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輿論對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理解有誤

　　唐啟華(台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週年，一般認為中國跟一戰的關係不大，但實際上中國受一戰的影響很大，不只在內政方面，還有外交方面。在100年前的今天(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佈了關於一戰的局外中立條規，有二十幾條，第一條就是要求交戰雙方不得在中國的領土、領海和租借地，有任何的交戰敵對行為。中國與一戰真正發生關係，就是從100年前的今天開始。

　　可惜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多停留在過去宣傳中的刻板印象上。比如，北洋政府是一個賣國的、內戰的、無能的政府;中國對一戰沒有貢獻，對巴黎和會也沒有準備;雖然中國是戰勝國，但實際上待遇還不如戰敗國等等。因為這樣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國內引發了五四運動，繼而讓親日派下了台，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也沒有簽字。

　　新史料為北洋政府正名

　　到目前為止，關於一戰與巴黎和會最好的一本書，還是80年前王芸生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為什麼後來者反而沒有辦法超越他?關鍵的因素在於當年英國外交部提供了檔案給他看，他當時用了大批的外交檔案，而這些檔案很多現在都看不到。有關巴黎和會的檔案也特別不全，我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找了十幾年都收不全，以為此生無望了，結果卻在三年前無意之中意外地搜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2007年年底，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上線了一批新檔案，放在外交檔案03-13駐比利時使館保存檔，那個檔案我早就全看過了，但只用了前半部，2007年上線的是後半部。新上線的這部分雖名為駐比利使館保存檔，但實際根本就是陸征祥檔案，內容是民國元年到九年，陸征祥擔任外交總長期間的總長室密檔。這批檔案如果放在台灣或大陸，很可能被銷毀了，但它卻被放在布魯塞爾的駐比利時使館，得以在百年之後重新出土。至於這批檔案的來源，據檔案館講，1955年台灣外交部，把總理衙門、外務部和北洋外交部的檔案交給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籌備處，1983年外交部又移交了一批檔案，但這一部分沒有編入《外交檔案目錄彙編》裡，大家就沒法知道。直到幾年前，我接到台灣教育部的課題，需要整理北洋時期外交材料和研究成果，突然發現在駐比利時使館保存檔案裡面出現的後半段檔案。

　　這批檔案裡面有陸征祥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巴黎和會出發前及和會期間，他所有的收發電，這是一手材料，電文上面有陸征祥、顧維鈞和王正廷的簽名。比如，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和約》簽字那天，中國代表團在下午三點鐘拒簽和約，五點鐘的時候代表團收到北京政府在27日發出的電報，說國內群情激昂，還是要保留。然後上面秘書用藍筆寫了幾個字「此電已來兩次」，陸征祥用紅筆簽了幾個字「此電何時發的?」實際上這是在《凡爾賽和約》拒簽了兩個鐘頭以後，來了一個北京政府的電文說不要簽。

　　這批檔案為什麼存在駐比利時使館裡?我認為，陸征祥在巴黎和會之後回到中國，在國內已經爆發了五四運動的情況下，很多外交機密不能講，可他又看到了太多別人不知道的機密，加之夾在黨派競爭中間，心力交瘁之下辭去了外交總長，於是北京政府給他一個名義駐瑞士公使，他就到瑞士去了，也把那批檔案帶走了。1926年，他遵從夫人的遺願做了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很可能這個時候把檔案交給了駐比利時的使館。

　　外交史研究沒有一手的資料是做不出來的，除了這些新發現的史料，我們還要參考日本的外交文書、美國的外交檔案、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個人檔案、甚至當年美國國務卿蘭辛的檔案。現在這些東西都出來了，所以現在可以有把握做到更接近原貌的學術研究。依據這些原始檔案，我得到了一些跟過去不一樣的結論，甚至寫論文的時候手都會發抖，為什麼檔案顯示的原貌跟刻板印象相差得那麼多?簡單舉幾個例子。

