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和珅，對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污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躥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態。事實上，和珅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產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珅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氾濫的物慾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儘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致混亂。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枴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歷。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於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眾，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隨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麼叫什麼，接著又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珅，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態度恭敬又從容。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說自己18歲那年曾參加鄉試，沒能中舉。乾隆問道：「當年的卷子，還能記得幾句嗎?」和珅說能，於是邊走邊背，一會兒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從頭到尾全背了下來。

　　皇帝大為驚異，那心情，恰似王熙鳳之初見小紅。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賞年輕人的幹練和活力，皇帝試著派和珅辦了幾件事，和珅的機敏達練、善解人意表現得淋漓盡致，皇帝大喜過望。乾隆原是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卻挑不出和珅的毛病。一年之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歲的和珅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二品大員。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內務府總理大臣，賞戴一品朝冠。

　　從此之後，他一直穩穩地高居政治最高層，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總攬之巨，有清一代絕無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過甚、恩威不測的乾隆帝，從來沒有懷疑過和珅的才幹與忠誠。和珅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並非完全是開脫。他確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和珅年輕時代曾就讀於鹹安宮學。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眾而聞名。能考進這裡，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姿出眾。鹹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確，就是為帝國培養高級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眾，並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珅可謂全面發展，業餘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別以詩而聞名。清人錢泳產稱和珅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誇讚和珅：「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雲。」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於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鹹儀，言語便給，喜歡詼諧，然性機敏，過目輒能記誦」。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嘗於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他辦事幹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能夠遊刃有餘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珅去處理，和珅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便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陳雲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並允行」。表現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華。這是和珅從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鎮壓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珅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起義平定後，皇帝特意賜詩和珅：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爾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翰!「兼通清漢」是和珅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後曾經專門學習滿語。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又有見解的，唯有和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爾喀後，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並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珅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