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北宋又發動了一次更大規模的北伐戰役，企圖一舉奪取燕雲十六州。戰爭的結果卻是以宋軍更大的慘敗告終，從而使在對遼關係上「終宋不振」。這段悲慘的歷史不知令當時及後世多少人扼腕歎息!學術界有關探討這次戰役宋軍失敗原因的文章，較多地論述了宋軍戰略的失誤;其次是宋君臣們對遼方情況判斷的錯誤，因而貿然發動了這場毫無把握的戰爭;此外，還指出了「將從中御」、將無親兵、將系庸才等方面導致失敗的因素。已有的研究，還幾乎將失敗的主要責任歸結到太宗一人身上。這些觀點，對研究歷史上這場戰役，已具有了許多啟發意義。

　　梳理和總結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值得肯定的，在一些主要的問題上，似仍有重新商榷和探討的必要。本文即試圖在總結學術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對這次戰役作一個較為全面的剖析。

　　宋高梁河戰役後的對遼政策

　　北宋朝廷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決策，據載緣於這樣一次對遼方情況判斷的錯誤：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賀懷浦、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奏，內稱已即位二年的遼聖宗耶律隆緒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軍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這件事，被有關評論這場戰役的文章反覆引用，認為「宋太宗便是以這個無知作為根據，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戰略決策。」或曰「這些人既是太宗的親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閱後大喜，遂決意北征。」等等。這些論述，在史籍裡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據，而且也與當時文臣的看法相合、如知制誥田錫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所上奏論中總結失敗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誤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而所歸結的經驗教訓就是「內則詢謀宰臣」，並且要「事事與宰臣商量」。將戰爭失敗的責任首先歸咎於賀令圖這批武人。田錫的看法，實際上代表了當時文官集團的意見。除了宋太宗的因素，發動戰爭的責任是否應該主要由賀令圖等人承擔，揆諸當時的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根據似是而非的情報得出錯誤的判斷，並不只是賀令圖等少數幾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當時士大夫們較為普遍的心理。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作這樣的思考，假使沒有賀令圖等人的出現，這場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回答是否定的。這個問題的討論要追溯到高梁河戰役結束之後。

　　太平興國四年(979)，宋軍從剛攻佔的太原倉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與遼軍決戰遭到大敗後，銳氣雖然受到嚴重的挫傷，但還沒有因此而改變宋遼雙方軍事力量的均衡態勢，在遼國為報復宋朝對幽燕發動的不宣而戰所實施的進攻中，儘管宋軍時有敗績，但有的主力部隊還能夠以積極防禦的姿態，在迎戰中斬將擎旗，擊退遼軍。總的說來，宋軍基本上遏制住了遼軍的攻勢，在防守戰中與遼打了個平手。其間較大的戰役有發生在是年九月的滿城。宋軍在滿城之西大破集結來犯的遼軍，又乘勝追奔至遂城，「斬首萬徐級」，俘獲甚眾。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門，潘美與楊業以奇兵大敗入侵之敵。遼軍未達到報復的意圖，雖經二次挫敗仍不罷手。這一年的十月，遼景宗親至幽州督戰，圍攻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舊南關)，在連續取得數次勝利之後，目的既已達到，在宋太宗再次親自督率的增援部隊尚未趕到之際，就主動班師撤回。此後宋遼在邊境地區雖多次發生戰鬥，但隨著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七年)遼景宗的駕崩，兩國繼續維持著原有疆界，軍事衝突則基本告一段落。

　　應該看到，宋軍在防禦戰中取得的勝利，除了其軍事實力尚足與遼抗衡之外，主要還是由於依托堅城，以逸待勞，發揮了以步兵為主的短距離集團作戰優勢。雖然不斷有捷報被及時地呈送到朝廷，並由史官記錄下這些令人震奮的戰果，但有的戰績極有可能被有意無意的誇大。這正如後來端拱二年田錫在檢討中所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宋軍在防禦戰中的這些局部性勝利，在一定程度沖淡了高梁河戰敗後的悲觀情緒，對重新鼓舞起宋軍將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卻又使太宗及文官們對本朝的軍事實力產生了過高的估計，認為還足以去收復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將收復幽燕提上議事日程，就在太平興國五年遼軍主動撤師之後，親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進攻幽州提出與臣下商議，李昉等大臣鑒於「河朔之區，連歲飛挽，近經蹂踐，尤其蕭然」以及「屬茲寒冽，益復罷勞」的實際，娓婉勸阻，才作罷退兵。李昉等所述情況，事必躬親、勵精政務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儘管他缺乏對雙方綜合實力的正確比較，但對緊接著又一次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是沒有顧慮，軍隊疊經戰役，急需休；各種與進行大戰役有關的條件都明顯地不具備。因此，太宗此時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種精神上和輿論上的需要。

　　如果說，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過分從鞏固自己的皇位出發，因此才不顧「饋餉且盡，軍士罷乏」，「諸將皆不願行」的實際，也聽不進呼延贊「此餅難翻」的勸諫，頭腦發熱，執意進兵，慘遭失敗。但太宗一回京就貶斥了認為不可靠的將領，又逼死太祖長子德昭，同時注意選拔忠於自己的將領。潛在的政治威脅已逐漸消除。那麼，太宗此時仍然堅持把北伐掛在嘴上，則主要是從自己的名聲和威望考慮。原想用戰爭的勝利來穩固皇位，不料卻是失敗，不得已借助並不十分情願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極大的損傷，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顏面對群臣?但要付諸實施，則絕非兒戲。不能不說太宗已相當謹慎，所以，當垂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異議，他立刻'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為了更體面地班師回朝，太宗還以不無遺憾的口吻寫詩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頗富戲劇意味。

　　今之論者，多將此後雍熙三年決定北伐的失誤主要歸咎於太宗，此非持平之論。按照傳統的觀念，皇帝具有無上的權力，擁有對國事的最後決定權。但應當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許多情況下亦不過作為一種最高權力的象徵，如果他不能俯順輿情，一意孤行，長期違背群臣特別是文官集團的意志行事，則政治就會出現某種危機。以英主賢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願看到這樣的情形出現。何況，本朝自太祖皇帝開始，就以不殺士大夫的誓言詔告子孫後世。此無異激勵士大夫們以及全國的讀書人更好地以天下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諫、無所顧忌的濃厚風氣是前朝後代無與倫比。在北伐問題上，相比之下，群臣們的情緒遠較太宗熱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議論看，也僅僅是從技術問題上著眼，並非是反對北伐本身，只是說要再作些準備後，「期歲之間，用師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顧全芳在《評宋初的對遼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們，從中原王朝中心觀和漢族統治論出發。」但顧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後宋人的議論，其實在太宗時群臣的言詞裡，這樣的觀點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議中所謂:「幽薊之壤，久陷敵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王禹催所謂「本是漢疆」，等等言詞，都體現了宋士大夫們這種鬱結不化的情結。