　　這批檔案為什麼存在駐比利時使館裡?我認為，陸征祥在巴黎和會之後回到中國，在國內已經爆發了五四運動的情況下，很多外交機密不能講，可他又看到了太多別人不知道的機密，加之夾在黨派競爭中間，心力交瘁之下辭去了外交總長，於是北京政府給他一個名義駐瑞士公使，他就到瑞士去了，也把那批檔案帶走了。1926年，他遵從夫人的遺願做了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很可能這個時候把檔案交給了駐比利時的使館。

　　外交史研究沒有一手的資料是做不出來的，除了這些新發現的史料，我們還要參考日本的外交文書、美國的外交檔案、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個人檔案、甚至當年美國國務卿蘭辛的檔案。現在這些東西都出來了，所以現在可以有把握做到更接近原貌的學術研究。依據這些原始檔案，我得到了一些跟過去不一樣的結論，甚至寫論文的時候手都會發抖，為什麼檔案顯示的原貌跟刻板印象相差得那麼多?簡單舉幾個例子。

　　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有長期準備

　　北京政府是不是對巴黎和會沒準備?答案不僅是有準備，而且是長期準備。自中國8月6日宣佈中立之後，日本就想找機會、找借口佔領山東，8月15日日本對德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7天之內把遠東海域所有軍艦、陸地都交給他，還說將來還給中國，給德國的最後答覆截止時間是在8月23日，但德國沒有答覆，於是日本就對德宣戰。9月初，日本登陸山東龍口，開始進攻青島，打到11月7日，青島戰事結束，德國投降，日本佔領膠州灣和膠濟鐵路。

　　這中間出現很多問題，日本出兵山東，向中國借道，可中國是中立國，中立國應該是武裝中立，你打德國的租借地打到中國境內，中國就要武裝抵抗。像德國打法國的時候借道比利時，比利時也是抵抗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中國沒有能力抵抗。當時中國的大總統袁世凱就問靳雲鵬(時任北洋軍第5師師長、山東都督)，如果我們武裝中立的話，日本人打進來我們能堅持多久?靳雲鵬說7天。那7天以後呢?他說我聽大總統您的。那就是不能打了，但如果不武裝中立的話，國際法上又有大問題，於是袁世凱用了一個變通的方式，宣佈了行軍區域，把山東東半部劃為戰區，讓交戰國雙方行軍可以通過。

　　為了要回山東中國才參與一戰

　　這些問題，袁世凱早就讓保和會研究討論過，研究的結果是不能中立一定要參戰，通過戰後和會才有辦法挽回山東。可見，北京政府對於巴黎和會的準備實際上是很長時間的，還為此成立了很多機構，絕對不是沒有籌備，而且陸征祥長期主持籌備機構。還有魏宸組之所以會成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全權代表之一，就是因為他在議和籌備處任秘書長，對籌備過程非常瞭解。顧維鈞也是籌備會的一員，他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絕對不是即興發言，那是多年的準備、多年的積累所致。

　　聯美抗日是中國參與巴黎和會的原則之一

　　還有關於北京政府對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訓令的問題。過去都知道1919年1月8日的訓令，但是從陸征祥的檔案看，1918年11月28日，北京政府已經打電報給巴黎，當時陸征祥還在準備出發，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法公使胡惟德和駐美公使顧維鈞，已經作為先頭部隊到達了巴黎。當時陸征祥打了一個電報給巴黎，發佈的北京政府訓令，裡面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三原則，第一，普遍原則，中國跟各國力爭平等，後來北洋外交基本上就是這一條;第二，中國對和會外交與美國保持一致，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第三，跟中國無關的歐洲事項與協約國保持一致。第二個部分是有關希望條件，中國要求修改條約，這是後來的希望條件藍本。第三個部分就是德奧條件。所以北京政府訓令其實非常完整，但目前大家都不知道這個訓令，知道的反而是1919年1月8日訓令，這其實是後來的。那時候大總統徐世昌親美，掌握實權的段祺瑞親日。徐世昌組織了外交研究會對抗親日派，1月8日的訓令是經過了外交研究會的修改，把希望條件這部分做修改，加了一條，這一條變成了親日、親美、山東問題爭鋒的關鍵。這就是鐵路統一問題，就是利用鐵路統一，呼籲美國的門戶開放，對抗日本在滿蒙和山東的勢力，把全國的鐵路收為國際銀行團一起修建，這個問題一直到華盛頓會議都不斷發酵，但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巴黎和會前就有。

