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發了當地民眾與外國教會的嚴重衝突事件。該教案發生後經直隸總督曾國藩辦理，最終以湊數的方式殺津民20人(後實殺16人)，流放25人，府縣官革職充軍，給洋人賠款並派代表去法國「謝罪」而結案。對這一辦理結果，時人及後世幾乎眾口一詞，認為這是曾國藩一人所為，罵他對列強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殺無辜，治罪官員，是典型的「元兇賣國賊」。實際上在該案辦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體掌控著案件處置的全過程及其每一個細節，是她「一心曲全，維護和局」的態度和決定，牢牢左右著在一線處境尷尬的曾國藩。甚至在這期間，由於曾國藩在具體操作上自作主張，還曾引起過慈禧對他的嚴重不滿，他們的君臣際會也因這些不滿而徹底打上了休止符。

　　一

　　1861年8月，咸豐去世。6歲的同治繼位，同治的生母、26歲的慈禧被尊為皇太后，與老實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簾聽政，慈禧成了事實上的「太上皇」。

　　這時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烈火正熾，嚴重威脅著清朝政權。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帶領自己的地主武裝撲滅了起義烈火，給剛執政的慈禧幫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從此開始：慈禧賞曾國藩紫禁城內可以騎馬;賞曾國藩赴乾清宮廷臣宴，可以坐於同治皇帝座前;官銜一加再加，還將其從江南兩江總督任調來京畿重地直隸省任總督，坐鎮首都南大門保定。

　　可是就在曾國藩好運正處頂峰之時，厄運也開始降臨。他於1869年3月5日到直隸，之後該省不僅水旱災不止，他的身體也很快垮了下來：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復發，嘔吐不止，繼而嗜睡症、眩暈症、疲勞症都同時向他襲來。到1870年5月，已經無法堅持工作，不得已於5月21日向慈禧請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滿，身體病症仍然不見好轉。遂於6月22日要求續假一月。可是就在這時一件更大的倒霉事從天而降，就在6月21日，遠在270里外的天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國教會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國兒童引起的謠言。事件的激化並釀成群體事件，則是因為法國領事豐大業幾次擅自開槍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個拐賣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賣行為與教會一司事有關。天津地方政府讓此罪犯與教會司事對質，對質結果證明此事不屬實，司事離開時受到不明真相群眾的謾罵。

　　這件事情本來並不大，法國領事豐大業卻小題大做，要求抓人，還揚言不怕中國人，竟幾次向通商大臣和知縣開槍，引起民憤，被打致死。後事件擴大，發怒的民眾衝進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殺死法國領事2人、法國商人2名、俄國人3名，焚燬教堂6座。從而釀成了一件涉外大案。

　　就在教案發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駐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趕緊給慈禧上報了情況，要求快速派人來解決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報告，一陣緊張，因為她知道這之前清王朝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已領教過西方列強的厲害。這次是在她執政期間，中國人又惹著了西方人。一邊是強大的七國列強，另一邊是反洋情緒積蓄已久的津民。是維持和局還是順應民心，稍有閃失即會釀成不可收拾的巨變。

　　畢竟慈禧已有了九年執政經驗，這些難題並沒有難住她。她在眾大臣面前，一邊故意謙虛：「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邊又貌似公平地說：「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實她心裡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對洋人「息事寧人，維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麼派誰去貫徹自己的意圖接這個燙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國藩，因為天津屬於曾國藩的地盤。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

　　6月22日下午，慈禧給曾國藩發出上諭：「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決定中雖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但顯然慈禧的態度是明確的，就是這任務曾國藩必須承擔下來。

　　6月23日上午，上諭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隸一年多諸事都是不順，現在自己地盤上的天津又發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諭聖旨的人後，曾國藩已經意識到，他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難題：一是極難伺候的慈禧，二是強大的西方列強，三是「好鬥」的天津市民。他一連幾天思緒不寧，在日記中寫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熟籌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給慈禧寫來報告，要求先對天津地方官員「嚴議革職」。慈禧看了崇厚的報告，6月25日諭曾國藩：「(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意思是對府、縣二人進行調查，等候處理。至於對「迷拐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人犯，嚴拿懲辦，秉公辦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顏婢膝著稱，津民對其評價極低。主辦曾國藩尚未到達，是非曲直也未調查，崇厚即給慈禧提出建議。曾國藩看到這封上諭，心裡很不是滋味兒。因為道員、知府、知縣都是他的下級，崇厚卻直接要求對他們處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國藩給慈禧回信，說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關鍵之處，一定「力求平允」，以「不與開釁」為宗旨。雖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慈禧於6月29日回信，對曾國藩進行了一番鼓勵，然後就是催促他抓緊赴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

