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諫並非李世民專利:宋徽宗從諫如流為何亡國?
宋徽宗善於「納諫」,堪稱「從諫如流」。不過,他納的既不是保家衛國之諫,也不是國計民生之諫,而是讖緯學和風水術。
據宋代朱弁《曲洧舊聞》記載,崇寧初年(1102年),中書舍人范致虛看到京城以屠狗為業者甚眾,覺得事關重大,該提個建議。他向宋徽宗上書說:「十二宮神(生肖),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認為皇帝屬狗,屠狗是大不敬,應當禁止。宋徽宗一看,驚歎不已,范舍人這個建議提得好啊,既關帝命,又涉國體,馬上降旨,向全國下發「禁屠令」。為了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好抓落實,他安排衛戍部隊和各地禁軍,專門負責禁屠事宜。在「殺狗有罪、養狗有賞」的英明決策指引下,全國「禁屠運動」形勢果然一片大好,光賞錢就發了數萬之巨。不過,唯一的雜音是,有個老不曉事的儒生在背後嘀咕說:陛下的父親宋神宗屬鼠,他老人家當年怎麼就沒想到也來一場「禁貓保鼠」運動呢?
宋徽宗不單崇尚讖緯,而且篤信風水。有個茅山道士叫劉混康,以畫符誦咒見長,遠近皆知,天下聞名。宋徽宗聽說後,三番五次邀請劉道士到皇宮,與之暢談風水之術,交流學道心得,深為歡喜。他讚揚劉道士說:「爾沖和養氣,得其妙道,學術精深,博通奧旨。」還特封他為「三茅君」,極盡尊敬。宋徽宗之得劉道士,如同漢文帝之得賈誼,宣室求賢,屢虛前席。當時,宋徽宗繼位不久,男丁稀少,膝下淒涼,這成了他一塊心病,他鄭重向劉道士咨詢如何才能多生兒子。劉道士說:「京城東北隅,形加少高,當有多男之祥。」意思是京城東北地勢太低,陰氣太盛,不利於生男,要增加皇嗣,唯一的辦法是抬高東北地勢。宋徽宗一聽大喜,立即決定在京城地勢最低的地方興建一個地勢最高的園林——艮岳。
宋徽宗牽頭成立了工程建設領導班子,安排宰相蔡京任指揮長,宦官梁師成和大臣朱勉任副指揮長,召集全國最有名的能工巧匠,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這個天字第一號工程的建設。艮岳於政和七年(1117年)動工,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前後耗時長達六年。期間,宋徽宗全民總動員,要求老百姓傾其所有,什麼奇花異石,珍禽寶貝,都統統送到他的艮岳,真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單是從江南運輸奇石花木,就動用了上千艘船隻,以致老百姓傾家蕩產,民不聊生。然而,這個集全國民脂民膏興建、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奢華的皇家園林,短短五年後便焚燬於金兵的鐵蹄和戰火之下,讓人喟然長歎。
自古至今,讖緯和風水,篤信者不絕,堪稱中華千年文化一大「奇觀」。只是,它從來就沒有對個人和國家帶來過任何福祉,相反,信之過度,往往不是個人遭罪就是百姓遭殃,甚至國家滅亡。幾年前,一架老式殲擊機,擺放在河北高邑縣正對著縣委大院的馬路上,據說這是縣委書記聽從了風水先生的建議,寓意「陞官發財」,結果,書記官沒升,卻因受賄鋃鐺入獄;原鐵道部長,也頗信此道,其弟判刑之後,他認為祖墳位置不佳,請來風水先生,為入土不久的父親重新選定「風水寶地」。但是,搬遷後的「風水」,卻依然沒能保住他的「烏紗帽」,等待著他的,已然是法律的懲罰。至於宋徽宗,建完艮岳這個大園子後,雖然的確生了兒子(當然,不建艮岳他也會生兒子,這與身體有關,與園子無關),但他勞民傷財,禍國殃民,不僅丟掉了園子,而且丟掉了國家,自己也被金兵俘虜北去,成了階下囚。「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宋徽宗縱然皇嗣成群,卻已無「老」給那群孝子賢孫們「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