　　此時，也不是完全沒人對現實具有清醒的認識因而提出正確主張。當太宗在太平興國五年回到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時，左拾遺張齊賢則上疏反對。通觀其全文，其中心觀點是主張恢復太祖時代對遼積極防禦的策略，選擇象古之李牧那樣的良將，「峻壘深溝，蓄力養銳」，避免戰事，減少對邊鄙地區的後勤供應，使河北人民獲得休息，從而增加河北地區的農業生產，以實邊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強大以後，再議收復不晚。當前，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太宗「嘉納」了他的建議。

　　張齊賢的遠見卓識，沒有資料證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響應，而倒是遭到後來人似揚反抑式的批評。如南宋人呂中說:「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枉，二則中國之險移齡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呂中的這段議論被不止一種史籍所引用。本文無意對宋人的這種情結進行過多的糾纏，只是想說明，建言速取幽薊的眾多議者，並非多數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們對太宗力排眾議，接受張齊賢的建議也不能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更不能斷言太宗絲毫沒有接受高梁河失敗的教訓。如果以這種簡單的方式看待歷史，則不符合歷史本身的實際。

　　當然，這並不意味宋太宗放棄了攻取幽燕的念頭。輕率用兵招致敗北之恥這一點既已是明擺的教訓，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須謹慎從事，但攻佔幽燕的目標仍然不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邊境地區在加緊修築城防，屯兵聚糧，又開疏河道以通槽運。這些措施，既增強了邊防，又在為再次大舉暗作準備。因此，積蓄力量，加緊備戰，尋機而動，再事北伐，是這一期間北宋對遼政策的基調。這些行動，自然也引起遼國高度的重視並採取了相應的對策。太宗本人也辛勤於再次北伐的準備: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請議事後，中午就在講武殿討論軍事;「或揀閱軍人」，「或親觀戰馬」。因為，在太宗和臣僚們看來，不收復幽燕，不僅是不能解除北邊的威脅，而且更重要的，是難以避免歷史的指責，無疑將在青史上留下污點。

　　太平興國六年，易州宋軍在遼國試探性的進攻中獲取小勝，太宗又謀大舉伐遼，分別與遼接壤的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和定安國聯絡，希望兩國能出兵協助，以「張椅角之勢，」但兩國都因懼怕遼國，無一響應，太宗才取消了這次計畫。

　　次年，遼景宗帶兵分三路南進，戰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駕崩，其子耶律隆緒繼位，是為聖宗。太宗在三路獲勝之徐，於十月頒布保疆詔書，除了聲明太平興國四年的北伐曲在遼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時申令軍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竊盜」。十二月，宋朝又向遼遣使獻犀帶請和。金戈鐵馬之聲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變了主意?應該說，這不過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年年兵連不解，幾乎使整個北方地區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負。因此「議者多請息民。'而遼國的情形是景宗新喪，「母寡子弱」，短期內似無主動進犯的可能。太宗採用田錫上年希望尋求與遼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議，主動採取以上行動。不論是息民以利恢復生產，還是從輿論，以及對遼朝新主作某種外交上的試探等諸方面考慮，都是非常明智的。遼國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宋在邊境地區的備戰狀況並沒有緩解的跡象，講和僅僅是一種口頭上的表示，因而斷定宋朝沒有講和的誠意，也採用試探性的方式，「詔以無書卻之。」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誠，出於維護體面的考慮，不便正式照會遼廷，也不妨接著採用開寶七年遼國主動向宋求和的方式，由宋邊臣致書遼國邊臣，逐步展開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說明上述對遼政策基調並未改變。有文稱「由於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轉而積極備戰。」恐非歷史真相。

　　據載，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對遼國的情況作出與事實相反的判斷後，北伐的意圖就躍躍欲現了。如十一月，高陽關捕得遼軍俘虜，「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臨近塞築城為備。」說明遼朝對宋已在加強防禦，處轉戒備警惕狀態，卻對俘虜之言信以為真。又據情報認為「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太宗與宰相宋琪就已經討論到收復幽燕後的計畫，設想到那時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關、野狐門三、五處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絕遼軍的南侵。這種美好的設想，自然不止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們夢寐以求的藍圖，並被形諸筆墨。賀令圖等人在這一年的相繼上言，不過是更堅定了北伐決心。

　　賀令圖等人所依據的事實，證之以遼景宗剛死後的遼國內情形，似也不無吻合。「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這是蕭太后對其國內國外形勢的憂慮。且不談其西南邊的黨項十五部趁機復叛侵邊，雖被擊破，但潛在的威脅依然存在，而東邊的女真族也伺機欲動。遼廷又在統和元年(宋太平興國八年)二月一日頒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語及冒禁夜行。從這些跡象看，都說明遼國內的政治危機確實存在。令圖等人同時還看到:專政的蕭太后「有機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虛假。此外，他們在報告中還詳細提供了蕭太后與韓德讓特殊關係這一情報，在分析中顯然增加了若干想像的成分，錯誤地從漢文化心態來臆測已造成了遼國內強烈的不滿情緒。這是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無知，顯然不足為據。但遼國內這種主幼國疑的局面，也確是北宋伐遼的機會。而且，歷史上亦屢見在這種局面下發生劇變的先例。問題的關鍵卻在於:時過境遷，遼國內的形勢已逐漸發生了若干變化，因此，上述情報實際業已過時。宋廷中並沒有人看到這一點而對此提出準確的看法，應該說，太宗和群臣對令圖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遼國在聖宗即位後，稱制的蕭太后明達治道，習知軍政，她所信任並與參決國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較、耶律休哥、韓德讓等人，都是識大體、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們的輔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蕭太后還及時實行改革，調整民族關係。統和元年七月，就從法律上規定不論遼人或漢人，都完全按照漢法判決，因而使「燕民皆服。」耶律休哥全面負責幽燕事務，「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不僅如此，他為了改變連年戰爭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狀況，在省賦役，恤孤寡的同時，還一改主動向宋進犯的態勢，「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對前來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動遣送交還。可惜，這些積極備戰的行為，都被北宋君臣錯誤地認為是對宋「甚俱」。休哥「戰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遼間不可避免要再次發生大戰，為了進一步地引誘迷惑對方，「還多設間諜，佯言國內空虛，邊帥無謀。」其用意十分明顯: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則以逸待勞，引誘宋軍遠離堅城，在平原曠野與之決戰，自然是有利於以騎兵為主的遼軍。可惜宋方對這些假情報「皆信之」。沒有進行認真的分析，對遼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錯。戰爭還未開始，宋在間諜戰上已先暗輸了一著。