　　如此巨大風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國藩估計，此去他有可能會死在天津。極度的焦慮、憂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暈、嗜睡、疲勞之症更加嚴重，夜間嚴重失眠。7月1日、2日接連兩天，他索性什麼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趕緊給兩個兒子寫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遺囑。然後於7月4日從保定啟程，8日到達天津。曾國藩認真揣摩了十幾天來慈禧的意思，必須先壓住中國人這一頭，也做個姿態給列強看。他一進城，就把他在路上寫好的《曉諭天津士民告示》貼滿了大街小巷。因為該佈告對天津市民案發那天的行動進行了嚴厲批評，怒訓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導致天津百姓對曾國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強烈不滿。對此列強也不買賬。7月19日，法國人即送來照會，要挾必須先殺掉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直隸提督陳國瑞三名官員為豐大業抵命，然後再殺其他人犯，口氣十分強硬。揚言如不答應，即宣佈開戰，先把天津炸平，後進攻北京。

　　剛一出手，就如此被動，因極度害怕，又苦於「旁皇無計」，曾國藩竟至抱頭痛哭很久。

　　三

　　關於地方官在案發中的表現，曾國藩已做調查，知道道台、知府、知縣和提督等一應官員並無嚴重過失，而且案發時他們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貫曲徇洋人的崇厚，卻極力堅持按洋人要求，給刑部上報治府、縣之罪。自曾國藩到後，崇厚幾乎天天到曾處強調自己的這一意見，希望曾國藩按照他的意見辦。

　　最終，曾國藩在如此關鍵的時候竟做了兩個非常幼稚的決定：一是為了保護兩位府縣官員，他擅自讓他們以治病為名先離開天津，躲躲風頭。讓張光藻去了順德，劉傑去了密雲;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見，擬出了對府、縣治罪的奏狀，上報慈禧。曾國藩絕不會想到，這兩個決定，將毀掉他一生的清名。

　　7月20日，奏狀剛剛發出，曾國藩立即後悔了。他不後悔他擅自將兩人放走，他後悔他不僅保護不了自己的下屬，還自己提出對下屬「革職治罪」，將來其他下屬怎樣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極大的自責之中，一下病勢加劇。

　　7月21日，在病中曾國藩又給慈禧寫出了整個案情的初步調查報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國藩的這份長達2100字的長篇報告，首先談了民間說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對中國兒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藥並不是事實，也無證據，全系謠傳，等於替洋人說了開脫話。但是，他也同時談了之所以津民這樣謠傳，也事出有因，教堂確實有很多「致疑點」。比如，大門終年緊閉，過於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測;有的中國人進教會看病後，久而不還;教會收留中國孤兒，甚至連有病將死者也收，只見其入，不見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間外界有拐賣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過多之時。以上種種，極易導致人們產生懷疑，這等於替天津市民也說了幫忙的話。

　　慈禧立即將曾國藩的這個《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讓內閣印發各級官員。在發抄朝野時，慈禧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市民辯護的幾個「致疑點」。只印發了曾國藩替洋人洗白的話，以及對「首犯」和官員的處理態度。

　　7月23日，慈禧發來500里加急。內容是：「奏請張光藻、劉傑著即行革職治罪，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慈禧很聰明，既然你曾國藩要求處分你的下級，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還進行了公佈。慈禧聰明還在於，她表示同意處分府、縣的同時，還說這是「為消弭釁端委曲求全」，今後不能再這樣，「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統籌，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這樣做慈禧就在輿論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國藩偏護洋人、治罪官員的帽子就戴定了。

