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十一月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張振漢隨軍行動，在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一直走到陝甘寧大會師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政協報》發表了採訪蕭克將軍的文章《統一戰線在長征中的巨大作用》，文中記述了蕭克將軍的回憶：「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湘鄂西一次戰鬥中，我們俘虜了國民黨部隊一個名叫張振漢的縱隊司令兼師長，按過去左傾路線那一套，早就把他槍斃了。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和我親自接見他，向他解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啟發他的覺悟。一個月後，打破了『圍剿』，我兼任紅軍學校校長，請他擔任了紅軍學校高級班的戰術教員。經過一段時間，十一月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張振漢隨軍行動，在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一直走到陝甘寧大會師!」蕭克將軍說的張振漢就是我(張振漢兒子張天祐)的父親。

　　以下為張天祐的講述。

　　任第41師師長，在洪湖等地「圍剿」紅軍

　　1893年，我父親出生在徐州市的貧苦農村。早年進北洋軍閥辦的陸軍學校。後升入保定軍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較嚴格的軍事戰技術教育和訓練。

　　1924年，我父親任奉軍連長，任職期間曾在徐樹錚麾下參加過外蒙古獨立談判。北伐戰爭爆發，父親參加北伐軍。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48師第142旅第283團團長。其後，於1930年任旅長，1931年任第41師師長，授中將軍銜。

　　1935年初，蔣介石苦於「追剿」中央紅軍屢屢失敗，又怕活動在湘鄂西的紅二、六軍團西進貴州同中央紅軍匯合，緊急調集六路縱隊11萬人妄圖「圍剿」紅二、六軍團。我的父親時任第41師師長兼第一縱隊司令，指揮國民黨軍隊同紅軍在洪湖等地展開了激烈的戰鬥。1935年6月，蕭克將軍指揮的紅六軍團包圍了宣恩縣城，武漢行轅電示我的父親率部從駐地來鳳北上馳援。這一密電被紅軍截獲破譯，隨即果斷決定賀龍、任弼時所部紅二軍團同紅六軍團的主力急行軍數十公里趕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隱蔽設伏打援。

　　6月12日，國民黨第41師以兩個旅作為先頭，經忠堡向宣恩進發。我父親率師部和一個直屬旅，即少將銜黃伯韜任旅長的第123旅，隨後跟進。次日晨，國民黨先頭部隊進入紅軍的伏擊圈，紅軍突然開火，將敵行軍縱隊分割成幾段，各個擊破、予以全殲。我的父親率師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紅軍佔領，師部被壓縮在構皮嶺的山凹中。佔據有利地形的紅軍發起炮擊，41師師部電台被毀，參謀長中彈身亡，後隨的黃伯韜見勢不妙率殘部倉皇逃逸。我父親頭部和身上中彈片負傷，被紅軍俘虜。兩天之內，紅軍殲滅了國民黨第41師四千餘人，創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還聳立著紀念此次大捷的豐碑。

　　同樣是國民黨中將師長，同樣是「圍剿」紅軍的敵縱隊司令的張輝瓚，在從長沙出發去「圍剿」中央紅軍時同我的父親還見過面，他被紅軍俘獲後是被處死了的。我父親被紅軍俘虜之後，自認是必死無疑了。

　　1924年，我父親任奉軍連長，任職期間曾在徐樹錚麾下參加過外蒙古獨立談判。北伐戰爭爆發，父親參加北伐軍。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48師第142旅第283團團長。其後，於1930年任旅長，1931年任第41師師長，授中將軍銜。

　　1935年初，蔣介石苦於「追剿」中央紅軍屢屢失敗，又怕活動在湘鄂西的紅二、六軍團西進貴州同中央紅軍匯合，緊急調集六路縱隊11萬人妄圖「圍剿」紅二、六軍團。我的父親時任第41師師長兼第一縱隊司令，指揮國民黨軍隊同紅軍在洪湖等地展開了激烈的戰鬥。1935年6月，蕭克將軍指揮的紅六軍團包圍了宣恩縣城，武漢行轅電示我的父親率部從駐地來鳳北上馳援。這一密電被紅軍截獲破譯，隨即果斷決定賀龍、任弼時所部紅二軍團同紅六軍團的主力急行軍數十公里趕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隱蔽設伏打援。

