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夏（1436－1516年），字時雍，號東山，死後明朝廷賜謚忠宣，故世稱劉東山、劉忠宣。仕明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歷官皆著政聲，朝廷嘉獎，百姓頌揚，「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明孝宗察其「廉且練事」，為官之清廉，辦事之幹練，皆遠超其他大臣，遂傾心倚重，劉大夏也竭誠輔佐，貢獻頗多，成為朝野公認的弘治中興第一名臣。

　　破除潛規則 廉得堅定

　　自唐玄宗開元時起,於正賦之外，常常隨意加征雜稅，徵收所得，謂之「羨餘」。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轄內百姓徵收雜稅，漸成常態，卻不入官府賬簿，任地方長官隨意支配，或用以行賄，或自飽私囊，所謂「羨餘」，遂成為官員貪腐的重要財源，不合法，卻「循規」，數百年間，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國為十三省，布政使為一省行政長官，俗稱「方伯」。劉大夏於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廣東右布政使。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廣東省府官庫中也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飽私囊，相襲以為固然。劉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庫藏，發現有一筆前任布政使沒取盡的羨餘錢，遂命掌管倉庫的吏員將其記入官庫賬簿。庫吏援引舊例，說這筆錢理應歸新任布政使，而不應附列官簿。劉大夏已在官場干了二十多年，又洞達世務，自然明瞭羨餘錢的慣常用途，將眼前這筆錢裝進自家腰包，既不違法，也不會遭非議，但又覺得有些不對勁，對庫吏的提示，他遲遲未作回應。沉默了好一陣，劉大夏忽然大聲自責：「劉大夏，你日常讀聖賢書，立志堂堂正正，做個好人，怎麼如今碰上非本分應得之財，就猶豫不決，亂了心志？實在有愧古聖先賢，不是大丈夫啊！」於是毅然命令庫吏將那摞赫然高聳的「羨餘」，統統附列入官賬，以供省府正常開支用，自己分文無取。

　　劉大夏以堅定的廉潔之行，在廣東一舉破除了風行數百年的貪腐潛規則，深受百姓愛戴和時賢崇仰。大儒陳獻章隱居廣東家中，聲震朝野，被譽為「真儒」、「活孟子」。陳獻章也高自期許，對人少有許可，而獨與劉大夏交好，稱頌劉大夏「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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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觀獨到 廉得超脫

　　如果說，服膺儒家傳統思想，具備高尚道德情操，是劉大夏面對非分所得，果斷說「不」的精神動力，對財富深刻而獨到的認識，則是其在取捨予奪之間，舉重若輕、灑脫超然的不二法門。

　　弘治十一年（1498）秋，劉大夏從戶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華容老家，在祖墳旁建了一座草堂，養病、讀書於其中，並親率子弟耕田種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種所得，僅足衣食。劉家人世代禮讓忠厚，有惡鄰竟以為其軟弱可欺，肆意侵奪劉家田地，劉大夏「任弗與爭」，乾脆拱手相讓，不與爭講。

　　古時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處處都要對之懼讓三分。劉大夏身為朝廷財政大臣，官居三品，卻主動拿土地讓人，他這樣做，固然有深受古賢「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思想影響的因素，但更得之於他對財富異乎常人的感悟。劉大夏常說：「財貨須農務、負賈，凡力得者獲用，其易至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親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見，只要是財物，不管用什麼手段，從什麼途徑得到，皆可為我所用。劉大夏卻認為：只有通過務農、經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勞而得到的財貨，才能「獲用」，才屬己有。除此之外，輕易到手的，特別是「官貨悖入」，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所得，「終非己有」，到了也不會屬於自己。暫時得到，一心想為兒孫造福，兒孫見其得之容易，也不會珍惜，或轉眼即揮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災引禍。

　　劉大夏身處明代中葉，有這樣遠超時人的慧眼和特識，他的廉潔，自然比其他古賢來得自覺，來得堅定而徹底。為官，就恪盡職守，薪俸之外，一無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讀，勞動養家。雖然他一生沒有機會經商，卻數度親操農務。在東山草堂專心耕讀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劉大夏又被朝廷徵召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歲的劉大夏從兵部尚書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從此，「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全無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農毫無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劉瑾陷害，被逮之時，劉大夏「方鋤菜園中」。正德五年，從發配地回家，已75歲了，劉大夏依然耕讀不輟。他的一個時任巡撫的門生，從百餘里外來拜謁他，途中向一個犁地的老農打聽「劉尚書家」，老農親為帶路，及至到家，才認清「老農」就是劉大夏。