　　二

　　到直隸一年多諸事都是不順，現在自己地盤上的天津又發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諭聖旨的人後，曾國藩已經意識到，他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難題：一是極難伺候的慈禧，二是強大的西方列強，三是「好鬥」的天津市民。他一連幾天思緒不寧，在日記中寫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熟籌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給慈禧寫來報告，要求先對天津地方官員「嚴議革職」。慈禧看了崇厚的報告，6月25日諭曾國藩：「(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意思是對府、縣二人進行調查，等候處理。至於對「迷拐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人犯，嚴拿懲辦，秉公辦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顏婢膝著稱，津民對其評價極低。主辦曾國藩尚未到達，是非曲直也未調查，崇厚即給慈禧提出建議。曾國藩看到這封上諭，心裡很不是滋味兒。因為道員、知府、知縣都是他的下級，崇厚卻直接要求對他們處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國藩給慈禧回信，說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關鍵之處，一定「力求平允」，以「不與開釁」為宗旨。雖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慈禧於6月29日回信，對曾國藩進行了一番鼓勵，然後就是催促他抓緊赴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

　　如此巨大風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國藩估計，此去他有可能會死在天津。極度的焦慮、憂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暈、嗜睡、疲勞之症更加嚴重，夜間嚴重失眠。7月1日、2日接連兩天，他索性什麼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趕緊給兩個兒子寫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遺囑。然後於7月4日從保定啟程，8日到達天津。曾國藩認真揣摩了十幾天來慈禧的意思，必須先壓住中國人這一頭，也做個姿態給列強看。他一進城，就把他在路上寫好的《曉諭天津士民告示》貼滿了大街小巷。因為該佈告對天津市民案發那天的行動進行了嚴厲批評，怒訓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導致天津百姓對曾國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強烈不滿。對此列強也不買賬。7月19日，法國人即送來照會，要挾必須先殺掉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直隸提督陳國瑞三名官員為豐大業抵命，然後再殺其他人犯，口氣十分強硬。揚言如不答應，即宣佈開戰，先把天津炸平，後進攻北京。

　　剛一出手，就如此被動，因極度害怕，又苦於「旁皇無計」，曾國藩竟至抱頭痛哭很久。

　　三

　　關於地方官在案發中的表現，曾國藩已做調查，知道道台、知府、知縣和提督等一應官員並無嚴重過失，而且案發時他們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貫曲徇洋人的崇厚，卻極力堅持按洋人要求，給刑部上報治府、縣之罪。自曾國藩到後，崇厚幾乎天天到曾處強調自己的這一意見，希望曾國藩按照他的意見辦。

　　最終，曾國藩在如此關鍵的時候竟做了兩個非常幼稚的決定：一是為了保護兩位府縣官員，他擅自讓他們以治病為名先離開天津，躲躲風頭。讓張光藻去了順德，劉傑去了密雲;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見，擬出了對府、縣治罪的奏狀，上報慈禧。曾國藩絕不會想到，這兩個決定，將毀掉他一生的清名。

　　7月20日，奏狀剛剛發出，曾國藩立即後悔了。他不後悔他擅自將兩人放走，他後悔他不僅保護不了自己的下屬，還自己提出對下屬「革職治罪」，將來其他下屬怎樣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極大的自責之中，一下病勢加劇。

　　7月21日，在病中曾國藩又給慈禧寫出了整個案情的初步調查報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國藩的這份長達2100字的長篇報告，首先談了民間說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對中國兒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藥並不是事實，也無證據，全系謠傳，等於替洋人說了開脫話。但是，他也同時談了之所以津民這樣謠傳，也事出有因，教堂確實有很多「致疑點」。比如，大門終年緊閉，過於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測;有的中國人進教會看病後，久而不還;教會收留中國孤兒，甚至連有病將死者也收，只見其入，不見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間外界有拐賣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過多之時。以上種種，極易導致人們產生懷疑，這等於替天津市民也說了幫忙的話。

　　慈禧立即將曾國藩的這個《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讓內閣印發各級官員。在發抄朝野時，慈禧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市民辯護的幾個「致疑點」。只印發了曾國藩替洋人洗白的話，以及對「首犯」和官員的處理態度。

　　7月23日，慈禧發來500里加急。內容是：「奏請張光藻、劉傑著即行革職治罪，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慈禧很聰明，既然你曾國藩要求處分你的下級，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還進行了公佈。慈禧聰明還在於，她表示同意處分府、縣的同時，還說這是「為消弭釁端委曲求全」，今後不能再這樣，「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統籌，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這樣做慈禧就在輿論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國藩偏護洋人、治罪官員的帽子就戴定了。