　　然而，賀令圖等人的建議，還沒有使太宗立刻下達北伐的命令，他似乎還要慎重地再作觀察，還要作更充分的準備。又過了近兩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儘管有個別臣僚仍對某些技術問題表示擔憂，如糧食是否接濟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難，飛炮是否能派上用場等。但朝廷上下，對北伐的前景無一不持樂觀態度。連曾經反對北伐、時任樞密副使的張齊賢，也完全轉變了原先的態度。太宗這才在群臣不斷的鼓勵下，正式下達了大舉北伐的命令。

　　應該看到，宋軍在防禦戰中取得的勝利，除了其軍事實力尚足與遼抗衡之外，主要還是由於依托堅城，以逸待勞，發揮了以步兵為主的短距離集團作戰優勢。雖然不斷有捷報被及時地呈送到朝廷，並由史官記錄下這些令人震奮的戰果，但有的戰績極有可能被有意無意的誇大。這正如後來端拱二年田錫在檢討中所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宋軍在防禦戰中的這些局部性勝利，在一定程度沖淡了高梁河戰敗後的悲觀情緒，對重新鼓舞起宋軍將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卻又使太宗及文官們對本朝的軍事實力產生了過高的估計，認為還足以去收復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將收復幽燕提上議事日程，就在太平興國五年遼軍主動撤師之後，親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進攻幽州提出與臣下商議，李昉等大臣鑒於「河朔之區，連歲飛挽，近經蹂踐，尤其蕭然」以及「屬茲寒冽，益復罷勞」的實際，娓婉勸阻，才作罷退兵。李昉等所述情況，事必躬親、勵精政務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儘管他缺乏對雙方綜合實力的正確比較，但對緊接著又一次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是沒有顧慮，軍隊疊經戰役，急需休；各種與進行大戰役有關的條件都明顯地不具備。因此，太宗此時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種精神上和輿論上的需要。

　　如果說，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過分從鞏固自己的皇位出發，因此才不顧「饋餉且盡，軍士罷乏」，「諸將皆不願行」的實際，也聽不進呼延贊「此餅難翻」的勸諫，頭腦發熱，執意進兵，慘遭失敗。但太宗一回京就貶斥了認為不可靠的將領，又逼死太祖長子德昭，同時注意選拔忠於自己的將領。潛在的政治威脅已逐漸消除。那麼，太宗此時仍然堅持把北伐掛在嘴上，則主要是從自己的名聲和威望考慮。原想用戰爭的勝利來穩固皇位，不料卻是失敗，不得已借助並不十分情願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極大的損傷，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顏面對群臣?但要付諸實施，則絕非兒戲。不能不說太宗已相當謹慎，所以，當垂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異議，他立刻'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為了更體面地班師回朝，太宗還以不無遺憾的口吻寫詩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頗富戲劇意味。

　　今之論者，多將此後雍熙三年決定北伐的失誤主要歸咎於太宗，此非持平之論。按照傳統的觀念，皇帝具有無上的權力，擁有對國事的最後決定權。但應當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許多情況下亦不過作為一種最高權力的象徵，如果他不能俯順輿情，一意孤行，長期違背群臣特別是文官集團的意志行事，則政治就會出現某種危機。以英主賢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願看到這樣的情形出現。何況，本朝自太祖皇帝開始，就以不殺士大夫的誓言詔告子孫後世。此無異激勵士大夫們以及全國的讀書人更好地以天下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諫、無所顧忌的濃厚風氣是前朝後代無與倫比。在北伐問題上，相比之下，群臣們的情緒遠較太宗熱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議論看，也僅僅是從技術問題上著眼，並非是反對北伐本身，只是說要再作些準備後，「期歲之間，用師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顧全芳在《評宋初的對遼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們，從中原王朝中心觀和漢族統治論出發。」但顧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後宋人的議論，其實在太宗時群臣的言詞裡，這樣的觀點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議中所謂:「幽薊之壤，久陷敵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王禹催所謂「本是漢疆」，等等言詞，都體現了宋士大夫們這種鬱結不化的情結。

　　此時，也不是完全沒人對現實具有清醒的認識因而提出正確主張。當太宗在太平興國五年回到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時，左拾遺張齊賢則上疏反對。通觀其全文，其中心觀點是主張恢復太祖時代對遼積極防禦的策略，選擇象古之李牧那樣的良將，「峻壘深溝，蓄力養銳」，避免戰事，減少對邊鄙地區的後勤供應，使河北人民獲得休息，從而增加河北地區的農業生產，以實邊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強大以後，再議收復不晚。當前，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太宗「嘉納」了他的建議。

　　張齊賢的遠見卓識，沒有資料證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響應，而倒是遭到後來人似揚反抑式的批評。如南宋人呂中說:「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枉，二則中國之險移齡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呂中的這段議論被不止一種史籍所引用。本文無意對宋人的這種情結進行過多的糾纏，只是想說明，建言速取幽薊的眾多議者，並非多數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們對太宗力排眾議，接受張齊賢的建議也不能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更不能斷言太宗絲毫沒有接受高梁河失敗的教訓。如果以這種簡單的方式看待歷史，則不符合歷史本身的實際。

　　當然，這並不意味宋太宗放棄了攻取幽燕的念頭。輕率用兵招致敗北之恥這一點既已是明擺的教訓，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須謹慎從事，但攻佔幽燕的目標仍然不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邊境地區在加緊修築城防，屯兵聚糧，又開疏河道以通槽運。這些措施，既增強了邊防，又在為再次大舉暗作準備。因此，積蓄力量，加緊備戰，尋機而動，再事北伐，是這一期間北宋對遼政策的基調。這些行動，自然也引起遼國高度的重視並採取了相應的對策。太宗本人也辛勤於再次北伐的準備: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請議事後，中午就在講武殿討論軍事;「或揀閱軍人」，「或親觀戰馬」。因為，在太宗和臣僚們看來，不收復幽燕，不僅是不能解除北邊的威脅，而且更重要的，是難以避免歷史的指責，無疑將在青史上留下污點。