　　6月12日，國民黨第41師以兩個旅作為先頭，經忠堡向宣恩進發。我父親率師部和一個直屬旅，即少將銜黃伯韜任旅長的第123旅，隨後跟進。次日晨，國民黨先頭部隊進入紅軍的伏擊圈，紅軍突然開火，將敵行軍縱隊分割成幾段，各個擊破、予以全殲。我的父親率師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紅軍佔領，師部被壓縮在構皮嶺的山凹中。佔據有利地形的紅軍發起炮擊，41師師部電台被毀，參謀長中彈身亡，後隨的黃伯韜見勢不妙率殘部倉皇逃逸。我父親頭部和身上中彈片負傷，被紅軍俘虜。兩天之內，紅軍殲滅了國民黨第41師四千餘人，創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還聳立著紀念此次大捷的豐碑。

　　同樣是國民黨中將師長，同樣是「圍剿」紅軍的敵縱隊司令的張輝瓚，在從長沙出發去「圍剿」中央紅軍時同我的父親還見過面，他被紅軍俘獲後是被處死了的。我父親被紅軍俘虜之後，自認是必死無疑了。

　　被紅軍俘虜後，當上了紅軍學校教員

　　我父親萬萬沒有想到，紅軍不但沒有殺他，還對他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還請他當紅軍學校教員。

　　我父親萬萬沒有想到，在他給紅軍指戰員講課時，蕭克、王震等紅軍高級將領也會到課堂聽講。他在震驚中惶惑了!他為紅軍的政策所感動，他為自己的過去而慚愧，他更為紅軍對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全部奉獻出來，成為當時紅軍學校中公認的水平最高的教員之一。1987年我受國家派遣應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的邀請赴美從事合作科學研究的前夕，去看望蕭克將軍，向他老辭行並聆聽教誨。蕭老那天精神非常好，談起我的父親說：「你的父親是一個職業軍人，是一個愛國軍人。他有很多作戰經驗和軍事知識。他參加軍閥同外蒙古的談判失敗後，被蒙方驅逐回來，經歷了許多天徒步沙漠的艱苦考驗，克服了無食無水的困難，這些生存的能力也是軍人所必備的。他有這些經驗，我們就要向他學習。」

　　紅軍在長征途中那樣艱苦的條件下，給了他很好的照顧。紅軍給他以軍團級幹部的待遇，給他配了騾子作為坐騎，給他配了專門的勤務人員照料他的生活。賀老總、任弼時同志、蕭克將軍把他當作朋友一起談古論今。蕭克將軍對我說過，在長征中偶爾有了條件，他還親自做(米)粉蒸肉請我的父親吃。父親慶幸自己在長征中結識了這樣一批紅軍領導人，並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正義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他在過玉龍雪山時，因坐騎失蹄，摔到了深深積雪的山凹之中身負重傷，紅軍指戰員冒著生命危險，手牽著手地接成人鏈，把他從絕境中拉了上來，把他這個曾經同紅軍兵戎相見、血肉相拼的國民黨將官從死亡中救起。紅軍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軀把我的父親徹底地從反動的營壘挽救到革命的隊伍中來。蕭克將軍親口對我說：「你的父親的世界觀的改造是在長征的血與火的鬥爭中完成的。」

　　跟隨紅軍長征，幫助紅軍使用繳獲的迫擊炮

　　跟隨紅軍長征，我父親是從失望惶恐，經歷了極其尖銳的鬥爭，而逐漸地匯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進犯，為了保存實力，紅軍決定突圍長征。長征開始前，紅軍軍團首長找我父親詢問國民黨北方兵力部署的情況，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關情報。紅軍指揮部經過縝密的分析研究，參考了我父親提供的情況，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線的戰略決策。

　　紅軍長征途中物資補給十分艱難。紅軍領導人通過可靠的方式把我父親還活在軍中的消息傳給了當時住在漢口的我母親鄧覺先。我母親接到我父親親筆寫的報平安信函驚喜萬分，她從信中得知紅軍的艱難，立即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通過國民黨政界的關係購買了盤尼西林、望遠鏡、手錶、指南針、自來水筆等軍需物資，準備送往紅軍。問題是紅軍的行進路線是十分機密又難以預料的，怎樣才能把東西送達紅軍呢?她瞭解到，當時蔣介石是讓湖南軍閥何鍵負責探尋紅二方面軍的行蹤的，何鍵同我父親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親同何家又是湖南老鄉，就利用這些關係，從何手下的情報處處長李佩階那裡及時掌握紅軍的去向。然後，以高價僱請「要錢不要命」的遊勇，分批運送物資到紅軍手中。

