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真實的地下黨員:每日的經費僅夠買油條度日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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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真實的地下黨員:每日的經費僅夠買油條度日

2016年03月12日 戰史風雲 暫無評論 閱讀 74 次

  導讀:時下一些電影裡,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只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中共從誕生之日起,中央機關多數時間設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軍攻克武漢。張國燾在中央緊急會議上,提議中央機關應遷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漢,不要總在上海的亭子間對各地的革命和戰爭遙作書面指導。鑒於形勢的發展和需要,中共對湖北和武漢的工作更趨重視,調項英、林育南、羅章龍、聶榮臻等充實湖北區委;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惲代英、張太雷等也陸續前往武漢;瞿秋白亦隨後到達。但整個機關向武漢的遷移,卻直到蔣介石在上海「清共」、陳獨秀離滬才完成。

  可不久,寧漢合流,汪精衛提出「寧可枉殺千百,不使一人漏網」,對中共實施更殘酷的捕殺,中共機關在武漢難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由於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彭湃、王荷波,候補委員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毛澤東、鄧中夏等均在外地,與會者只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六委員。會議決定中央機關遷回上海。月底,遷移的計畫開始實施。

  當時上海正處在血裹腥彌之中,中央機關為何偏要遷往這風聲鶴唳之地呢?這主要是因為上海城市人口眾多,成分複雜,流動性大,不查戶口,租房方便,工廠店舖林立,水陸交通發達,加之中央機關在滬經年,有眾多關係,特別是上海租界連片,華洋雜處,政出多門,軍警分屬不同系統的格局,都有利於黨中央機關隱蔽活動。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當時多數中共領袖心目中,蘇聯革命模式的影響甚深,他們企盼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這種勝利是以籌策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為標誌的,他們的著眼點從未離開過城市。

  當時上海正處在血裹腥彌之中,中央機關為何偏要遷往這風聲鶴唳之地呢?這主要是因為上海城市人口眾多,成分複雜,流動性大,不查戶口,租房方便,工廠店舖林立,水陸交通發達,加之中央機關在滬經年,有眾多關係,特別是上海租界連片,華洋雜處,政出多門,軍警分屬不同系統的格局,都有利於黨中央機關隱蔽活動。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當時多數中共領袖心目中,蘇聯革命模式的影響甚深,他們企盼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這種勝利是以籌策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為標誌的,他們的著眼點從未離開過城市。

  中央機關有一套龐雜的班子,有負責會務的、有負責文秘的、有負責保衛的、有負責與各地組織交通聯絡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上海形勢超乎尋常的險惡,軍警如林,暗探密佈,稍有不慎,便會遭遇不測。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頹唐甚至變節,而變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中共領導人的被捕和某些機關工作班子被破壞。

  1928年4月,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變,設在平涼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聯絡點被破壞,十餘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變,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彭湃,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楊殷,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邢士貞,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被捕,設在新閘路的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被破壞……

  每當中共機關遭破壞,有關人員被捕,就需再調些人員進行補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機關遭破壞後,從內地調往上海的。由於中央機關屢遭破壞,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來提出秘密機關社會化的思路,設立的機關要以工廠、商店、學校等企事業單位形式做掩護,機關工作人員裝扮成不同類型的家庭,利用各種合情合理的保護傘。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負責地下交通工作的吳德峰家中。當時吳德峰、戚元德夫婦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戶闊綽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媽子的角色。因為她初來乍到,需要有個熟悉環境的過程,並未承擔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時一家就是一個工作站,有許多雜務要處理,而且假戲必須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間、接待客人、買菜燒飯、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媽子也沒太大的區別。

  習慣於轟轟烈烈搞宣傳鼓動、從事工運的周惠年,對此很不適應,何況在來之前她就提出過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的要求。於是,她向吳德峰當面請求調換工作,要到工廠去。不料,遭到吳德峰的嚴厲批評:「都到工廠去搞工運,機關工作誰來做?!革命工作每一項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產黨員,就應該服從組織安排。」雖然吳德峰的口氣比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說的在理,便逐漸安下心來。不久她擔負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員的工作。在時下一些電影裡,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只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

  四個銅板,在上海也就夠一副大餅油條錢吧,可她要維持一天的生計,以至入冬了,她還靠幾件單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著,直到一天她冷顫瑟縮地與吳德峰、戚元德會面,組織上才瞭解她的窘境,給她十塊大洋,用來購買裌衣、棉衣。對艱苦的條件,周惠年時常考慮通過自己的勞作來改善,也可減輕組織的負擔。聞知住守的機關附近,有一爿絲襪廠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聯繫了一下,老闆對她很滿意,說妥每月30塊大洋。她高興得不得了,一來可為組織解決一點經費;另外自己有在工廠發動群眾的經驗,可藉機開展工作。她興沖沖地向組織匯報請求批准,可吳德峰不同意。他說組織上交給她的工作是看機關,如果她上工了,來機關聯繫的人員就可能吃閉門羹,容易耽誤大事。為了革命的需要,她放棄了這份很有誘惑力的工作,繼續她一個月一塊多大洋的生活。數月後,吳德峰調到中共中央軍委,主管交通總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隨之到軍委,在軍委招待所,負責接待從蘇區來中央的團以上幹部。

  1930年秋,歷時半年、塗炭中原大地的蔣、馮、閻大戰結束,蔣介石立即騰出手來,向中共武裝割據的地區進行圍剿。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之眾,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指揮,對毛澤東、朱德為首的湘贛邊界根據地發起第一次「圍剿」。為了加強中共中央對各武裝割據地區的領導,及時瞭解各地反「圍剿」軍事鬥爭的情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交通局,把軍委交通總站和中央外交科歸並交通局,直轄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余澤鴻、吳德峰組成領導委員會,吳德峰為局長。其任務是打通與各根據地的交通線,佈置起嚴密的同全國聯絡的交通網。

  通過這些交通線和交通網,把各地的情況盡快通報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運送各根據地給中央的經費;護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員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幹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職責。周惠年一度在蘇區向中央送經費的聯絡點,把從根據地送來的錢轉交吳德峰,再由吳上繳中央。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顯示了她的忠誠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調到更具風險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科,科長是顧順章,下分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打擊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機關重返上海後,特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周恩來直接指揮,顧順章是實際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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