　　太平興國六年，易州宋軍在遼國試探性的進攻中獲取小勝，太宗又謀大舉伐遼，分別與遼接壤的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和定安國聯絡，希望兩國能出兵協助，以「張椅角之勢，」但兩國都因懼怕遼國，無一響應，太宗才取消了這次計畫。

　　次年，遼景宗帶兵分三路南進，戰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駕崩，其子耶律隆緒繼位，是為聖宗。太宗在三路獲勝之徐，於十月頒布保疆詔書，除了聲明太平興國四年的北伐曲在遼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時申令軍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竊盜」。十二月，宋朝又向遼遣使獻犀帶請和。金戈鐵馬之聲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變了主意?應該說，這不過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年年兵連不解，幾乎使整個北方地區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負。因此「議者多請息民。'而遼國的情形是景宗新喪，「母寡子弱」，短期內似無主動進犯的可能。太宗採用田錫上年希望尋求與遼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議，主動採取以上行動。不論是息民以利恢復生產，還是從輿論，以及對遼朝新主作某種外交上的試探等諸方面考慮，都是非常明智的。遼國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宋在邊境地區的備戰狀況並沒有緩解的跡象，講和僅僅是一種口頭上的表示，因而斷定宋朝沒有講和的誠意，也採用試探性的方式，「詔以無書卻之。」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誠，出於維護體面的考慮，不便正式照會遼廷，也不妨接著採用開寶七年遼國主動向宋求和的方式，由宋邊臣致書遼國邊臣，逐步展開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說明上述對遼政策基調並未改變。有文稱「由於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轉而積極備戰。」恐非歷史真相。

　　據載，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對遼國的情況作出與事實相反的判斷後，北伐的意圖就躍躍欲現了。如十一月，高陽關捕得遼軍俘虜，「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臨近塞築城為備。」說明遼朝對宋已在加強防禦，處轉戒備警惕狀態，卻對俘虜之言信以為真。又據情報認為「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太宗與宰相宋琪就已經討論到收復幽燕後的計畫，設想到那時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關、野狐門三、五處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絕遼軍的南侵。這種美好的設想，自然不止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們夢寐以求的藍圖，並被形諸筆墨。賀令圖等人在這一年的相繼上言，不過是更堅定了北伐決心。

　　賀令圖等人所依據的事實，證之以遼景宗剛死後的遼國內情形，似也不無吻合。「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這是蕭太后對其國內國外形勢的憂慮。且不談其西南邊的黨項十五部趁機復叛侵邊，雖被擊破，但潛在的威脅依然存在，而東邊的女真族也伺機欲動。遼廷又在統和元年(宋太平興國八年)二月一日頒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語及冒禁夜行。從這些跡象看，都說明遼國內的政治危機確實存在。令圖等人同時還看到:專政的蕭太后「有機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虛假。此外，他們在報告中還詳細提供了蕭太后與韓德讓特殊關係這一情報，在分析中顯然增加了若干想像的成分，錯誤地從漢文化心態來臆測已造成了遼國內強烈的不滿情緒。這是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無知，顯然不足為據。但遼國內這種主幼國疑的局面，也確是北宋伐遼的機會。而且，歷史上亦屢見在這種局面下發生劇變的先例。問題的關鍵卻在於:時過境遷，遼國內的形勢已逐漸發生了若干變化，因此，上述情報實際業已過時。宋廷中並沒有人看到這一點而對此提出準確的看法，應該說，太宗和群臣對令圖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遼國在聖宗即位後，稱制的蕭太后明達治道，習知軍政，她所信任並與參決國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較、耶律休哥、韓德讓等人，都是識大體、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們的輔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蕭太后還及時實行改革，調整民族關係。統和元年七月，就從法律上規定不論遼人或漢人，都完全按照漢法判決，因而使「燕民皆服。」耶律休哥全面負責幽燕事務，「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不僅如此，他為了改變連年戰爭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狀況，在省賦役，恤孤寡的同時，還一改主動向宋進犯的態勢，「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對前來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動遣送交還。可惜，這些積極備戰的行為，都被北宋君臣錯誤地認為是對宋「甚俱」。休哥「戰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遼間不可避免要再次發生大戰，為了進一步地引誘迷惑對方，「還多設間諜，佯言國內空虛，邊帥無謀。」其用意十分明顯: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則以逸待勞，引誘宋軍遠離堅城，在平原曠野與之決戰，自然是有利於以騎兵為主的遼軍。可惜宋方對這些假情報「皆信之」。沒有進行認真的分析，對遼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錯。戰爭還未開始，宋在間諜戰上已先暗輸了一著。

　　然而，賀令圖等人的建議，還沒有使太宗立刻下達北伐的命令，他似乎還要慎重地再作觀察，還要作更充分的準備。又過了近兩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儘管有個別臣僚仍對某些技術問題表示擔憂，如糧食是否接濟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難，飛炮是否能派上用場等。但朝廷上下，對北伐的前景無一不持樂觀態度。連曾經反對北伐、時任樞密副使的張齊賢，也完全轉變了原先的態度。太宗這才在群臣不斷的鼓勵下，正式下達了大舉北伐的命令。

　　雍熙北伐的戰略意圖及經過

　　雍熙三年正月，太宗發佈《北伐諭幽州吏民詔》，第二次北伐戰爭正式拉開帷幕。北宋對這次戰爭經過較長時期的準備，又廣泛地調動起能調動的力量，單是承擔軍需供應和運輸的民工，就擴大到從七十個州府內徵調，物資調運數目之大可想而知。參戰的禁軍將士二十萬，幾乎動員了本朝所有的精銳部隊，軍官無疑都是久經戰場，並通過慎重的遴選。這些，都顯示了宋對幽燕期於必得的決心。而且，大量資料證明，整個戰略部署也不是太宗一人閉門造車構想所成，而是集體研究的產物。就在此月，已罷相為刑部尚書的宋琪，其接連所上的平燕之策，太宗也「頗採用之」。

