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親王奕劻，在波雲詭譎的晚清政壇中，堪稱是「權勢熏天」的人物。在晚清最後的歲月中，擔任了首席內閣大臣以及內閣總理大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以說一直是「聖眷不衰」。然而，在許多晚清的遺老眼裡，他又是親手葬送了大清江山的傢伙，這主要是因為他為了錢財，力薦袁世凱的復出，最後甚至在利益的驅使下，幫助袁世凱一起哄騙著隆裕太后退位。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第17 子慶僖親王永磷，父親是永磷第6 子綿性。在晚清宗室當中，他算得上一位比較有權勢的親王。甚至成為晚清最後三個鐵帽子王裡的成員。另外兩個是恭親王奕?和醇親王奕譞。奕?作為晚清最後的議政王，在晚清政局上的地位無人可以撼動，而醇親王奕譞作為光緒皇帝的父親，成為鐵帽子王自然也是無可厚非。但是，奕劻本是宗室疏族，父親還犯過事。這樣的宗室，在晚清車載斗量，能混碗飯吃，已經不錯了。但是他卻一點點爬了上去，由輔國將軍，貝子，貝勒，郡王，親王，最後成為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自己是首席軍機大臣，兒子載振，一個紈褲子弟，也做到了商部尚書。晚清最後幾年，外放的官員，不到他家送禮，即使得到了委任，也無法到任。

　　最關鍵是，慶親王的貪腐幾乎人盡皆知。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當時的人們還戲稱慶王府為「老慶記公司」。

　　既然奕劻貪得如此高調，為什麼還能在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壇中，從邊緣進入到核心，並且一直屹立不倒?究其原因，還是來自於慈禧太后對其的信任與重用，當然還有他對慈禧喜好的把控與奉迎。

　　慈禧在咸豐年間與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為捉筆，奕劻雖無學問，卻寫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的好感。而他真正開始被重用，主要是由於慈禧與恭親王奕?的博弈與爭鬥。1884年(光緒十年)，慈禧太后再一次罷斥了已經與其爭鬥多年的恭親王奕?，本無實權的奕劻因緣得接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主持外交，並進封慶郡王。中法戰爭暴露出中國海防力量空虛。事後清政府總結教訓，提出「大治水師」的方針。清廷於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日(1885 年10 月13 日)諭命奕譞總理海軍事務，奕劻和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會辦，第二年，命奕劻在內廷行走。十三年，奕劻代表清政府與法國代表在北京簽署了續議商務專條和續議界務專條，中國開放廣西龍州、雲南蒙自和蠻耗為商埠。光緒二十年(1894 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懿旨封奕劻為慶親王。

慶親王

　　戊戌政變以後，朝野排外之風甚烈。奕劻在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反對不加區別地殺害傳教士和教民。他在二十六年的一份奏折中稱湧入京城的義和團是「外來奸民」，說他們「妄造符咒，引誘愚民」，相率練拳，「散佈謠言，張貼揭帖」，「藉端煽動」，並說北京洋人教士很多，「亟應設法保護使館教堂，彈壓地面，並訪拿匪徒傳授拳會暨匿名揭帖之人，獲案究辦，以免別生釁端」。

　　奕劻的態度引起義和團憤恨，稱他為「二毛子」、「天主翁」。天津的一張揭帖警告奕劻：「你若不改過，悔之晚也」。朝中載漪等人提出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的口號。龍指光緒，虎指奕劻與李鴻章。

　　載漪這個人人的地位不容小覷，他差一點就成了晚清第二個「醇親王」。戊戌年後，慈禧將光緒皇帝囚禁於瀛台，並且希望可以換掉光緒，於是就立了一個大阿哥，意思就是儲君。而大阿哥的人選就是端王載漪的兒子溥俊。載漪在義和團的事情上，幾乎是「不明外事，專袒義和團」。因此，載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須清除的政敵，義和團們則將他描繪成了大漢奸，攻擊奕劻的大字報貼滿北京街頭，已經失控的民間暴力清晰地將矛頭指向了這位王爺。在此後討論局勢的高層會議上，奕劻一概裝聾作啞，但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