　　四

　　果然，該《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一發表，朝野輿論大嘩，對曾國藩一片聲討之聲。這份報告成為了人們對曾國藩評價的拐點，由開始的信任、期望，一下轉為憤怒、聲討。曾國藩的寓所「責問之書日數至」，他一下陷入了巨大輿論漩渦。

　　而就在此時，通商大臣崇厚幾乎「每日一來行館，力主府縣議抵之說」。他還在天天找曾國藩磨，答應按法國人的要求殺掉府、縣以抵命。為了防止崇厚對慈禧的影響，而導致對府、縣的不利，7月26日，曾國藩趕緊給慈禧去信，信中他表決心：「臣自帶兵以來，早矢效命疆場，今事雖急，病雖深，此心毫無顧畏，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還對慈禧提醒：對於洋人，決不能有求必應。說：「法使欲將三人議抵，實難再允所求，臣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意思是處分可以，再殺他們那就不合適了。

　　這些天來，他為聽信崇厚而主動寫了要求處分府、縣的信，心裡一直為此受著良心煎熬。在日記中幾次提到「寸心負疚，寸心如焚，深為愧疚」的話。再加舉國口水汪洋，聲譽大損，曾國藩已不堪承載，病情迅速惡化，嘔吐不止。萬般無奈，他提出「請由京另派重臣，來津辦理」。崇厚很高興，趕緊就勢給慈禧去信促使：曾國藩確因「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抓緊重新派人來吧。7月27日，慈禧回了兩封信。一是指示曾國藩，先用心處理教案：「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理，用全大局。」二是按曾國藩要求和崇厚所請，決定派江蘇巡撫丁日昌去津，丁到津之前先讓京官工部尚書毛昶熙到津「會辦」。

　　慈禧此時臨陣易將，可見對曾國藩已有疏離之意。一則因為朝野輿論已經對準了曾國藩，繼續用他也不利於自己的威信;二則已開始擔心曾國藩不能正確理解和有效地貫徹自己的意圖;三則發現曾國藩辦事拖拉，在如此緊迫的情況下，還每天下圍棋、看古書、寫家信、會客，效率極低。

　　8月7日，慈禧來信：「(法公使)羅淑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令曾國藩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其迅速瞭解。」可見慈禧並沒有同意法國公使和崇厚的意見，而且對曾國藩的拖拉作風表示著急，因此再次相催，態度還算平和。

　　8月12日，慈禧再次重申：「(對洋人)非理之求，斷難遷就。此時對滋事之犯按律懲辦，則洋人自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這又是催促，讓他抓緊處理其他罪犯。據慈禧自己說，抓緊處理滋事罪犯，她這是為了保護府縣。所以，信中她還指示：天津府、縣不解押來京，就在天津接受調查。

　　五

　　但是事情突然有變——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將曾國藩放走府、縣的事給慈禧報告了。

　　慈禧對曾國藩辦事拖拉的不滿一下加大。她不允許曾國藩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自行其是，也不能容忍曾國藩對她有任何輕慢和隱瞞。因此她不再顧及這位已60歲的耿耿老臣的面子，立即翻了臉。

　　8月16日，慈禧大怒，發去500里加急，怒斥曾國藩：「(聞訊)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後查辦。乃該閣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直視諭旨如弁毛，尚復成何事體!朝廷令該割員赴津，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置身事外。曾國藩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若再托詞遠避，國法具在，豈能寬宥!」慈禧如此對曾國藩指名道姓的訓斥，這還是第一次。

　　發過這次火之後，慈禧氣還未消。8月19日，又發上諭：「近來內外臣工，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洩沓成風。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顯然這都是借題發揮的無名火，也因曾國藩而起。

　　形勢迅速逆轉。8月21日，江蘇巡撫丁日昌到津。次日慈禧發來上諭，要求丁日昌加大辦案力度：「該督(丁日昌)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令速緝兇，詳訊嚴辦。對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拿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催取府縣親供，及早結案。」慈禧催得很緊，既給了政策，也定了調子，也交了方法，對府縣也不寬容了。曾國藩實際上也就靠邊站了。

