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倫敦中央刑事法庭開審的一宗誹謗訴訟案，帶出一則匪夷所思的謠傳:性飢渴的英國婦女被戰爭奪走了男性夥伴轉而成了同性戀。這一事件的焦點集中在奧斯卡·王爾德的戲劇《莎樂美》中。儘管該劇1896年在法國首次上演，隨後又被德國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改編成歌劇，但在英國卻為戲劇檢查官所禁，理由是他認為該劇"一半像聖經，一半像色情作品"。

　　當1918年4月加拿大舞蹈家毛德·阿倫參與了一場《莎樂美》的私人演出的消息傳出，哈羅德·斯潘塞(HaroldSpencer)上校在一份名為"警惕"(Vigilant)的下流小報的一個專欄中，發表一篇文章攻擊她，該文章有一個驚世駭俗的標題:"陰蒂崇祀"。文章中，斯潘塞驚人地宣稱，王爾德的戲劇不僅不道德，而且時下的這部作品正是德國人的一項旨在瓦解英國人戰時決心的陰謀的一部分。這麼一來，阿倫告他誹謗也就應該不足為奇了。

　　在三天的庭審過程中，一連串荒謬而令人吃驚的場景上演。諾埃爾·彭貝爾通·比林(NoelPembertonBilling)，獨立國會議員，《警惕》的出版者，堅決捍衛上述文章的真實性。儘管其妻是法國人，他卻在法庭上斷言英國社會充斥著墮落者和第五縱隊，這些人由於"腐敗和受到敲詐"而被迫替德國人工作。

　　一個女重婚犯願意作證，說政府曾授意她引誘彭貝爾通·比林去妓院，以敗壞他的名聲。他的主要證人斯潘塞上校宣稱，他曾在阿爾巴尼亞看到過一本神秘的"黑皮書"，德國人在其中記錄了他們可以雇作特務的47000名墮落者的姓名，以及他們聚會的按摩院、澡堂和酒館的地理位置。他斷言，德國間諜利用雞姦犯、性虐狂和女同性戀者，試圖將英國人民帶入"遭奴役的境地"。他解釋道，他之所以以"陰蒂崇祀"作為其文章的標題，是提醒公眾警惕"邪惡女人的圈子"，"天生墮落"的毛德·阿倫是其成員，她們試圖以各種手段，諸如提供淫邪的娛樂，削弱英國的力量。

　　事實上，"黑皮書"並不存在，斯潘塞上校是個十足的瘋子，儘管如此，陪審團仍然宣佈對彭貝爾通·比林和斯潘塞的誹謗指控不成立，他們的勝利令公眾歡欣鼓舞。毛德·阿倫的律師曾以為，對於認為敵人正試圖腐化英國社會這一荒謬的看法完全可以一笑了之。而正是戰時的性恐懼和性無知具有如此巨大的說服力，證明了他的判斷是錯誤的。

　　一批歷史學家曾斷言，以如此之多的手段粉碎維多利亞式的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勢必導致對性和性別的種種傳統看法的重估。匪夷所思的毛德·阿倫案始終頗具說服力地提醒人們，戰爭並沒有帶來任何徹底而直接的解放傳統性風俗的方式。整個歐洲數百萬青年男子喪生;許多家庭混亂不堪;宗教信仰衰微。

　　戰爭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一個科學、技術和機器化的世界來臨。然而，無論在柏林還是倫敦，由於害怕傳統性標準不能抵擋這一巨大衝擊，一種更為熱切的捍衛這些標準的渴望產生出來。其中一個結果就是，警世故事的過量增殖。法國人和英國人不動聲色地創作了一連串內容大抵是熱衷強暴和摧殘無防衛能力者的"匈奴人"(Hun)的殘暴故事。然而，正如"黑皮書"轟動一時所表明的那樣，兩國的道德家則主要緊盯著婦女和年輕人的性問題。對於性別和長幼關係的變換的恐懼，助長了以通姦的妻子、"尋歡作樂的女子"和"戰爭嬰兒"為主題的故事四處氾濫。