　　宋軍這次北伐的總體戰略部署是:任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為全軍主帥，統率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三十徐將，兵分三路進擊。東路軍:曹彬親為主帥，崔彥進為副帥，率軍從雄州(今河北雄縣)出發，取道東北經固安(今河北固安)再折至涿州(今河北涿州市)，然後向幽州挺進，又以米信為主帥，杜彥圭為副帥，率軍從雄州出發，向西北經新城(今河北新城)至涿州，與曹彬部隊會合。由於宋軍在東路是分兩路推進，所以，這次北伐實際上是四路進兵。東路軍的兵力有十萬多一點。是進攻幽州的主力，其中，米信一軍又是作為曹彬軍的輔助部隊，起呼應配合作用。中路軍:以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即中路軍主帥，率部從定州(今河北定縣)出發，從西北方越過太行山，佔領戰略要地飛狐(今河北淶源縣)，切斷並阻擊遼軍的西援，配合西路軍拿下代北諸州。西路軍:以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為副帥，出雁門關(今山西代縣北)，攻佔代北雲、應、朔等州後，會合田重進部，向東遷回，最後與東路軍一起合圍並攻佔幽州。中、西路軍共有作戰部隊近十萬，因中路軍又是作為西路軍的輔助配合部隊，估計在兵力分配上是西強中弱。除三路陸軍之外，又任高瓊為樓船戰掉都指揮使，統率一千艘戰船趨赴雄州待命，似有在渤海灣登陸，從側後夾擊的意向。可能是宋朝廷對其水軍的戰鬥力缺乏信心，集結在雄州的水師後來並沒有獨立承擔某個方面的戰鬥任務，只擔負了運輸和加固修繕易州城池的工程。）

　　戰略意圖是:曹彬、米信率部「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或者乾脆「頓放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不要貪圖小勝而多主動向敵進攻，以此將遼的主力部隊吸引聚集於幽州地區，不敢大批抽調兵力向西增援。計畫在一至二月之內，潘美、田重進兩部攻佔了太行山西北，即所謂山後的雲、武、應、朔、蔚、新、寰、儒、九州之後，三路兵馬會合，才直向幽州挺進，與遼軍主力作最後的決戰，實現奪取幽州的戰略目標。）

　　宋軍在一至二月間完成了戰略部署和戰前準備。三月初，三路宋軍同時向幽雲地區發動了全面攻擊。甲戌(六日)，遼廷就迅速獲悉宋三道進犯的奏報，緊急徵調各部族兵增援幽州地區，歸由耶律休哥統一指揮;又派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領大軍緊接著開進關內。蕭太后與聖宗也立即作出了親征決定，並馬上付諸行動，率師馳赴前線，駐於駝羅口(今河北涿縣東北)督促諸軍在南京即幽州的外圍涿州一帶，抗擊宋軍。為了保障幽州的安全，在曹彬攻佔涿州的當天(三月十三日)，蕭太后與遼聖宗急調東征女真的兵馬回援。次日又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今河北盧龍縣)之海岸，防備宋水師從海道襲擊。直到丁亥(十九日)，才任命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分兵去挽救中、西方面遼城池接連失守、節節敗退的頹勢。從以上遼採取的應變措施看，顯然不出宋的意料，遼始終將幽州作為防禦重點，從而在這個地區集結其主要兵力與宋決戰。

　　宋東路軍攻佔涿州後，後方的糧食補給線經常被遼軍截斷，與耶律休哥諸軍於涿水之北相持十多天後，部隊給養接濟不上，以至於「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至此，宋軍後勤補給這一缺陷已經暴露出來。而且，遼還偵知到宋水師沒有從海道進攻的跡象，只是作為宋東路軍的後勤運輸工具而已，於是便立刻將防守平州的軍隊調回。儘管如此，戰事到曹彬軍退至雄州期間內，總的說來還是有利於宋方。東路軍雖然退守雄州，在撤退中被遼兵追躡也遭到不小損失。但一月之內同遼軍的戰鬥，還是勝多敗少，從戰略上看，至少是打了個平手。中、西兩路宋軍卻創造了十分驕人的戰績。潘美和楊業的西路軍在三至四月內，相繼攻佔寰、朔、雲、應等州，進展順利。田重進的中路軍迭經苦戰，與遼軍鬥智鬥勇，取飛狐、靈邱、蔚州，生擒遼來援勇將大鵬翼。兩路大軍已「多得山後要害之地」，雖然耶律斜軫在蔚州的反攻得手，重創了宋賀令圖等部，但宋軍仍然佔據著上風。這是宋遼會戰第一階段的大致情況。

　　曹彬軍從涿州撤退大約在三月下旬，估計在四月初到達雄州。為了避免撤退使西鄰米信的部隊成為孤軍從而遭到遼追兵的圍殲，曹彬還派遣一支軍隊去接應尚在新城一線運動的米信部隊。由於趕到及時，在四月壬寅(四日)，致使米信軍於垂敗中僥倖取勝，然後安全地撤回雄州。

　　東路軍經過長距離來回的運動戰，撤回雄州後應得到較好的休整，使已勞弊的部隊重新煥發出充沛的戰鬥力，然而，中、西兩路軍累獲勝利的消息卻引起了東路軍眾多將領的躁動不安，他們恥於無所攻取，亦意欲爭功，於是「謀議蜂起」，作為主帥的曹彬面對這一局面左右為難，無法控制，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懷著一種矛盾的心情，「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

　　耶律休哥聞說宋軍主力再攻涿州，便先採取了一種疲勞宋軍的戰術，用裝備輕便的騎兵部隊與宋軍接戰，且戰且退，使宋軍在進軍中始終處於交火狀態，又選擇在宋軍進餐等休息時實施騷擾襲擊。加之氣候炎熱，宋「軍渴乏井，漉淖而飲」。經過四天艱難的戰鬥和跋涉，好不容易才重新奪回涿州，而聚集在駝羅口以逸待勞的遼軍在遼聖宗與太后的親自率領下，直向宋軍撲來。此時，宋士卒困乏，糧又將盡，聽說遼援兵將至，又只得無可奈何地放棄涿州 ，冒雨倉皇逃退，其部伍之混亂，猶如狼奔豸突。耶律休哥則乘亂帶兵追殺。五月庚午(三日)，已有了增援精兵的耶律休哥追至岐溝關(今河北涿縣西南)，與宋曹彬、米信兩軍發生了一場激戰，宋軍慘敗，被「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眾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沙河為之不流」。田重進中路軍面對東路軍的潰敗，就不得不率師撤退至定州防守。潘美、楊業的西路軍此時已是孤掌難鳴，太宗只得詔令其護送雲、應、寰、朔四州吏民內遷。七月，由於監軍王銑和潘美拒絕了楊業的正確建議，逼令其正面迎敵，結果朔州一戰，宋軍又遭潰敗，連勇將楊業也被擒殉國。宋軍從高梁河戰敗後準備了八年之久的雍熙北伐，至此又以失敗結束。

