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社會大亂之前 必有三種前兆分別是什麼
清末,曾國藩曾說,社會大亂之前,必有三種前兆,將曾國藩的文言文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說:
其一是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胡為。
其三是當問題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之後,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沒有人願意為這艘破船補補窟窿,卻權當沒有看見。
實際上,曾國藩是說亡國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會喪失了應有的淨化與清算功能,就沒了正義與邪惡之別,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個台階。
由此一個社會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壞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階。
當事態嚴重了,於是乎越是醜惡,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認,有如今天的專家教授大放獗詞,連允許有限腐敗的狗屁話都敢講了。
不能不說曾國藩高瞻遠矚,果不其然,在曾國藩閉上眼睛的20年後,當慈禧老妖婆蹬了腿,三年後,大清王朝也終就灰飛煙滅了。
但說這話之前,曾也曾與自己的幕僚討論過大清的壽命,但這時的曾還不得要領,但其幕僚的預言卻一語成讖。
整個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一人。趙在1867年就預言國家將亡的時候,連曾國藩都不敢相信。因這時洋務運動剛剛開始,一切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但趙烈文從當時官府明火執仗、社會兩極分化、百姓窮困潦倒、朝中大臣無能,還有外敵虎視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斷清朝將在50年內滅亡。結果趙文烈一語成讖,大清王庭在44年后土崩瓦解了。
當年曾國藩聽了趙烈文的分析,歎了一口氣,說「我日夜望早死」。
曾雖不能算位極人臣,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如此高幹,都覺得無力回天,又不願意看到國家「抽心一爛」「土崩瓦解」的局面。只能以自己的閉上眼睛來對抗不能不到來的末日。
統治者過分主迷信了武力,當年一統天下的秦始皇,那又是何等的英雄?但喊了幾聲「陳勝王」,幾個新兵蛋子揮揮手就把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推翻了,在當時根本沒有一個人能預料到強大的帝國,會在一夜間突然完蛋。
而橫向上看強大到世界老二的前蘇聯,在解體前,也沒有幾個人預見到。
從晚清延至民國,於右任老先生在《亡國三惡因》中,出於特殊時期,說得更有些意思:民窮財盡--社會破產--國家破產。概括出一部亡國滅政的三步曲。
國有金,吝不與人,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此其二。
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伺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墮其術中。此其三。
其一是說,百姓貧窮,物價飛漲,社會呈敗落之像。
而老百姓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國有金,吝不與人」,財富不往普通人手裡流動,國與民爭利。財產歸權貴私有。勞苦民眾雖竭盡勞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兩極分化嚴重。殘民,掠民,擾民以自肥,最終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種下了亡國惡因。
其二是說,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揚,作惡的不能受到制止,社會道德急劇下滑。官員雖多,但不作為,忙於吃喝嫖賭,聚斂財富,使「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善惡本人兼而有之。所以於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其中的「化」、「使」兩個動詞很生動地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原因。在社會層面上,「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社會就呈現出潰敗的狀態。
其三是說,財富有了貧富不均,權力有了兩極分化,財產聚於權貴之家,而社會又喪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現象。於是乎「外人」--列強,「窺伺」中華大地,伺機撈好處;「霄小」--內奸,挑動撥弄,出賣國家利益。搞金錢外交,用通商拉攏外國政要「助紂為虐」,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偵探」滲透國外華人社區,「金錢」收買外國政要,甚至行為舉止,罷免陞遷,都以金錢利益為動因,用這樣方法維持其統治,豈能不使社會敗亡?
於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滅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為民國的監察院長,作為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權分立的監察院,想來於老先生,再聯想到曾國藩,不能不承認,這些先賢比常人有先見之明。
惜哉,明則明矣,在歷史的拐點,那歷史還是駛入了左道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