　　當保守人士悲歎道德淪喪時，他們死抓不放的首要觀點是:婦女正在利用這種由戰爭造成的無序狀態，將自身從舊有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保守人士勉強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戰時的經濟要求必然使數以千計的婦女作為一種補充力量，投身原先被認為"屬於男人"的工作。保守人士反對的是隨之而來的、明顯的性解放的徵候。當婦女從愛德華時代的緊身衣中解脫出來從事種種新工作之時，令保守人士擔憂的是，她們將拋棄許多她們本應遵守的道德戒律。

　　報紙報道說戰爭的爆發導致了性約束的鬆懈。在誰也說不清能活多久的境遇中，年輕人為什麼要放棄享受性快樂呢?婦女則被說成都迫不及待地投入即將奔赴前線的青年男子的懷中。為了更好地監視那些經常勾引士兵的妓女而組建的婦女監察巡警，發現他們還得與那些看起來似乎染上了"黃卡其軍服熱"(khakifever)的"濃妝艷抹的女孩"、"尋歡作樂的女郎"和家庭主婦們打交道。士兵們可能從一個職業妓女那裡也可能從一個"業餘妓女"那裡染上性病。在保守人士看來，女人好壞的界線日漸模糊。厭女者甚至指控護士在照看傷兵時謀求色情服務費。鑒於護士--據維拉·布利坦(VeraBrittain)的說法，具有一種"勾引"的天性--不知不覺地總是被作為照看虛弱男子的強壯婦女，即便在最低程度上，這也是性別角色的倒轉。

　　根據官方的報告，戰爭使家庭生活處於巨大壓力之下。1914至1915年，結婚人數的驟增很難讓人安心。事實很快表明，匆忙結成的婚姻，通常難以承受長期分居而造成的緊張。而在戰爭臨近結束時，離婚率則飆升。例如，在法國，離婚個案從1909至1913年的15000例驟增至1923年的40000例。長期分離後重修舊好的種種困難是絕大多數離婚個案的罪魁禍首，但道德家則注重這種看法，即，當丈夫在前線英勇地冒死作戰時，妻子卻背叛了他。

　　一批歷史學家曾斷言，以如此之多的手段粉碎維多利亞式的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勢必導致對性和性別的種種傳統看法的重估。匪夷所思的毛德·阿倫案始終頗具說服力地提醒人們，戰爭並沒有帶來任何徹底而直接的解放傳統性風俗的方式。整個歐洲數百萬青年男子喪生;許多家庭混亂不堪;宗教信仰衰微。

　　戰爭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一個科學、技術和機器化的世界來臨。然而，無論在柏林還是倫敦，由於害怕傳統性標準不能抵擋這一巨大衝擊，一種更為熱切的捍衛這些標準的渴望產生出來。其中一個結果就是，警世故事的過量增殖。法國人和英國人不動聲色地創作了一連串內容大抵是熱衷強暴和摧殘無防衛能力者的"匈奴人"(Hun)的殘暴故事。然而，正如"黑皮書"轟動一時所表明的那樣，兩國的道德家則主要緊盯著婦女和年輕人的性問題。對於性別和長幼關係的變換的恐懼，助長了以通姦的妻子、"尋歡作樂的女子"和"戰爭嬰兒"為主題的故事四處氾濫。

　　當保守人士悲歎道德淪喪時，他們死抓不放的首要觀點是:婦女正在利用這種由戰爭造成的無序狀態，將自身從舊有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保守人士勉強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戰時的經濟要求必然使數以千計的婦女作為一種補充力量，投身原先被認為"屬於男人"的工作。保守人士反對的是隨之而來的、明顯的性解放的徵候。當婦女從愛德華時代的緊身衣中解脫出來從事種種新工作之時，令保守人士擔憂的是，她們將拋棄許多她們本應遵守的道德戒律。

　　報紙報道說戰爭的爆發導致了性約束的鬆懈。在誰也說不清能活多久的境遇中，年輕人為什麼要放棄享受性快樂呢?婦女則被說成都迫不及待地投入即將奔赴前線的青年男子的懷中。為了更好地監視那些經常勾引士兵的妓女而組建的婦女監察巡警，發現他們還得與那些看起來似乎染上了"黃卡其軍服熱"(khakifever)的"濃妝艷抹的女孩"、"尋歡作樂的女郎"和家庭主婦們打交道。士兵們可能從一個職業妓女那裡也可能從一個"業餘妓女"那裡染上性病。在保守人士看來，女人好壞的界線日漸模糊。厭女者甚至指控護士在照看傷兵時謀求色情服務費。鑒於護士--據維拉·布利坦(VeraBrittain)的說法，具有一種"勾引"的天性--不知不覺地總是被作為照看虛弱男子的強壯婦女，即便在最低程度上，這也是性別角色的倒轉。