　　雍熙北伐失敗原因綜析

　　北宋雍熙北伐的失敗，最糟糕的後果，是使此後北宋朝廷喪失了獨立收復幽燕的信念;遼朝最大的勝利，也莫過於從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進攻意識，使北宋在對遼策略上從此轉為消極防禦，主和妥協。儘管也不斷有振奮者企圖挽回頹局，但皆因勢單力薄而難以逆轉這一潮流。這次戰爭，無疑對宋遼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使歷代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封建士大夫們痛心疾首，千載之下，也是今日學術界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對宋失敗原因的探討，則是這一問題的焦點所在。

　　首先，是這次北伐的時機並不成熟。呂中將此視為首要原因:「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伺時，一也'。甚至還絕對地說幽燕在'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這個論斷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錯誤的情報導致錯誤的決策，以不知彼而戰，一開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學者也普遍認為這次北伐為輕舉妄動，盲目無知。論述已多，故不煩一一徵引。但有一點筆者卻不敢苟同。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把這一錯誤決策的責任歸之於太宗及賀令圖等人。如前所述，這種看法已始於當時。如端拱二年文臣們的奏議中，既歸罪於賀令圖等人，李至、王禹偎還不約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湯罪己之旨，下漢武哀痛之詔」。

      當時的文官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同樣應該承擔戰爭失敗的責任，因為在他們看來，事情的最後決定權是皇帝，作戰的是武人，而文臣們向皇帝進言都是出於忠君愛國的情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不過是提供參考的一種選擇，即使戰爭的結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預料，都可以輕易地從理論上和心理上將責任推卸給他人。對此，太宗雖然內心並不完全認帳，但出於對全國臣民的安撫，也採納這一建議，隨即發佈罪己詔書，承擔了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誠然，賀令圖等人在情報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錯誤。但滿朝文臣也幾乎都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了遼朝，而且沒有一人站出來對出兵表示鮮明的反對意見。雖然在「陳謀畫策」上，是太宗與樞密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河等人商議制定，而「中書不預聞」，但宰相李昉等人在軍事上也從未顯示過具有超乎尋常的見解，即便讓他們參與籌劃，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應該說這一決策的失誤，乃是整個朝廷的失誤。王夫之對張齊賢從反對到贊成北伐前後態度「反覆」的批評，已側面透露了他這一反傳統的看法，頗具真知灼見。

　　宋東路軍攻佔涿州後，後方的糧食補給線經常被遼軍截斷，與耶律休哥諸軍於涿水之北相持十多天後，部隊給養接濟不上，以至於「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至此，宋軍後勤補給這一缺陷已經暴露出來。而且，遼還偵知到宋水師沒有從海道進攻的跡象，只是作為宋東路軍的後勤運輸工具而已，於是便立刻將防守平州的軍隊調回。儘管如此，戰事到曹彬軍退至雄州期間內，總的說來還是有利於宋方。東路軍雖然退守雄州，在撤退中被遼兵追躡也遭到不小損失。但一月之內同遼軍的戰鬥，還是勝多敗少，從戰略上看，至少是打了個平手。中、西兩路宋軍卻創造了十分驕人的戰績。潘美和楊業的西路軍在三至四月內，相繼攻佔寰、朔、雲、應等州，進展順利。田重進的中路軍迭經苦戰，與遼軍鬥智鬥勇，取飛狐、靈邱、蔚州，生擒遼來援勇將大鵬翼。兩路大軍已「多得山後要害之地」，雖然耶律斜軫在蔚州的反攻得手，重創了宋賀令圖等部，但宋軍仍然佔據著上風。這是宋遼會戰第一階段的大致情況。

　　曹彬軍從涿州撤退大約在三月下旬，估計在四月初到達雄州。為了避免撤退使西鄰米信的部隊成為孤軍從而遭到遼追兵的圍殲，曹彬還派遣一支軍隊去接應尚在新城一線運動的米信部隊。由於趕到及時，在四月壬寅(四日)，致使米信軍於垂敗中僥倖取勝，然後安全地撤回雄州。

　　東路軍經過長距離來回的運動戰，撤回雄州後應得到較好的休整，使已勞弊的部隊重新煥發出充沛的戰鬥力，然而，中、西兩路軍累獲勝利的消息卻引起了東路軍眾多將領的躁動不安，他們恥於無所攻取，亦意欲爭功，於是「謀議蜂起」，作為主帥的曹彬面對這一局面左右為難，無法控制，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懷著一種矛盾的心情，「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

　　耶律休哥聞說宋軍主力再攻涿州，便先採取了一種疲勞宋軍的戰術，用裝備輕便的騎兵部隊與宋軍接戰，且戰且退，使宋軍在進軍中始終處於交火狀態，又選擇在宋軍進餐等休息時實施騷擾襲擊。加之氣候炎熱，宋「軍渴乏井，漉淖而飲」。經過四天艱難的戰鬥和跋涉，好不容易才重新奪回涿州，而聚集在駝羅口以逸待勞的遼軍在遼聖宗與太后的親自率領下，直向宋軍撲來。此時，宋士卒困乏，糧又將盡，聽說遼援兵將至，又只得無可奈何地放棄涿州 ，冒雨倉皇逃退，其部伍之混亂，猶如狼奔豸突。耶律休哥則乘亂帶兵追殺。五月庚午(三日)，已有了增援精兵的耶律休哥追至岐溝關(今河北涿縣西南)，與宋曹彬、米信兩軍發生了一場激戰，宋軍慘敗，被「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眾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沙河為之不流」。田重進中路軍面對東路軍的潰敗，就不得不率師撤退至定州防守。潘美、楊業的西路軍此時已是孤掌難鳴，太宗只得詔令其護送雲、應、寰、朔四州吏民內遷。七月，由於監軍王銑和潘美拒絕了楊業的正確建議，逼令其正面迎敵，結果朔州一戰，宋軍又遭潰敗，連勇將楊業也被擒殉國。宋軍從高梁河戰敗後準備了八年之久的雍熙北伐，至此又以失敗結束。

　　雍熙北伐失敗原因綜析

　　北宋雍熙北伐的失敗，最糟糕的後果，是使此後北宋朝廷喪失了獨立收復幽燕的信念;遼朝最大的勝利，也莫過於從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進攻意識，使北宋在對遼策略上從此轉為消極防禦，主和妥協。儘管也不斷有振奮者企圖挽回頹局，但皆因勢單力薄而難以逆轉這一潮流。這次戰爭，無疑對宋遼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使歷代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封建士大夫們痛心疾首，千載之下，也是今日學術界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對宋失敗原因的探討，則是這一問題的焦點所在。

