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謀反是冤案:劉邦知道韓信被誅後很惋惜
韓信墓舊建有廟,據《靈石縣志》(清·嘉慶本)記載:「漢高祖征陳豨於代返嶺上,會呂後殺侯長樂宮之鐘室,函首送帝所,遂葬焉。」元代《重修漢淮陰侯廟記》碑文稱,韓信「廟始金明昌」。也就是說,韓信廟最早建於金朝明昌年間,即公元1190——1195年間。以後歷代,韓信廟屢加修葺,亦稱韓侯祠,成為秦晉古道上一處名勝之地,往來公卿多所拜謁,且多數留詩留文。故歷史上詠韓信墓祠詩文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惜其才,憐其死。如明代詩人于謙所作七律《過韓侯祠》云:「躡足危機肇子房,將軍不解避鋒芒,功成自合歸真主,守土何須乞假王。漢帝規模應豁達,蒯生籌策豈忠良?荒墳埋骨腰山路,駐馬令人一歎傷!」
在眾多詠韓信墓祠的詩文中,唯有清人關中王志湉的一幅對聯比較特別,這幅對聯當時就鑲嵌在韓信廟大門兩側,曰:「力拔山氣蓋世見公束手,歌大風思猛土為子傷懷。」上聯說力拔山氣蓋世的項羽在韓信面前都束手無策,下聯說漢高祖作大風歌思猛土是在為韓信傷懷。
王志恬的這個觀點道出了韓信被誅這樁歷史迷案中一個重要事實:韓信被誅後,漢高祖劉邦心中是很惋惜的。
其實,這個觀點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早已說過的,「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司馬遷以春秋之筆寫史實,字字珠璣,句句千鈞,一個「憐」字,道出了劉邦對韓信的一片珍愛惋惜之情。
那麼,漢高祖劉邦在惋惜什麼呢?韓信不是造反了嗎?死有餘辜才對呵!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造成韓信悲劇結局的既非其功高震主,亦非其謀反與否,根本原因在於韓信自身的時代局限性和政治局限性。
韓信所處的年代是公元前196年之前。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從婦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動盪時期。在這之前,東周存在的515年中,東周朝廷基本上就是一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諸侯國各自為政,互相攻伐,歷史上的春秋戰國主要就是指這一時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吸取東周的前車之鑒,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秦朝。但新興的秦王朝猶如曇花一現,僅僅延續了15個年頭就滅亡了。在漫漫歷史長河中,15年不過眨眼瞬間耳。當時,儘管奴隸制的社會格局已經遠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奴隸制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觀念還有很大市場,尤其在一些沒落貴族心中更是根深蒂固。韓信就是其中一個主要代表人物。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韓信,是一位軍事巨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政治侏儒。正如前任靈石縣長耿彥波在《靈石八景序要》中所言,「治軍天才,治政無方」。韓信是一個王孫,心中時刻想著要光宗耀祖,有著遠大抱負。「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
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必然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韓信的政治理想,在他被劉邦築壇拜將後和劉邦的一段對話中,表述得比較清楚。所謂:「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在這裡,韓信強調了「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觀點,也表明了對自身的價值取向。
正是因了這個價值取向,才有了後來逼封齊王的舉動;也是因了這個取向,才會在後來武陟和蒯通勸其「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時,「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並表示「雖死不易」。
可見,韓信的理想就是作一方諸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願足矣!但他的這個理想是和社會現實格格不入的,也是和代表當時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劉氏集團的利益相衝突的,因此是注定要以悲劇收場的。劉邦建立的是一個中央集奴制的封建王朝,他要做皇帝,他決不允許任一個脫離節制的諸侯王存在。君不見,與韓信並稱為「漢初三傑」的張良、蕭何並未因功高而獲罪,而和韓信同時的彭越、英布、陳豨等七個異姓王卻無一倖免,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韓信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正如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言:「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殺韓信者韓信也,是韓信自身的時代和政治局限性造就了韓信的悲劇。作為一個逝去了的時代的代表人物,儘管天賦異稟,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已成昨日黃花,他也是注定了要被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