　　根據官方的報告，戰爭使家庭生活處於巨大壓力之下。1914至1915年，結婚人數的驟增很難讓人安心。事實很快表明，匆忙結成的婚姻，通常難以承受長期分居而造成的緊張。而在戰爭臨近結束時，離婚率則飆升。例如，在法國，離婚個案從1909至1913年的15000例驟增至1923年的40000例。長期分離後重修舊好的種種困難是絕大多數離婚個案的罪魁禍首，但道德家則注重這種看法，即，當丈夫在前線英勇地冒死作戰時，妻子卻背叛了他。

　　不忠現象是如此普遍，以致幾乎成了可笑的事情。在中歐，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電影院經理警告其觀眾，一個告假的全副武裝的騎兵正準備進入戲院，以搜尋他的妻子和情人，結果立刻有23對男女逃之夭夭。女人們背叛丈夫，與那些因不適合服兵役而留在家裡的男人勾勾搭搭，已是惡劣得可以。英國報紙抱怨說，婦女們還同收入高的美國軍人勾搭。在德國，政府因發現有婦女與戰俘交往而憤怒異常。

　　儘管如此，當殖民勢力將非洲裔的士兵帶進歐洲時，民族主義者才算真正遭遇到了最可怕的噩夢。種族主義者認為，正是這種兵源補充造成了對"白肉"(whitemeat)的天然嗜好，他們還為歐洲婦女變態渴求這類艷遇以及與之相關的可卡因和嗎啡而感到悲哀。英國和德國的種族主義者歇斯底里地公開指責道，法屬塞內加爾軍隊根據凡爾賽條約駐紮在萊茵蘭地區不啻是對強姦的一種鼓勵。

　　私生子比例升高，被一批憂心忡忡的人當作不忠婦女人數增多的證據。德國私生子的比例從1913年的9.77%上升至1918年的13.10%。在英國，評論家也指出，到1915年，私生子的出生率將飆升。《盾報》(theShield)報道，"戰爭嬰兒"(其含義就是私生子)多由年輕女子所生，其死亡率是正常情況的兩倍。即便私生子比例並未升高，這也是許多婦女借助於墮胎的結果。在法國，據稱有許多因遭德國人強暴而懷孕的婦女想要墮胎，這甚至使那些保守人士也為這種形式的墮胎辯護，說它確是那些他們眼中的"戰爭受害者"解除自身痛苦的適當方式。那些只是因為不想有孩子而中止妊娠的婦女，被醫生和教士指責為"種族自殺"的幫兇。這種對婦女背叛其國家、其性別的揮之不去的幻想性成見，最終合乎邏輯地導致"女同性戀間諜"之類想法的出現。在英國，這些幻想的產物便是斯潘塞上校一手編造的所謂"黑皮書"和毛德·阿倫同性戀崇祀的故事。此公無疑部分地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刺激，即1917年10月15日，法國政府處決了瑪塔·哈里(MataHari)荷蘭舞女、名妓。出生於殷實帽商之家，曾受高等教育。

　　1905年在巴黎當舞女，因美貌動人，會跳東印度舞蹈，尤其是可以當眾一絲不掛，趨之者甚眾。1917年2月13日在巴黎以德國間諜罪被捕，7月25日由法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至於其是否德國間諜，現在尚無定論。--譯注，原因據稱是此人參與一系列性狂歡，以此為德國人刺探情報。