　　對財富獨到而深刻的認識，讓劉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許多世俗重負，如荷立泥塘，挺然淨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驕陽，於輕鬆自得，超然灑脫中，盡享生命的高貴。當其被劉瑾發配甘肅酒泉，「氈帽布袍」，「策一蹇驢赴戍所」，故人饋贈，一概謝絕。到了酒泉發配地，身上沒錢，當地有關部門懼怕劉瑾，不敢給他安排食宿。有個總兵官，是劉大夏任兵部尚書時舉薦的，悄悄送給他一百兩銀子，劉大夏拒絕了。又有個參將派人給他送錢，怕劉大夏不接受，行前，給被派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讓劉公收下，你就不要回來。劉大夏真誠地告訴那人：我老了，身邊也只帶了一個僕人，我們每天食用，不過花幾十個銅錢，尚能勉強度日。如果接受了你們的饋贈，僕人見錢起了邪心，不願跟我受苦，竊之而逃，丟下我一人，「孤身沙漠，非陷身死地乎？」讓那人持原物返回。剛開始，人們對劉大夏的舉止還有些不解。過了不久，和劉大夏一起發配到此的鍾尚書，因攜帶的財物較多，果然被其僕人竊之而逃。人們這才佩服劉大夏的眼光，「謂公如神」。

　　對財富獨到而深刻的認識，也讓劉大夏善於識人，使其人生，本能地遠離貪腐之徒。當其從發配地被赦還家，途遇某都御使，「見其騶從服食之盛」，便知其必為貪腐之人。都御使「職專糾劾百司」，本「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此人卻如此顯擺，劉大夏當即斷定：「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果然如其所料。

　　寧死不行賄 廉得高潔

　　劉大夏輔佐明孝宗，力革宦官弄權之弊，深遭宦官和諂附宦官的閹黨忌恨。明孝宗死，明武宗剛一繼位，就一反明孝宗弘治之政，重用宦官和閹黨。劉大夏知道朝廷大局已變，自己無力回天，遂於明武宗正德元年請求致仕。戶科給事中劉茞上奏盛讚劉大夏，稱其「官至二品，不為子乞恩，歷官數十年，家不逾中人之產」，實為「一時之望」。

　　廉貪看家產。劉茞對劉大夏的評價，很快就得到有力的證實。劉大夏被迫致仕後，閹黨劉宇、焦芳又向劉瑾進讒，說是抄劉大夏的家，「可得幾萬金」，「可當邊費十二」。劉瑾於是下令逮捕劉大夏，並專門叮囑一個姓羅的官校，注意查看劉大夏的家產。姓羅的官校到了劉大夏家，檢查其收藏，只有退休金三十餘兩，劉大夏讓其帶走，「官校感泣不納。唯索詩一律載之。」劉瑾原本想給劉大夏定死罪，因遭朝臣反對，又得知「大夏家實貧」，只好改判發配戍邊。

　　劉大夏被劉瑾矯旨逮捕時，同行者估計將會被迫害致死，建議行賄以求生，劉大夏堅決不幹。他說：「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及子孫，且喪此一生矣。」

　　劉大夏眼裡容不得半點沙子。他清楚，受賄可恥，行賄也不光彩。為免一死而向權宦行賄，就會毀了一生高潔的操守，壞了家風國風，實乃罪莫大焉。所以，他寧肯以一己之死，也決不讓神聖的廉潔高潔受絲毫玷污。

　　其實，劉大夏的廉潔和家貧，早已朝野共知，深受讚譽和崇仰。

　　明憲宗成化末年，劉大夏由福建右參政任上告歸，在家守父喪。進士董損齋出差路過，聞名拜謁。劉大夏留其吃飯，主食唯麥飯，菜餚唯糟蝦，別無他。董損齋大受感動，遂以劉大夏為楷模，「終生持雅操」。

　　明孝宗也深知劉大夏之廉。劉大夏入朝後，更「察知大夏廉且練事。」弘治十八年（1505）春，一天，明孝宗單獨召見劉大夏和另一廉臣戴珊，議事畢，特令宦官拿來兩錠白金，親手一人賜給一錠，動情地說，「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最近是官員述職的時候，各地官員都聚集京城。我聽說朝廷一些公卿，為避受賄之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敢向你們行賄？我瞭解你們，故有是賜，以「小佐爾廉」，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戒利不好名 廉得徹底

　　劉大夏終生廉潔自奉，律己特嚴，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說：「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

