵;趁亂將溥儀裹挾去東北。

　　天津當局奮起迎戰

　　在事變發生前三天，王樹常和張學銘已經從公安局特務隊得知「駐津日人軍方和領事館，主使我國失意軍人張璧、李際春及地痞流氓組織便衣隊準備實行暴動」等情況。王樹常得到報告後，召集省、市軍政黨警及保安主管官員聯席會議，研究對策，然後分命各保安隊嚴加戒備，發足槍支彈藥。為防備事變突然爆發，他命令公安局以「外交緊張」、「地方不靖」等為由，從1931年11月1日起，提前施行「冬防」。同時，王樹常命令第二軍做好保衛天津的準備，以防日軍增援部隊由塘沽登陸。

　　1931年11月8日夜10時半，果然有便衣隊約2000餘人從天津日本租界海光寺衝出來，手持各種槍械，向天津市內射擊，攻擊的重點目標是國民黨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公安局和警察署。但保安隊及警察早已嚴陣以待，經過激烈交火，便衣隊節節敗退

　　1931年11月9日，天津公安部隊已抓獲便衣隊暴徒61人，將其中搶燒淫掠為首分子10人就地槍決，37人押往北平，其餘解往第二軍軍部。經審訊，得知便衣隊暴動總機關分設於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萬國公寓、太平裡等處;繳收自暴徒方面的槍械，除日本陸軍三八式步槍之外，還有瀋陽兵工廠所造槍械，後者是在日軍佔領瀋陽之後落於日軍之手再運來天津的。王樹常即命令懸賞捉拿張璧、李際春，生擒者每人3000元，擊斃者賞1500元。

　　駁斥日本駐屯軍

　　不久，公安部隊發現日軍山炮榴霰彈一枚，彈上鐫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樣。而在所捕獲的便衣隊暴徒身上繳獲的手榴彈也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樣。此時，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卻以騷亂「實已危及日本租界僑民生命之安全」為由，強行要求中國當局將中國保安隊和警察自動後撤300米。否則，「將採取自由的行動」。與此同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發表聲明稱：「目下之暴動，系屬中國內爭，日軍無庸干預中國之內部問題。為此聲明，日軍對中國軍民之任何方面，嚴守中立態度，凡不企圖損傷日本國家軍隊之尊嚴與危及日人之生命財產者，日本皆當力予保衛。此次天津附近之騷亂，不特外僑之不幸，亦中國人民之不幸也。余深望治安早日恢復，使中外人民同享和平快樂之生活。」

　　王樹常隨即駁斥香椎說：「閘口交界處及各線正在激烈戰鬥中，我不能單方停止戰鬥而後撤300米。」但日軍不斷糾纏，王樹常見保安隊已打退便衣隊的進攻，為預防事態擴大，同意後撤300米。

　　在平定便衣隊暴亂中，有4個化裝的日本兵被抓獲，經審訊，他們承認是執行諜報工作的。不久，日租界派了一個憲兵少尉到省政府見王樹常說，大日本皇軍憲兵「穿衣服有他的自由」，還要求賠償「醫藥費、服裝費等款500元」。為了不給日軍借口，王樹常答應放人。當提出那幾個日軍罪犯時，這幾個日本兵裝作不能站立，由別的日本兵攙扶上車。

　　在平定便衣隊暴亂中，有4個化裝的日本兵被抓獲，經審訊，他們承認是執行諜報工作的。不久，日租界派了一個憲兵少尉到省政府見王樹常說，大日本皇軍憲兵「穿衣服有他的自由」，還要求賠償「醫藥費、服裝費等款500元」。為了不給日軍借口，王樹常答應放人。當提出那幾個日軍罪犯時，這幾個日本兵裝作不能站立，由別的日本兵攙扶上車。

　　對此，王樹常說：「日本在東北，是強盜行為。在天津，則是賊竊手段。一面是搶搶奪奪，一面是偷偷摸摸。」由於土肥原發動的騷亂被中國方面擊潰，所以他雖已將溥儀帶走，但向天津增兵的企圖卻以失敗告終。而王樹常在停戰間隙召集各國記者前往現場採訪，並出示證據，這也讓土肥原「給中國抹黑」的企圖無法得逞。

　　曇花一現的第二次暴亂

　　據說當暴動失敗之後，土肥原賢二羞愧難當，打算切腹自殺，可是這時他剛好接到了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和參謀總長金谷范三發來的電報，指示他繼續進行工作，土肥原隨即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1931年11月26日晚上8時許，土肥原發動了「第二次天津事變」，但很快又被天津當局公安部隊擊敗，最後只得採取無賴手段。第二天，日駐屯軍司令香椎向王樹常提出「要求」稱：中方應即時中止「敵對」行動;中國軍隊須退至天津20里以外。

　　在南京政府既無完整對策，又無力支援的情況下，為避免再給為日軍趁機擴大事件的借口，王樹常讓張學銘將保安隊主力撤到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