　　男性評論家將其性恐懼投射給婦女是不足為怪的，但是，在戰火紛飛之際，令人不安的證據表明，身處前線的男子同樣成為不道德的慾望的犧牲品。戰爭及其造成的種種犧牲，從一開始就被許多人看作是療救現代物質主義的解毒藥而受到歡迎。作戰雙方的國家主義者將這場戰爭視作一次真正的男子漢氣概的測試，他們號召青年男子展現自身的勇敢、堅定和自我犧牲的男性美德。那些擔憂性別界線日漸模糊的人相信，戰爭將使兩性回歸各自的"自然"角色。雄赳赳的男人前去戰鬥;婦女們則看守家園。男人們有機會擺脫女人煩人的干擾，可以在軍隊中找到質樸而良好的同志友情。軍隊操練他們，剪去他們的頭髮，給他們套上軍服，讓他們團結一心，讓他們看起來更壯碩、更強大。

　　流行報刊將國家的"男人們"說成是有力而陽剛的武士;而敵人則是怯懦遲疑的墮落者。於是同盟國說皇帝"強暴"比利時，一個法國性學教授可以一本正經地告訴他的讀者，研究表明，法國人和德國人有天生的性虐待的嗜好。英國的宣傳機構稱德國人為"匈奴"--亞洲的野獸，喜歡割下無助婦女的乳房。英國人歷來將淫邪行為的傳播歸罪於同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的接觸。於是，英國人一再談論法國式的接吻、法國式的書信等等。然而，當法國成為其戰時盟國，盎格魯·撒克遜人則開始攻擊德國人，說他們是危險的"性另類"。至於法國人，則認為其絕大部分的鄰國比他們自己更具同性戀傾向，比如，他們提到了義大利人的邪惡和阿拉伯人的風俗。他們一貫將英國的公共學校，連同其儀式性拍打慣例視做性虐待和受虐狂的溫床，但在戰時其言論又不得不謹慎了許多。

　　隨著戰爭的爆發，交戰雙方均不斷強調其軍隊更具道德上的優勢，儘管惱人的證據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在鋪天蓋地的炮火之下，弗蘭德斯(Flanders)歐洲西部一地區，瀕臨北海，包括比利時的東弗蘭德斯省和西弗蘭德斯省，以及法國北部和荷蘭西南部的部分地區。--譯注戰壕中，數以千計的原本英勇的戰士崩潰了，行為表現得就像"歇斯底里的娘兒們"。彈震症(shellshock)一種心理疾病，因受槍炮發出的巨大聲響的震懾而精神崩潰。--譯注被視做喪失男子陽剛之氣的一種危險表現，開始時受到極為野蠻的對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療法在處理這類病例方面頗有成效。即便軍方最終認可"戰爭性神經官能症"的診斷，並且同意不對彈震症患者進行處罰，這也絕非意味著他們對裝病者的強硬態度將有所軟化，或將認同一種嶄新的、真正的男性觀，軍方之所以認同精神分析的診斷，主要在於想將問題個別化，由此防止軍隊大規模的嘩變。

　　另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發現迫使調查者們加以關注。通過迫使數百萬征招入伍的士兵進行詳細的檢查，現代戰爭機器在每支部隊中均可發現始料不及的性變態的證據。傳統主義者能夠理解，即便"守規矩的"新兵也會以其猥褻的笑話和淫穢的幽默而讓市民們大吃一驚。但是，這樣一些報道就不那麼容易解釋得過去了:身著異性服裝的易裝癖(transvesties)出現在徵兵中心;不止一個妻子索要同一男子的撫恤金從而導致重婚者被發現。某些男子，由於上司的變態命令而變成虐待狂，甚至於軍隊發現自身已沉溺於幾近病態的殘忍之中。

　　人們發現，一些士兵採用各種可以想見的性行為方式尋求滿足，從"手淫"(circlejerks)、獸奸乃至強姦。軍方試圖無視這一事實:遠離女性的男性群體中逐漸產生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色情關係，使某些人--特別在喝醉時--進行"擬同性戀活動"(pseudohomosexualacts)。軍方野蠻地迫害自覺的同性戀者或潛艦、騎兵團和工程部隊中發現的"同性戀者"(urnings)。一項來自美國方面的研究堅持認為，同性戀削弱了軍隊的道德，儘管事實上其中某些士兵表現英勇。宣傳者們的一個共同策略是將這類性變態歸於敵方。由於以伊凡·布洛克(IwanBloch)和克拉夫特埃賓(KrafftEbing)克拉夫特埃賓(1840-1902)，出生於德國的神經精神病學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學家，著有《性精神變態》。--譯注為首的一批德國作家曾是討論同性戀問題的先驅，阿諾德·懷特(ArnoldWhite)之類敵視閃族的不列顛評論家於是將德國描繪成墮落者的天堂。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Douglas)曾是奧斯卡·王爾德的情人，也是將《莎樂美》從法文譯成英文的譯者，如今轉而痛斥往日的激情，他以詩歌的形式宣告:"兩隻淫邪的青蛙遮蔽陽光:/德國佬和同性戀。"《清晨郵報》(MorningPost)的編輯熱切地贊同:這些性激情變態者在英格蘭健康的思想中無立足之地，他們就像水面的泡沫，飄浮的根系生展在遊蕩於各國首都的國際遊民之中。它就像是有時被帶上我們海岸的零星的乃至流行一時的瘟疫，但為這個民族的本性所憎惡。由於賣淫被看做性病傳播的主要因素，按實用的說法，正是它造成了所有軍隊的最大的性問題。