　　誠如其言，劉大夏戒利，戒得堅定而徹底，遠名，遠得徹底而堅定，既不貪利，也不貪名，劉大夏的廉潔，不僅高出他同時代的廉吏，也高出許多古賢。

　　劉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機會很多，最難得的是弘治後期，明孝宗對他的親切、信任、依賴，有如家人父子，經常單獨召見他，君臣同心，共商國謨，攜手將輝耀史冊的弘治中興推向巔峰。這要放在別人，正所謂千載難逢，機不可失，宣揚之，記載之，出書，立碑，樹之通衢，藏之名山，讓自己的大名，既赫然於當代，更彪炳於青史。與劉大夏同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近乎於此。王恕早在弘治初期，即得明孝宗重用，聲望很高。但王恕不滿足，花錢僱人為其作傳刻書，多載其在明憲宗時「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見，暗示明憲宗的昏庸。政敵將該書進呈明孝宗，明孝宗乃一孝子，見王恕如此貶抑自己的父親，不禁勃然大怒，痛責王恕「賣直沽名」，王恕因此被迫致仕，鬱鬱終生。劉大夏卻不，對其所進謀謨，所作貢獻，一無外傳，故時人多不知曉，史書也無從詳細記載。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對此深表惋惜，說：「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對於歷史記載來說，這的確是個遺憾，但從這遺憾中放射出的聖潔之光，卻將「廉潔」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輝映得清晰明瞭，震撼人心，讀史至此，假廉者自當無地自容，真廉者定會仰之彌高。

　　劉大夏仁智兼備，生前不揚名，也不願死後被子孫揚名，為此，他早就作了預防。弘治十一年（1498），劉大夏63歲，這年秋天，他於戶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歸，得到朝廷允許，在動身回家前夕，即在京城公寓自為《壽藏記》，用質樸的文筆，簡單地寫明一生履歷，準備回家後交給兒子，待自己死後作為墓誌刻於石。有人向他建議，您的墓誌，應由後人來為您寫啊。劉大夏感慨道：「恐後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正因為擔心後人給我強加美名，倘若我死後有知，反感這種違背生前意趣的做法，豈不要發怒嗎？

　　名利雙收，自古就是芸芸眾生的追求；有誰輕利重名，便可高人一籌；不管生前譽，只求身後名，更會被贊為超脫。通常所見賢達對待名利的最高境界，也就到「超脫」而已。西晉名賢杜預，就把身後名看得特重，時常慨歎：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因此專門在襄陽刻了兩塊石碑，記其生平功勳，一塊沉到萬山下的谷底，一塊立在硯山頂上。以為不管世界怎樣劇烈變故，他的大名都會永垂不朽。像劉大夏這樣，既不貪利，也不貪名，生前身後，一皆如之者，看一部二十四史，能有幾人？

　　承先開來 世代廉風

　　劉大夏的父親劉仁宅也是著名的廉吏。初任瑞昌令，一次和一個任高安令的嚴姓鄉黨同時進京述職，主持朝政的名相楊溥，老家與兩人鄰縣，因先派一僕人到兩個縣鄰住處，暗中考察其人品和行徑。僕人回來報告：嚴縣令富貴，像個官員的樣子。劉老頭稿席布被，瓦盆煤灶，簡直就是個窮漢。楊溥聽罷，心裡對劉仁宅頗為讚賞。很快，嚴縣令就帶著金幣來拜謁楊溥，楊溥一揮手，就令其出去了。劉仁宅後來，提著一袋茶葉、一罐蜂蜜，以鄉鄰之禮拜見，楊溥高興地收下了。不久，楊溥就舉薦劉仁宅做了御史。劉仁宅入朝當了京官，廉潔、質樸如舊。一次同僚相約，各帶一份食品，聚餐賀除歲。他人所帶皆豐盛，劉仁宅只是一條干魚。後來升任廣西按察使司副使，官居正四品，口袋裡也僅有七兩銀子。

　　劉大夏在父親任瑞昌令時生於官舍，青少年時期也一直生活在父親身邊，父親的人品官品，從他生命初育，就氤氳滋潤著他。明英宗正統年間，劉仁宅正任御史。一次，劉大夏隨父回鄉探親。楊溥也正好回鄉掃墓，順道看望劉家。劉大夏出門迎接，楊溥問：「你父親在嗎？」大夏答：「出門在路上。」「你母親呢？」「到鄰居家磨面去了。」楊溥見劉大夏家十分簡陋，床上只有蒲席、布被，官員家常用的綾羅綢緞，竟一無所見。楊溥深感自己為朝廷舉薦得人，高興地說：「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

　　劉大夏出色地繼承了父親的人品官品，並以之作為家風，傳給子孫。他從政40多年，長期擔任要職，特別是弘治後期，深得明孝宗信任，從皇帝到朝野，都把他視作「當今第一人」，卻從未替子孫謀取一官半職，而是一直教育並親為示範，要子孫靠自己的辛勞和實業謀生。從發配地回家，他已75歲，仍「教子孫力田謀食」。而且，耕作所得稍有盈餘，即「散之故舊、宗族」。經常「督耕雨中」，人不解，劉大夏告之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務必將堂堂正正，高貴高潔的家風傳給子孫。

　　子孫們也未辜負劉大夏。其子劉祖修科試不第，隱居山林，耕讀不輟。官府循例授以冠帶，堅辭不受。其孫劉如愚，歷任知縣、知州，清廉一如劉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