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漢名臣張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幾乎是一條鐵律。漢朝的開國功臣也都被這一潛規則給「潛」過，「悲劇」程度和功勞成正比，功勞越大，結局越慘。張良卻是一個例外：自始至終，他深得劉邦的充分信任，在後劉邦時代，張良依然贏得了呂後的足夠尊敬。

　　張良究竟有何過人才幹，能讓劉邦佩服得五體投地?張良又有何過人手段，能讓自己得以善終?

　　公元前202年的二月，劉邦登基，大漢王朝正式建立。三個月後，志得意滿的開國皇帝劉邦在洛陽南宮舉辦規模空前的慶功宴。酒酣耳熱之際，劉邦給大家出了一道思考題：「我，為什麼能夠完勝項羽?」

　　在一片馬屁聲中，劉邦公佈了標準答案：「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劉邦這段話堪稱字字珠璣。他講話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劉邦親自評定出了三傑;第二，劉邦為三傑排定了次序——張良、蕭何、韓信;第三，劉邦如此定位張良的作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第四，還應注意一個細節，劉邦提到張良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使用了敬稱，稱呼張良的字「子房」。蕭何、韓信則沒有享受相同的待遇。

　　然而，劉邦的講話卻又令人費解。劉邦對於張良的定位是「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但遍翻《史記》，也很難為劉邦的這一論斷找到足夠的論據。用劉邦的這一標準來衡量張良，張良的功勞實在不過爾爾，難以望蕭何、韓信的項背。

　　張良素來體弱多病，自從劉邦入都關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辭多病，閉門不出。隨著劉邦皇位的漸次穩固，張良逐步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時進時止的處事原則。在漢初劉邦翦滅異姓王的殘酷鬥爭中，張良極少參與謀劃。在西漢皇室的明爭暗鬥中，張良也恪守「疏不間親」的遺訓。

　　前197年（漢高祖十年），漢王朝上層出現了一場新的危機。劉邦有改易太子之意。當時劉邦寵愛戚夫人，並察知呂後有異心，有代劉而王的跡象，故欲廢太子孝惠（呂後子），改立趙王如意（戚夫人子）為國儲。朝野大臣，群起諫爭，但絲毫不能更改劉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將被剝奪，呂後遂求救於「智囊」張良。張良考慮到太子一位，事關重要，不可輕易更立，大儒叔孫通說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再加上當時天下方定，漢朝統治根基還未穩固，各項制度還正在健全，只有順其現狀，無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穩保江山。基於這個大局，張良遂對呂後說道：口舌難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個白頭髮的老人，分別是東園公、甪里先生、綺裡季和夏黃公）皆八十餘，節義清高，不就漢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義「四皓」。太子若卑辭固請「四皓」出山，出入宮廷以「四皓」相隨，皇上必問而知之，知之則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張良言，劉邦問知伴隨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數請不來的隱士，今為太子左右，可見太子羽翼已豐，翅膀亦硬，奈何不得，從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終得嗣位，呂後為此對張良也勳口敬重。

　　《史記》、《漢書》對張良幫助蕭何籌謀劃策多不記載，但亦無妨張良後期的功績。論功行封時，按級班爵，漢高祖劉邦令張良自擇齊國三萬戶為食邑，張良辭讓，謙請封始與劉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蘇沛縣），劉邦同意了，故稱張良為留侯。張良辭封的理由是：他韓滅家敗後淪為布衣，布衣得封萬戶、位列侯，應該滿足。看到漢朝政權日益鞏固，國家大事有人籌劃，自己「為韓報仇強秦」的政治目的和「封萬戶、位列侯」的個人目標亦已達到，一生的宿願基本滿足。再加上身纏病魔，體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韓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慘結局，聯想范蠡、文種興越後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哲理，懼怕既得利益的復失，更害怕韓信等人的命運落到自己身上，張良乃自請告退，摒棄人間萬事，專心修道養精，崇信黃老之學，靜居行氣，欲輕身成仙。但呂後感德張良，勸他毋自苦，張良最後還是聽從了呂後的勸告，仍就服人間煙火。

　　前186年（漢高後二年），張良病逝，謚號文成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