　　接到慈禧批評的上諭，曾國藩傻了眼。8月26日，他趕緊給慈禧去信，對他放走府、縣一事進行辯白：「該員(府、縣)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即行請假，臣見其本無大過，故允其所請，其時尚未奏參也。」曾國藩知道自己闖下了大禍，在解釋的同時，趕緊服軟表決心，說請太后放心，他一定要盡快「查拿(其他)兇犯，從嚴承辦，以杜外患」，「理合會同江蘇撫臣丁日昌具折馳報」，不再拖拉。

　　這些解釋和態度，已經不足以扭轉慈禧的看法，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諒解。感覺傷了自尊的慈禧，已經把與曾國藩的君臣際遇徹底翻過。他覺得這位封疆大吏已經十分礙眼，甚至不願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動。而曾國藩卻老年昏聵，沒有把事情看得很重，他看不到慈禧已經嫌棄自己的現實，也想不到慈禧會對自己這樣一個功臣做出處置。

　　也是曾國藩命該如此，就在慈禧與曾國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經結束的當口，南方傳來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的消息。慈禧得到報告，立即有了主意，因為打發曾國藩的機會出現了。8月30日，慈禧果斷頒下諭旨：「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曾國藩被調離直隸退回到江南，其所經辦的津案也半途而廢。

　　五

　　但是事情突然有變——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將曾國藩放走府、縣的事給慈禧報告了。

　　慈禧對曾國藩辦事拖拉的不滿一下加大。她不允許曾國藩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自行其是，也不能容忍曾國藩對她有任何輕慢和隱瞞。因此她不再顧及這位已60歲的耿耿老臣的面子，立即翻了臉。

　　8月16日，慈禧大怒，發去500里加急，怒斥曾國藩：「(聞訊)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後查辦。乃該閣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直視諭旨如弁毛，尚復成何事體!朝廷令該割員赴津，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置身事外。曾國藩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若再托詞遠避，國法具在，豈能寬宥!」慈禧如此對曾國藩指名道姓的訓斥，這還是第一次。

　　發過這次火之後，慈禧氣還未消。8月19日，又發上諭：「近來內外臣工，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洩沓成風。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顯然這都是借題發揮的無名火，也因曾國藩而起。

　　形勢迅速逆轉。8月21日，江蘇巡撫丁日昌到津。次日慈禧發來上諭，要求丁日昌加大辦案力度：「該督(丁日昌)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令速緝兇，詳訊嚴辦。對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拿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催取府縣親供，及早結案。」慈禧催得很緊，既給了政策，也定了調子，也交了方法，對府縣也不寬容了。曾國藩實際上也就靠邊站了。

　　接到慈禧批評的上諭，曾國藩傻了眼。8月26日，他趕緊給慈禧去信，對他放走府、縣一事進行辯白：「該員(府、縣)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即行請假，臣見其本無大過，故允其所請，其時尚未奏參也。」曾國藩知道自己闖下了大禍，在解釋的同時，趕緊服軟表決心，說請太后放心，他一定要盡快「查拿(其他)兇犯，從嚴承辦，以杜外患」，「理合會同江蘇撫臣丁日昌具折馳報」，不再拖拉。

　　這些解釋和態度，已經不足以扭轉慈禧的看法，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諒解。感覺傷了自尊的慈禧，已經把與曾國藩的君臣際遇徹底翻過。他覺得這位封疆大吏已經十分礙眼，甚至不願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動。而曾國藩卻老年昏聵，沒有把事情看得很重，他看不到慈禧已經嫌棄自己的現實，也想不到慈禧會對自己這樣一個功臣做出處置。

　　也是曾國藩命該如此，就在慈禧與曾國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經結束的當口，南方傳來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的消息。慈禧得到報告，立即有了主意，因為打發曾國藩的機會出現了。8月30日，慈禧果斷頒下諭旨：「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曾國藩被調離直隸退回到江南，其所經辦的津案也半途而廢。

　　六

　　曾國藩以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調動。就在接到慈禧諭旨的當天，即8月30日，當即就回了個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馳赴天津，實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諉。臣目病甚重，往來文件，難以細閱，幕僚擬稿，難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軀承乏，貽誤必多。唯有避位讓賢，吁懇另簡賢能。目下津案未結，仍當暫留會辦。一俟奏結後，即請開缺，安心調理。」他的要求很明確，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誤了那裡的事務;二是強烈要求辦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願就這樣半途而廢;三是辦完案子後就徹底病休。在此信中，他還從天津教案實際出發，不識時務地向慈禧給天津推薦官員。