　　大陸國家有長期受到系統管理的娼妓和公娼區。在20世紀中，巴黎的妓院每年據說為上百萬的顧客服務。只是在1946年，法國才提出中止娼妓業的"新規劃主義"(neoregulation)。1886年，英國為控制性病而施行其傳染病法案(ContagiousDiseaseAct)的企圖，由於女權主義者和道德純潔運動人士反對迫使婦女卻不要求男子進行強制性醫學檢查的明顯帶有性別歧視的政策而終告破產。戰爭期間，據報道，英國軍隊中發現40000例性病，這導致了英國重新制定其管制政策。1914年，《保衛王國法案》(theDefenceofRealmAct)第40款規定，任何患有性病的婦女"與任何武裝力量的成員或其神聖同盟的成員發生性關係，都將被視為有罪"。因法國政府為其士兵提供娼妓服務而首先惱火的美國當局，也開始重新考慮其立場。反邪惡改革家雷蒙德·B.福斯迪克(RaymondB.Fosdick)雷蒙德·B.福斯迪克1883年生於布法羅，美國律師和社會學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戰爭和海軍部擔任多個職務。他曾是洛克菲勒基金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財產受托人之一。著有《歐洲政治體制》等著作。--譯注抱有這樣的希望:假如向美國的小伙子們提供體育方面的娛樂活動，並且禁絕像攜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一樣的娼妓，那麼他們就會變得自律，免遭性病的困擾。個州最終通過強制性醫學檢查的法律，其結果是18000名婦女遭監禁。儘管如此，在法國，美國軍方曾下過這樣的結論:某些預防措施是不得不施行的，即使道德家們可能會叫囂，這等於是對邪惡的寬容。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紐西蘭軍隊發放避孕套已證明了預防措施的有效性。當收到有關這項討論的報告時，戰爭部部長的回答一語驚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請別拿給總統看，否則他會停止戰爭的。"

　　以事後的眼光可以看出，戰爭引發的性恐慌是被極大地誇大了。那些對由輕佻女子或蕩婦引出的種種危險喋喋不休的人，不過是在以老套的厭女者的策略--將其國家的衰退完全歸罪於婦女的參與，對種種社會失序現象作出反應而已。事實的真相是，每個國家的婦女組織都義無反顧地投入戰時工作中。就德國婦女聯合會(theLeagueofWomensassociations)而言，在國家主義方面，與英國的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khurst)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著名的英國女權主義者，從事鬥爭40年，曾被政府投入監獄，去世時終於使英國婦女獲得完全平等的選舉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出於國家利益，曾一度放棄民權運動。--譯注領導的女權運動並無二致。婦女的戰時工作給一些同時期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令另外一些人感到震驚，但它代表了一種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持續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回溯到此前的10年。許多作坊和工廠從世紀早期就開始僱傭大量女性勞力，事實上，在法國，戰爭使女性勞動力的投入數量到達頂峰。在德國，女性勞力的僱傭數量沒有明顯表現出如此之大的變化。

