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詡是三國曹魏最重要的謀士之一，《三國誌》把他排列在荀彧荀攸之後，三人同傳。陳壽評曰：「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但是認真說來，賈詡「經達」尚在其次，「權變」倒是他的特長。

　　所謂「經達」，就是能宏觀長遠地看問題，所謂「權變」，就是能因勢利導，權益變通。那麼賈詡在漢庭和曹魏提出過什麼「經達」的重大主張沒有呢，沒有，或者說很少。相反，他倒是權變有術。

　　首先說在漢庭，賈詡原為奸賊董卓部將。董卓死後，賈詡獻計李傕、郭汜反攻長安，挾獻帝以自保。這就是典型的權變之策。對此，裴松之在註釋中批評：「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余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裴松之論雖然是站在漢統的立場，但賈詡此謀不惜生靈炭塗，當然算不得經達，只能說是很毒的權變。

　　再說賈詡勸張繡歸順曹操，固然顯示其識主揣君之明，他準確地指出袁紹不能容人而去投降曹操，無非是看重曹操有三點優勢，一是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名正言順;二是曹操目前兵力較弱，更願意拉攏人;三是曹操野心很大，一定能夠不計前嫌。這說到底也是為自己尋求靠山的投機權變之謀，所以曹操只是說：「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曹操對賈詡封侯遷牧，但所遷之牧是當時為袁紹所佔冀州，後來打下冀州曹操又自己兼任州牧，這說明曹操對他也不是真的很看重。

　　最重要的是賈詡輔佐曹操的一些計謀，都不是陽謀大略，而多是一些陰謀詭計。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問計於賈詡，賈詡說：「您在精明、勇敢、用人、決斷四個方面都勝過袁紹，之所以相持半年不能過取勝，是想顧及周全啊，抓住機會，便能很快取勝。」這番話顯然不是什麼重大戰略調整，而是要曹操搞點靈活機動的戰術，瞅著空子突襲偷襲甚至是小偷小摸。曹操也是精於此道的，當然稱善，後來偷襲烏巢，最終戰勝袁紹。

　　特別是曹操與韓遂、馬超為首的十部聯軍的渭南之戰，賈詡出的主意更是屬於下三濫的陰招。當時馬超受挫，提出劃河為界的議和條件，被曹操拒絕。馬超提出劃地為界的要求，並送子為人質。賈詡認為可以表面上假意應允，麻痺對方，暗中積極準備，並且採用很損的離間計。曹操採用他的陰謀，寫書離間馬超和韓遂，使他們內亂，然後發起進攻，大勝而歸。

　　在幫助曹操確立後繼人的問題上，賈詡本來早就支持長子曹丕而且對他加以指導，但當曹操私下問賈詡對立嗣的看法時，賈詡卻閉口不答，後來轉彎抹角地說：「我在想袁紹和劉表啊。」曹操當然知道袁紹和劉表都是因為廢長立幼搞亂了套的，於是大笑，立曹丕為太子。這說明賈詡即便有經達之見，也是首先出於明哲保身的權變考慮的。賈詡認為自己非曹操舊臣，即便策謀深長，也怕曹操猜嫌，於是採取自保策略，時時處處謹小慎為。

　　廢漢稱帝，是曹操一生未能如願的最大心機。曹操死後，賈詡贊成曹丕稱帝，其實也是一種權變之謀。特別是他要曹丕假裝再三謙讓，並且採取由漢獻帝主動禪讓的方式，更是一種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卑鄙政治權術。

　　當然，賈詡也給曹操出過一些經達的主意，在曹操佔領荊州之後想乘機順江東下的時候，他曾經勸阻說應該安撫百姓，等待時機，曹操不從，結果在赤壁之戰中大敗而歸。後來曹丕問計賈詡：「我想統一天下，吳、蜀應先征討哪個?」賈詡建議應先治理好國家再動武，曹丕不聽，果然無功而反。但就賈詡一生來看，他最擅長的還是權變，而且他的權變往往是既不講道義也不顧生民，陰謀多於陽謀，最根本的利益考量是為其自謀。

　　所以，儘管賈詡能在亂世中審時度勢保全身家，別的謀士大都慘遭殺身之禍而他卻能得以善終並且位列三公，但這樣的謀士之道其實是不值得稱道的。對於這樣的人，歷史也是不該、也不會給予很高的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