　　信發走後，曾國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圍棋也不下了，古書也不看了，接連親自參加了對府、縣的審問。處理案件的積極性比以前還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給曾國藩來信，口氣不容通融，內容也是三條：一是必須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員選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結了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後慈禧補了一句：「毋再固辭。」

　　曾國藩接到信，心情複雜。9月9日，曾國藩又去信，信中反覆談了天津一案，最先錯在洋人，至於府縣，只是「臨時失於彈壓」，「不無可原」。至於對他們怎樣處理，請慈禧「聖裁」。他為了盡量保護府、縣，在做自己最後的努力。然而，曾國藩的意見已起不到什麼作用了。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陝西的李鴻章速來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這時曾國藩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對自己的不滿，看出了對自己辦案效率不高問題百出的憤怒。9月18日，曾國藩主動給慈禧去信解釋此案為何進展緩慢。說此類群體事件，真兇真犯實在不好確定，冤枉亂抓，以無辜充數，問心有所不忍，所以辦案速度就慢了。但最後他還是表決心，堅決執行慈禧指示，就是用變通的辦法也要保證完成任務。

　　曾國藩也看出來慈禧一直在為自己放走府、縣的事生氣。但他為了挽回自己的失誤，還是一有機會就為府、縣下級說情。一連幾天，他都在「幕府談思所以救全之法，躊躇良久」。9月23日，曾國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縣解送刑部日期的機會，又說了一次情：「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豈肯加以重咎?過聽浮議，舉措失直，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請敕刑部細核供詞，從輕定議，臣亦稍釋隱憾。」即說這不是他的真心，當時自己有點慌亂，上午報告請求處分府、縣，下午就後悔了。「原奏」的那些府縣「罪行」，千萬不能作為依據，一定要重新甄別，否則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通篇表達了哀求、懺悔、彌補的心情。

　　但慈禧卻難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聚眾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致匪徒乘機焚殺戒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拿獲，情節較重。且該革員等於奉旨交刑部治罪後，張光藻竟敢私往順德，劉傑亦私往密雲，任意逗留，尤為藐玩。」慈禧說他們「情節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質更嚴重。徹底否定了曾國藩「府、縣無大過」的說法。

　　慈禧宣判：「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警。」慈禧開始本來是想將二人在天津處理，結果這下「從重」弄到黑龍江去了。曾國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說情，只有自吞苦果。

　　事雖至此，曾國藩還仍然惦著他沒辦完的案子。對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審訊力度。他把審訊地點就設在了自己的住處，他在日記中寫道：「敲搒之聲竟日不絕。」可見對無辜百姓下手之狠。終於，他湊夠了擬殺的20人。10月7日，曾國藩正式上報了他胡亂確定的這些人犯名單。也同時正式上報了請求慈禧對他「交部嚴加議處」的處分申請。

　　無辜湊數殺中國人的消息傳出，全國輿論再次大嘩，尤其天津市民義憤填膺。對曾國藩的「詬詈之聲大作」，抗議信像雪片一樣湧向朝廷和曾國藩住處。甚至一直把他引以為自豪的「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城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家鄉紳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當時有副對聯如此挖苦他：「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見人們對他的憤怒。

　　可悲的是，曾國藩已經是這樣的處境了，此時的慈禧對他的怒氣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國藩赴江南以前進京覲見慈禧時，慈禧再次對跪在前面誠惶誠恐的曾國藩怒問：「府、縣前逃至順德等處，是何居心?」曾國藩異常驚恐，回答幾乎語無倫次。可見慈禧對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對曾國藩的不滿永遠也不會化解了。

　　「天津教案」最大的輸家是曾國藩，最大的贏家是慈禧，慈禧在這個過程中毫髮未損，曾國藩卻落了個「舉國欲殺」的下場。最嚴重的是，他惹惱了慈禧，失去了信任。還永遠承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的良心煎熬。兩月後他在兩江總督任上，有人報告說又有反教會群眾敲署衙大門，竟然嚇得他一下癱倒在地。兩年後，曾國藩在抑鬱中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