　　當然，最後義和團失敗了，在八國聯軍的槍炮聲中，老佛爺帶著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開始了逃難。把京城的爛攤子留給了慶親王和李鴻章。

　　兩廣總督李鴻章受命為議和全權代表，到上海後即滯留觀望，遲遲不行。太后等西逃之後，大學士崑岡等人與總稅務司赫德商議如何善後。赫德認為議和之事，李鴻章來不來無關緊要，但奕劻必須「急速回京」，因他在總理衙門多年，「謹慎平和，為各國所欽佩，是以各國均願與慶王爺早日商議和局大事」。光緒等接到崑岡等的奏折，發佈上諭，「著奕劻即日馳回京城，便宜行事」。又明降諭旨，授奕劻為議和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妥商應議事宜」。二人雖同為全權大臣，但大事皆決於李鴻章。兩人列名給西安行在的電奏，都是李拍發之後，「始知照慶邸」。為此，二人之間還鬧了些矛盾。《辛丑條約》簽字儀式在西班牙公使館舉行。奕劻在答詞中對各國代表的「友好意願」和「讓步」表示感謝，並保證義和團運動那樣的事件以後「決不會再發生」。

　　按《議和大綱》第十二款規定，清政府諭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以慶親王奕劻為外務部總理大臣。因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奕劻的地位和權力進一步加強。慈禧、光緒等由西安返抵開封，奕劻也於同日趕到迎駕，懿旨賜奕劻在紫禁城內乘二人肩輿，並「賞食親王雙俸」，以資獎勵。

　　1903年，榮祿病死，袁世凱得知奕劻將到軍機處任職，立即派親信楊士琦給奕劻送去1張10萬兩的銀票。奕劻假意推辭。楊士琦說：「宮保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伺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所以這些錢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零用而已，以後還得特別報效。」聽了這番話，奕劻欣然收下了銀票。此後，袁世凱對奕劻「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供奉不斷。袁世凱還和小自己17歲的奕劻長子載振結拜為兄弟，與奕劻套近乎。

　　奕劻沒有「辜負」袁世凱的期盼，在榮祿病故的翌日即被諭命為軍機大臣。奕劻身兼數要職，內有太后之寵，外有袁氏之助，權位日隆。

　　奕劻做事，善於猜測慈禧風向，「榮辱忽焉，皆在聖意」，慈禧對其很信任。與八國聯軍打過一仗之後，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則視袁世凱為最可信賴的人，時常向他問計。奕劻、袁世凱兩人的勢力迅速膨脹，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凱門下成了不少人陞官發財的捷徑。

　　在清末最後十年中，奕劻與袁世凱沆瀣一氣，一個掌朝，一個掌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個「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軍政，大半北洋。甚至於袁世凱在1909年下台，也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北洋繫在軍事上的壟斷地位，這無疑是為清朝的滅亡備好了掘墓人。

　　奕劻也不是總順風順水的，在推動改革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地往自己兜裡大把撈錢，高調地成為大清國的「首富」之一。晚清兩次以反腐敗的名義出現的台諫風潮，矛頭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權色交易」。奕劻的兒子、商部尚書載振出差路過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楊翠喜，候補道段芝貴隨即用重金為美人贖身，獻給載部長。如果到此為止，無非是一段風流佳話而已。但不久，段芝貴便被破格提拔，一躍成了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啟霖立即上奏彈劾，認定是「性賄賂」。朝廷派了載灃等人去查，結果「查無實據」，趙啟霖反被革職，激發了御史們公憤，最後，趙被復職，段巡撫被免職，載部長主動辭職。

　　第二次是三年後(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發難，彈章的題目就是《劾慶親王老奸竊位多引匪人疏》，火藥味很濃，震動朝野。江被責為「沽名釣譽」、「莠言亂政」，但處分僅是「回原衙門行走」，換個工作崗位，結果江乾脆辭職，炒了朝廷的魷魚，一下子名動四海。御史們群起效仿，「不讓江氏一人獨為君子，訪查中外大臣劣跡，聯名入奏，以盡職責」，掀起了輿論監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請假躲避。