　　在長征途中生活了18個月的一位傳奇人物，一位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寫了一本書《一個被扣留的傳教士的自述》。書中記述了這樣一段故事：薄復禮被紅軍扣留，希望教會的人盡早送來錢和物資贖他回去，薄復禮向法官(指管他的紅軍幹部)說：「除了錢，還有四擔約四百磅東西，這麼多還不夠?」「貝克爾先生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送來了這麼多錢和東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說：「你搞錯了，那些東西不是貝克爾先生送的，這是張振漢將軍家裡送來的，他還準備送更多的東西來。」薄復禮神父的自述，證實了我母親操辦的錢和物資確實交到了紅軍手裡。長征勝利的五十年後，在蕭克將軍和張國琦同志的指導幫助下，我同住在曼徹斯特的薄復禮神父聯繫上了，他給我來過三封信。90高齡的他向我回憶起長征途中同我父親辯論宗教信仰和自由等問題的情景，他說我父親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相信對真理的信仰。

　　1936年春夏之交，紅二、六軍團長征到達金沙江畔。奔騰咆哮的江水擋住了紅軍的去路，船隻早被國民黨軍隊收繳一空，尋思渡江之策的賀老總派人找我父親，問他有何良策。我父親環視了周邊的生態環境，建議砍竹子紮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議得到賀老總的贊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繼續到上下遊尋找船隻。在官兵一致努力下，兩萬人馬順利渡江前進。有關傳記中還記述到這樣一件事：紅軍進發到龍山縣城，與敵軍展開激戰，長攻不下。敵人在隘口處設有兩座碉堡，槍眼裡射出猛烈的機槍火舌，封鎖著紅軍突擊部隊前進的道路，不斷有衝鋒的紅軍戰士犧牲倒下。這時，從敵人手中繳獲的迫擊炮只有兩發可用的炮彈了。賀老總把炮兵出身的我父親找來，問他能不能用這兩發炮彈把那兩座碉堡解決掉。我父親立即目測指量，調好炮位角度，說：「好了，發炮吧!」紅軍戰士引發，兩聲巨響，兩個敵碉堡應聲炸飛，槍聲也戛然而止。

　　隨紅軍到達延安後，妻子千里尋夫和他會聚

　　隨紅軍到達延安後，我父親繼續受到黨和紅軍的關懷照顧。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他，周恩來副主席親切關懷他的生活，還說要爭取把我的母親接過去。我父親同吳德峰、伍修權、王維舟、李六如等一大批共產黨的領導人結成了朋友。同時，他繼續為紅軍的軍事教育做工作。蕭克將軍向我說過，當時大家都是供給制，我父親得到特殊照顧，每個月還有光洋(銀元)可拿。每到我父親拿到薪餉，將軍們就會找他一起到農家買些酒菜改善一頓。

　　我母親鄧覺先是長沙人，出身書香門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氣，敢做敢為，湘女多情。我父親被紅軍俘虜，生死不明，國民黨軍政要員和眾多友好都勸年輕漂亮的張太太改嫁，我母親堅決回絕。自從得知我父親還活在紅軍中，她不惜變賣房產貴重，力爭支援呼應。在紅軍抵達延安之後，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準備，打扮成農家婦女的模樣，孤身從漢口奔赴西安，又請西北軍方面幫助，千里尋夫抵達延安同我父親會聚。她到延安後，得到了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安撫與關懷。待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勢日趨明朗，我母親便決定先行離開延安返回蔣管區。臨走，又是周恩來同志等饋贈盤纏，並安排人送到西北軍防區安全交接。

　　1937年，蔣介石受迫於共產黨人和全國民眾的抗日救國壓力，接受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條件。毛澤東主席在棗林接見我父親，勸他回蔣管區繼續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經過反覆思考，我父親接受了黨的安排，帶著周恩來同志親自安排的「安家費」，途經西安返回漢口，開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