　　找到第一個訓令之後，後面的情況就比較清楚。因為有這批檔案，我們過去不知道的現在越來越清楚。為什麼徐世昌要派梁啟超代表團到歐洲去?其中的背景就是想要在和會期間推動鐵路統一，通過跟英美的合作，以國際銀行的資本壓制日本。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不算失敗

　　關於山東問題，過去都認為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但是研究這些檔案，我有新的理解。《凡爾賽和約》的第156、157、158這三條是給了日本的權益，156條是把德國在山東原來的條約利益全部給日本，157條說德國在山東所有的財產也無償轉移給日本，158條是說一個月內日本要把所有的戰車等轉移。因為這三條，過去都說中國雖是戰勝國但比戰敗國還不如，山東要不回來。但事實上依據陸征祥的檔案可以清楚看到，美國總統威爾遜不斷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抗爭，最後妥協的結果是日本堅持和約裡一定要得到德國的權益，並保證將來交給中國。所以1919年6月28日，日本代表在和會裡面口頭聲明，關於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日本只保留一份經濟權益，所有的政治權益全部歸還中國，然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聯合擔保。美國總統就認為中國不可能爭回山東，這樣的結果不是很好嗎?可是我們過去只說那三條中國完全失敗，但是事實上看到這些檔案之後，中國完全談不上失敗，而且國內所要力爭的保留實際上意義不大。可是這個事情日本堅持不能用白紙黑字寫出來，雖然中國代表團知道，美國各國都知道。他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拒簽和約?為什麼要搞五四運動?可當時的情況不能講，這是外交機密。

　　所以有關山東問題到底是不是失敗，我們可以討論，不見得是失敗。尤其兩年之後，華盛頓會議時日本同意把山東交還中國，就是依據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做的保證。過去學界常常認為，山東問題上中國在巴黎外交和會上失敗，在華盛頓會議上外交成功，這個說法是可以商榷的，事實上是連貫的。

　　關於拒簽和約的問題。北京政府在5月初知道山東給日本的時候，北京政府第一個訓令是不簽和約。但是就在那個時候，五四運動爆發，北京政府改組，親日派又上來了。段祺瑞當時就說了一句話，聯美外交失敗，趕快修補中日關係。你說他是真的親日嗎?他其實也是站在國家利益考量的，但是一般群眾沒有辦法體會這個事情，五四運動鬧得很厲害。所以到了5月15日以後，北京政府的訓令，對於要不要簽和約，就改成力爭保留，對於那三條保留，大體簽約。過了一陣子，知道日本口頭保證了，北京政府訓令到5月底就又改了，保留不成則簽約。到了6月初，日本所有的口頭保證會議錄被傳回北京，北京政府又改成簽約。而最後一個電報是在拒簽兩個鐘頭之後，代表團才收到。

　　日本人認為他們巴黎和會外交失敗

　　當時中國的外交是不是失敗可以考慮，我們可能沒有失敗。但日本認為他們失敗了，不認為自己在巴黎和會外交成功，他們認為像是在被美國、英國、法國審判，有一種被白種人看不起的味道。後來中國又不簽約，美國簽了約又不批准，所以日本完全沒有外交勝利成功的喜悅，而中國又認為自己外交失敗，所以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都充滿了挫折感，兩國的民族主義互相激盪。

　　中國現在有底氣面對歷史真相

　　現在中國在逐漸崛起，在準備承擔世界大國地位的時候，希望在觀念思想上也能夠突破百年來民族主義的束縛。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不要再那麼單調了，不要再那麼一元了，我們現在有底氣理解歷史真相。這樣的話，我們走向大國的路子會更順暢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