　　首先，是這次北伐的時機並不成熟。呂中將此視為首要原因:「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伺時，一也'。甚至還絕對地說幽燕在'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這個論斷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錯誤的情報導致錯誤的決策，以不知彼而戰，一開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學者也普遍認為這次北伐為輕舉妄動，盲目無知。論述已多，故不煩一一徵引。但有一點筆者卻不敢苟同。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把這一錯誤決策的責任歸之於太宗及賀令圖等人。如前所述，這種看法已始於當時。如端拱二年文臣們的奏議中，既歸罪於賀令圖等人，李至、王禹偎還不約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湯罪己之旨，下漢武哀痛之詔」。

      當時的文官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同樣應該承擔戰爭失敗的責任，因為在他們看來，事情的最後決定權是皇帝，作戰的是武人，而文臣們向皇帝進言都是出於忠君愛國的情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不過是提供參考的一種選擇，即使戰爭的結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預料，都可以輕易地從理論上和心理上將責任推卸給他人。對此，太宗雖然內心並不完全認帳，但出於對全國臣民的安撫，也採納這一建議，隨即發佈罪己詔書，承擔了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誠然，賀令圖等人在情報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錯誤。但滿朝文臣也幾乎都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了遼朝，而且沒有一人站出來對出兵表示鮮明的反對意見。雖然在「陳謀畫策」上，是太宗與樞密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河等人商議制定，而「中書不預聞」，但宰相李昉等人在軍事上也從未顯示過具有超乎尋常的見解，即便讓他們參與籌劃，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應該說這一決策的失誤，乃是整個朝廷的失誤。王夫之對張齊賢從反對到贊成北伐前後態度「反覆」的批評，已側面透露了他這一反傳統的看法，頗具真知灼見。

　　其次，對遼朝國內政治局勢及士氣判斷的失誤並非一定會造成宋戰爭的失敗，二者之間並不構成必然的因果關係。假使宋軍在戰略戰術上處置得當，即便未能收到預期效果，也不致形成最後全面崩潰的局面。太宗總結失敗原因，就認為是將帥違背了最初的戰略決策所致。他在親自寫給趙普的詔書中如是說:

　　「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侯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稗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鬥，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

　　從整個戰局發展的情形來看，太宗的話並非沒有道理。由於幽州正對雄、霸二州宋東路大軍，遼故將幽州作為防禦重點，從而把主力部隊擺在幽州一帶。這也恰在宋的預料之中。宋軍分進合擊的戰略進攻在第一階段也獲得了預期的效果，正是因為有東路軍牢牢粘住遼主力，使其不敢過多往西抽調部隊，中、西兩路軍才得到如此順利的進展，並不斷擴大戰果。曹彬、米信軍如能按既定戰略養精蓄銳，持重緩行，完成分進的構想大致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第二步合擊能否成功，達到奪取幽州的戰略目標，則很難作出主觀的臆測。但無論如何，一旦分進成功，就避免了如後來這種被遼軍各個擊破的悲慘結果，即令不能攻佔幽州，充其量也不過打個平手。因為，即使中、西路軍迭經戰鬥業已疲勞，但東路軍蓄銳待發，攻輔角色正好轉換。所以，太宗君臣煞費苦心制定出的這一戰略部署，總體上講還是不錯的，可惜東路軍打亂了既定戰略，從而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失敗。呂中把「曹彬違上詔旨」總結為失敗的原因之一，應是持平之論，而無偏袒之意。

　　對此，有人卻不加分析地斷言是太宗「推卸責任而委過於人，以掩飾自己的指揮無能。」或者說「宋太宗的這個作戰設想，是一廂情願的」。也有人具體批評這一戰略意圖正是決定這次戰役失敗的'關鍵性原因」。認為應該「將戰略重點由燕京地區轉移到山西戰場，以奪取山後諸地，從戰略上孤立燕京。」具體實施方法由「曹彬、米信率偏師由東線發動攻勢」，「將遼軍主力吸引於幽州戰場不敢遠去」。宋軍主力則集中從中、西線進攻。如果遼軍主力調往迎戰，宋軍「然後以精兵強將從東線出動，在強有力的後勤供應保證下，實施戰術偷襲，猛撲燕京，力求一舉克之」。這一替古人藉著代籌的設想表面上雖然言之成理，但操作起來卻更為困難，因為這種假設的前提很難成立。西路軍按王銑所謂有'數萬精兵」，人數最少的中路軍大約也不會下數萬之眾。以此精兵從關山縱橫的中、西線遷回攻擊，要保證這兩路部隊的後勤供應，比之平原地區，更為不易。事實上，東線部隊在平原上推進後的糧草也難以為繼，如果把重兵壓到山巒起伏的中、西線，姑且不論能否調動遼軍主力，後勤保障顯然是無法克服的難題，且更逞論其餘。

      正因為如此，太宗君臣才實施了以中、西線為輔的戰略。而且，如果按引文所構想，中、西戰線所佔城池還都要留下足夠的兵員把守，即所謂「有效地控制之」，所剩餘兵力也就非常有限了，以此千里轉戰後所餘疲敝之師，加上東路偏師，根本沒法再實現第二步與遼軍在幽州地區的最後決戰。另一方面，宋軍如置偏師於東線，也不僅談不上有效地「偷襲」幽州，還極有可能遭到遼集中優勢兵力、以大規模的騎兵部隊在平原上的主動打擊，從而被各個擊破。所以，比較兩種戰略構想，太宗君臣所決定的方案，應該說最為合理。曹彬倘不違背原定部署，這段歷史或許會出現另外一番景象。

　　作為主帥的曹彬不得己改變原定戰略意圖，這還只是一種表面現象，連同宋軍在戰場上所暴露的種種問題，揭示了造成失敗的更深的原因，在於太宗幾近病態的忌疑心理產生的惡果。以及自太祖初年主要為防範武人叛亂而創設的「更戍法」。

　　太宗對武臣的忌疑最重，即以對曹彬為例，太平興國八年，只因為鎮州駐泊都監彌德超的潛言，謂「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眾心」，及假造邊疆戍卒所說「月頭錢曹公所致」等語，不經調查，也不聽他人的解釋，迫不及待地罷黝了曹彬的樞密使。數月後，彌德超因他事獲罪而使真相大白，他造謠誣蔑曹彬的動機原來是想取代其職位。太宗儘管已確認曹彬無罪，但也沒有讓他官復原職。作為掌管兵政的樞密使曹彬來說，能得將士之心，按理並非罪過，但在太宗看來，手握重權的武將又能受到將士的擁戴，對皇權將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必然要嚴加防範。既然如此，曹彬就只好愈加謙謹以避嫌疑。東路軍撤回雄州後，作為主帥且又久經沙場的曹彬，本應嚴厲制止諸將的浮躁舉動，但他卻為避權而隨其大流。正如王夫之所論:「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質。