　　經歷了這兩次風雲的奕劻並沒有收斂起自己貪腐野心，雖如此還照樣聖眷不衰，不僅得到了「鐵帽子」，而且其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規定的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光緒三十四(1908)年後的慈禧太后一病不起，開始準備身後之事。上諭授載灃為攝政王，並命將其三歲的兒子溥儀抱宮內教養。溥儀即帝位，優賞奕劻「親王世襲罔替」。後來因為受江春霖彈劾的緣故，其心腹袁世凱被免去一切職務，讓他「回籍養痾」，慶親王的權勢也大為減弱。宣統元年(1909 年)六月，奕劻被開去管理陸軍部事務之職，載濤任軍諮府大臣，掌管陸軍。年底又開去奕劻陸軍貴胄學堂差使，以貝勒載潤接替之。翌年第一次國會請願時，奕劻曾對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三年(1911 年)清廷正式宣佈撤銷軍機處，成立責任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

　　武昌起義爆發後，舉朝人心惶惶。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與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第一個想到能挽回局勢的，就是袁世凱。而能說服載灃重新起用袁世凱的，也只有奕劻。1911年10月14日，由奕劻提議起用袁世凱，那桐、徐世昌隨聲附和。不久，袁世凱代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重新組閣，奕劻改任弼德院總裁。

　　此時載灃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監國攝政王，也是海陸軍大元帥，擁有管轄調遣禁衛軍之權，仍然對袁世凱構成一定的威脅。為了徹底除掉這個障礙，袁世凱夥同奕劻，告訴隆裕、載灃，「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隆裕問：「可否求外國人幫助?」奕劻說：「等奴才同外國人說說看。」過了兩天，奕劻說：「外國人再三不肯，經奴才盡力勸說，他們才表示，革命黨本是好百姓，因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們幫忙，必使攝政王退位。」在奕劻、袁世凱的哄騙之下，隆裕讓載灃退出監國攝政王之位。

　　此時的袁世凱已經擁兵自重，琢磨著如何能讓小皇帝退位，而他當時逼宮時拉攏了兩個人，一個是隆裕太后身邊的當紅太監小德張，另一個就是慶親王。為了能讓他們勸服隆裕太后甘心退位，袁世凱向他們二人各自行賄了300萬兩銀子。

　　奕劻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他對隆裕說：「革命軍隊已有5萬之眾，我軍前將士皆無戰意。」又對載灃說：「全國已去大半，幸能偏安，亦難持久。果能融合滿漢，改良政體，似不妨和衷商辦。若因固執而至決裂，則滿人均為我一家所累。」載灃聞言，放聲大哭。

天津慶王府

　　1912年1月17日御前會議上，奕劻、溥倫主張自行退位，頒布共和，奕劻說：「要想保全皇室，除了走共和的道路之外，恐怕沒有別的好辦法。」但溥偉、載澤堅決反對，沒有結果。第二天再開御前會議，仍無結果。會後，以良弼為首的宗社黨等十餘主戰派前往慶邸，圍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優待條件，宣佈清帝退位。清廷大廈將傾之關鍵時刻，奕劻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有人這樣評價奕劻：「以理內政，則內政無不荒，以理外交，則外交無不敗……奕劻於皇族中，固斷送滿清之第一罪人矣。」

　　清帝退位後，奕劻遷居天津。憑借多年積累的不義之財，奕劻在那裡度過了優裕閒適的6年時光，於1918年病死寓中。而他大多留給後人的，是他在晚清時期的巨貪形象，在1911年《泰晤士報》刊發《慶親王外傳》一文中曾爆料稱慶親王僅在匯豐銀行一地的存款，就達到200萬兩之巨。奕劻去世後，其家人請求謚號。末代皇帝溥儀本想給奕劻「謬」，「丑」、「幽」、「厲」等惡謚，但最終採納上書房意見，給了一個「密」字，意思是讓他「追補前過」，在清代親王謚號中，「密」是最差的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