　　認為這種變動的社會範式存在破壞道德的危險，實屬一種由來已久的指責。像瓦爾特·希普(WalterHeape)這樣的反女權主義者，在戰爭即將爆發之前就曾警告:"婦女的覺醒"將使某些人試圖打碎"自然的鐵鐐"。性道德在戰時並未發生什麼大的變化。有關"戰爭嬰兒"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議論均被大大地誇大了。在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法國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在諸如英國和德國之類的國家中，1870年之後，這一下降現象已受到關注，贊成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首先是指責婦女應對此負責。"逃避生兒育女職責的婦女，"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宣稱，"等於是放下手中槍逃跑的士兵。"

　　悲觀主義者悲歎道，戰爭使許多婦女的婚姻和盡妻子、母親天職的希望化為泡影。的確，許多男人一去不歸，戰場上的巨大傷亡令人口統計的金字塔傾斜，造就了數百萬的"多餘女性"。以德國為例，200萬士兵喪生，留下60萬寡婦，100萬孤兒，以及近150萬所謂的"純真寡婦"(whitewidows)--失去預期中的伴侶的年輕婦女。法國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然而，"新女性"(newwomen)--其含義是指受過高等教育的或經濟獨立的婦女--並非戰爭的產物。"新女性"自19世紀80年代起就受到了道德家們的苛評。那些對女同性戀之幽靈感到恐懼的人指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人不結婚，女人與女人結偶，在美國被稱之為"波士頓婚姻"(Bostonmarriages)。擺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面前的現實是，她們不得不在職業和丈夫之間作出選擇。某些傾心於職業而獨身的婦女，無疑會發展出種種女性關係的新形式，一些是柏拉圖式的，一些則是性關係式的。在19世紀，由於各階層有各自的觀念形態，一些婦女可以設想與其他婦女共同生活。

　　以事後的眼光可以看出，戰爭引發的性恐慌是被極大地誇大了。那些對由輕佻女子或蕩婦引出的種種危險喋喋不休的人，不過是在以老套的厭女者的策略--將其國家的衰退完全歸罪於婦女的參與，對種種社會失序現象作出反應而已。事實的真相是，每個國家的婦女組織都義無反顧地投入戰時工作中。就德國婦女聯合會(theLeagueofWomensassociations)而言，在國家主義方面，與英國的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khurst)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著名的英國女權主義者，從事鬥爭40年，曾被政府投入監獄，去世時終於使英國婦女獲得完全平等的選舉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出於國家利益，曾一度放棄民權運動。--譯注領導的女權運動並無二致。婦女的戰時工作給一些同時期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令另外一些人感到震驚，但它代表了一種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持續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回溯到此前的10年。許多作坊和工廠從世紀早期就開始僱傭大量女性勞力，事實上，在法國，戰爭使女性勞動力的投入數量到達頂峰。在德國，女性勞力的僱傭數量沒有明顯表現出如此之大的變化。

　　認為這種變動的社會範式存在破壞道德的危險，實屬一種由來已久的指責。像瓦爾特·希普(WalterHeape)這樣的反女權主義者，在戰爭即將爆發之前就曾警告:"婦女的覺醒"將使某些人試圖打碎"自然的鐵鐐"。性道德在戰時並未發生什麼大的變化。有關"戰爭嬰兒"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議論均被大大地誇大了。在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法國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在諸如英國和德國之類的國家中，1870年之後，這一下降現象已受到關注，贊成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首先是指責婦女應對此負責。"逃避生兒育女職責的婦女，"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宣稱，"等於是放下手中槍逃跑的士兵。"

　　悲觀主義者悲歎道，戰爭使許多婦女的婚姻和盡妻子、母親天職的希望化為泡影。的確，許多男人一去不歸，戰場上的巨大傷亡令人口統計的金字塔傾斜，造就了數百萬的"多餘女性"。以德國為例，200萬士兵喪生，留下60萬寡婦，100萬孤兒，以及近150萬所謂的"純真寡婦"(whitewidows)--失去預期中的伴侶的年輕婦女。法國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然而，"新女性"(newwomen)--其含義是指受過高等教育的或經濟獨立的婦女--並非戰爭的產物。"新女性"自19世紀80年代起就受到了道德家們的苛評。那些對女同性戀之幽靈感到恐懼的人指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人不結婚，女人與女人結偶，在美國被稱之為"波士頓婚姻"(Bostonmarriages)。擺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面前的現實是，她們不得不在職業和丈夫之間作出選擇。某些傾心於職業而獨身的婦女，無疑會發展出種種女性關係的新形式，一些是柏拉圖式的，一些則是性關係式的。在19世紀，由於各階層有各自的觀念形態，一些婦女可以設想與其他婦女共同生活。