　　「更戍法」這項兵制改革所形成的勢態，是「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其弊病是人為地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然而，在太祖時期，這項兵制措施，並沒有被普遍地貫徹到北方和西北邊疆。當時分治邊疆的李漢超等十四員大將，不僅「皆久其任」，而且「征榷回圖之利悠其所取，曉勇之士聽其自募」。實際的情形仍舊是「兵有常主而將有常用」。對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寬文法」。法令的頒布沒有損傷到邊防軍的戰鬥力，而足以與敵方抗衡。太宗繼位後，情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邊將的特殊經濟政策被明令取消，對更戍法這一條，我們僅從戶部郎中張泊對涿州之戰的批評中，就可間接窺見太宗並沒有象太祖那樣靈活處理，而是一刀切。張泊上奏太宗道:

　　「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這種互不瞭解、各自為政的情形所造成的軍紀渙散和戰場混亂的狀態，在張泊這篇奏議中，也被淋漓盡致地敘述道:

　　「臣頃聞涿州之戰，陣場既部，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叫，囂聲沸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枚往」。「臣頃聞涿州之戰，王師霧集，聲警戎敵，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敗亡!」

　　以如此散漫的軍隊面對強敵，不吃敗仗才是怪事。張泊指出的，還不只是更戍法所造成的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弊病，還有部隊之間「各不相管轄」的相互牽制。這也導致了西線戰場最終的崩潰。當遼軍擊潰宋東路軍後，把兵力集中壓向宋的中、西線，中路軍田重進奉詔及時撤退回定州，西路軍在遼軍逼近的情況下，還負有護送四州吏民遷徙的任務。主帥潘美與監軍王銑，出於對楊業嫉忌等複雜心理，逼令其正面迎敵已是一失，楊業行前要求潘、王在陳家谷口，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夾擊接應。果能如此，即使不能挽回敗局，至少楊業不會身陷敵手。王銑等候中在還不知道楊業戰況時，就主觀以為敵軍敗走，為了爭功就擅自領兵離開谷口。作為一軍主帥的潘美，卻制止不住王銑的盲目行動，也只好率兵而進，隨即獲悉楊業兵敗的消息，便又立即麾兵逃跑，致使一代名將楊業被擒殉國。這一悲劇性的情節，與東路軍曹彬不能制止諸將的盲動，何其相似乃爾!可見絕非偶然。對這些導致戰爭失敗的軍政原因，太宗應負主要責任。

　　此外，後勤補給制度的低效也是宋軍致命的要害。東路軍兩次攻下涿州後，兩次退卻給予遼軍可乘之機的直接原因都是因為糧草給繼不上。對宋軍後勤供應系統自身的缺陷，在開戰前還沒有被宋廷重視，只有遼善於「多伏兵，斷糧道」這一戰術被宋琪所提出，然而也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對於宋軍後勤系統自身缺陷這一問題，直到這場戰役失敗之後才被提出來。端拱二年(989)，知制誥田錫上奏道:「若以年年供億挽運，師老費財，易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這實質上接觸到了軍隊體制改革所造成的弊病。眾所周知，宋朝對各兵種幾乎都是採用召募的方法，將士的薪水皆由朝廷確定發予，軍需供應由朝廷統籌解決。軍隊不僅沒有自己的後勤保障系統，連太祖給予邊疆各軍區的特殊經濟政策已被取消。這種一元化的措施，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發揮統籌的優勢，協調好後勤對作戰供應的角度考慮，而只著眼於以防不測而削弱將領權力。禁軍負責作戰，軍需由轉運使及地方官籌劃運輸，兩個平行的部門在管理上就難免互相齷齪或脫節。有關這場戰役在後勤管理上的具體情況已不得而知，但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當東路軍第二次攻下涿州又因缺糧退卻，數萬運糧民工還滯留在岐溝關。類似現象，並非完全由技術問題所造成，乃是低效管理體制不適應戰爭的需要。田錫提出的建議，就是暗示皇帝，希望建立禁軍自身後勤供應系統。這自然是從雍熙北伐失敗中總結而來。當然，這一建議永遠不會被採納，因為，這樣作的結果已經背離了朝廷的基本國策，會使皇上如芒刺在背，坐臥不安。

　　與宋軍相比，主要採用騎兵作戰的遼軍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們「每正兵一名，馬三匹」，足夠運載自己必要的物資;每名正兵還配有.'家丁各一人」，其中一人專門「抄掠」供給糧草。所以能夠做到「饋餉自資」。用「抄掠」來補充，不過是解決糧草的一種方式，這並非是說遼國軍隊完全沒有後勤補給。雍熙三年十一月，遼報復南侵，「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不僅顯示出了對補給的重視，而且也說明了遼軍在戰時設有專門的後勤組織。兩種方式相互為補給，正符合孫子「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的軍事論述。從實際觀察，遼軍的後勤保障，比宋軍更具效率。

　　以上四個方面，當是造成雍熙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至於「將從中御」、將無親兵、「將帥非才」等等原因，在戰後宋臣的議論中已經提出，今之學者又反覆申說。但證之以這次戰爭的實際，有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有的則與這次戰役沒有什麼關係。如戰場指揮上的混亂等，乃是體制上的弊病造成，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前敵將帥「均系庸才，並無將略」所致。考查有關他們的傳記等資料，得不出這種一桿子掃的結論。田錫提出允許將帥養置腹心(即親兵)，對其建議本身姑且不論，但他所謂「昨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以致為敵人所獲」則完全與事實不合。在最後關頭，楊業勸說摩下百餘人逃離，而所有人都拒絕了楊業的好意，竭盡全力，跟隨他全部戰死。至於「將從中御」，這個問題從宋太宗起就較嚴重存在，或授方略，或賜陣圖，表現方式多有。從一般意義上講，宋臣僚們對這些作法的反對，今人對此予以否定，都是正確的。但是，對任何事物如果過份地強調某一方面，即使是真理也會因此而變成謬論。證之以這次戰役，恰恰正是將帥違背了既定方略直接導致了失敗;這場戰役前，也沒有有關賜陣圖的記載，更沒有任何具體的資料，能夠說明這場戰役中的某次戰鬥失利是由於所賜陣圖不當。由於本文論述的重點不在這裡，故對以上三點只略為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