　　20世紀的社會不斷給年輕人施加壓力叫他們結婚，並將同性戀關係病理學化，為此，幾乎不能說戰爭"解放了"年輕婦女的裡比多(libido,性慾)。由於受到戰爭造成的混亂局面的驚嚇，評論家們首先想到的是戰爭令婦女獲得權利，使男子變得消沉。他們的第二個噩夢是種族隔離將被打破。一種戰爭期間浮現的恐懼，即黑人男子會強暴白人婦女，是當時男性心理狀態外化的一個極端的例子。事實上，如同在某些歐洲殖民地或美國南部，許多白人少年的第一次性經驗是從黑人女孩那裡獲得的。人們希望年輕的白人男子在性方面應活躍些，而與此同時，白人婦女則應嚴守貞操。這種戰時對種族問題的著迷，只有置於這樣的背景之下，即風起雲湧的第一次非殖民化運動和非洲裔美國人在20世紀最初的10年中大規模湧入北方各州所引起的種族關係的緊張，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種種私刑在生活著成千上萬的非洲裔美國人的美國南部的出現，是這些種族恐懼最為引人注目的證據。1909年，《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評論道，歐洲人現在才意識到聽任其女兒與黑人交往的危險。"長期以來，在一些德國城市中，白人女孩與美洲和非洲的黑人手挽手招搖過市，成雙成對地出入飯店、咖啡館和劇院，已成為司空見慣而令人厭惡的景觀。"人們相信，婦女與非白種人是不服約束的。

　　戰爭確實改變了男人，但改變的程度並不像那些制售恐慌的人所預言的那麼大。士兵們表面上誇示著自己的粗魯和鄙俗，但信件和日記卻揭示出他們的許多拘禮之處和回歸家園、回歸家庭生活的渴望。許多男人，諸如被打發到布列塔尼團的普羅旺斯人，17並未在部隊中發現那種被大肆渲染的團結和兄弟情誼。傳說中的隱藏在戰壕中的同性間的色情活動也頗為罕見。任何男性間的親密關係都不過是原先在國內公共學校、童子軍和男子俱樂部就出現過的無害歡娛的延續。異性性行為在戰壕中並未受到挑戰，大部分男子只要有可能，顯然會馬上重投婦女的懷抱。

　　絕大部分有關戰時放蕩行為的種種故事，大致都可被證實是虛構的。市民們對數百萬性飢渴的士兵的歸來感到恐懼，但對於經受了前線諸般恐怖之後的軍隊而言，溫馨的家庭是最為嚮往的。戰後人口出生和結婚率引人注目的攀升彌補了由於數年戰事造成的延誤。例如，德國1918年的出生人口為956251人，1919年為1299404人，儘管到1923年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趨向死灰復燃。

　　戰爭使許多年輕男子無法結婚，只能長期待在前線，他們的童貞期或許由此而延長。然而，一些士兵在其特定的生存條件下，無疑可以身著軍服經驗到某種性道德的解放。儘管在妓院內幾無任何浪漫可言，但士兵們還是從妓女那裡獲得了他們的初次性經驗。一個年輕人平靜地告訴同伴說，幹那事兒"可並不像想像得那麼好。有點像在拽拉你的東西，但好歹你能有個人可以說說話"。絕大部分士兵僅僅因為害怕染上性病而沒有去尋花問柳。一段時間內，道德純潔的典範人物大肆宣傳這樣一個觀念，即"純真的"女子可能受到那些勾搭妓女的男子的感染。1913年克麗斯塔蓓爾·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Pankhurst)克麗斯塔蓓爾·潘克赫斯特(1880-1958)，英國女權運動領袖，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兒，主張以激烈的手段爭取英格蘭婦女的參政權。--譯注在《大災難以及如何中止它》中宣稱，80%的男人染有性病，這甚至在道德家看來也屬"偏頗"之見。儘管那些好作驚人之語的人物在戰時就此就爭吵不休，事實上，性病發病率在許多國家的軍隊中，諸如在英國軍隊和德國海軍中，比和平時期都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