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功勞不亞於商鞅:曾提議「西進「造福秦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戰國策 秦策一》
文章有刪節
公元前316年,商鞅變法二十多年後的秦國,面臨著往東走還是往西走的戰略定位問題:往東走,挺進戰略核心地段,奪取戰略中心高地;往西走,取得豐富的資源,補充強國所需的能量。
鬼谷子的弟子張儀提出往東走,打擊韓,削弱楚魏,控制戰略中心地段:周王朝。秦國要當老大,就得往競爭最激烈的地方發展,佔領天下的制高點,張儀打的牌是「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要在最顯眼的地方爭名利,簡而言之就是「爭名利」戰術。
強大需要能量補給
而司馬錯站出來反對往東走,他提出「西進」。他用三個「務必」來解釋「西進」的必然性:想要國家富裕,務必要有廣闊的土地資源作為物質供應基礎;想要國防強大,務必要有足夠的國民財富作為軍事產業支撐;想要成就王業,務必要有健全優良的管理品質。
而秦國的戰略劣勢恰恰是「地小民貧」,國土狹小,國民貧困,說白了就是身子骨還弱,這點家底無法支撐起強大的國防,要獲得物質支撐和能量補給,那就得「西進」。
司馬錯進一步分析西進的可行性,巴蜀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而且管理混亂,力量弱小,軍事上容易征服,打起來就像豺狼追逐羊群,不用多大的傷亡就能把它拿下來。投入少,賺取卻大:領土立即會大面積增加,財富立即就會海量地增加。
更重要的是風險低,這麼一塊寶地不和東邊六國接壤,是「西僻之國」,把它打下來在諸侯國之間不會引發有多大動靜,不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干涉。拿下一塊含金量極高的寶地,卻無任何風險,不用付出大多代價,按照現在的說法,秦國可以廉價「併購」西部。
相反,如果向競爭形勢緊張的東部諸侯國推進,就會頂著侵略韓,劫持周天子的惡名,蒙受道義上的壓力。東方諸侯的遊戲規則已經很成熟,道義往往和利益捆在一起,喪失道義就是喪失利益。所以東進是一項高風險高成本低收穫的投入。
對比之後,秦惠王選擇西進,當年十月出兵征服西蜀。有西蜀作為物資供應基地,秦國硬朗起來,變得「強富厚」,從此更不把東方諸侯當成一回事。司馬錯打出的是「強富厚」戰術。
後商鞅時代的秦國固然有先進的體制,但如果沒有司馬錯提出「西進」的戰略,就難以獲得足夠的能量補給,從而只會成為一個地區性強國。如果聽從張儀往東方冒進的戰略建議,甚至很可能就死在東進的血腥之路上了,若干年後出現的可能不是秦始皇,而是齊始皇,楚始皇………從這一角度而言,司馬錯的功勞不在商鞅之下。
戰略要地未必存在於競爭最白熱化的地區,有時候存在於那些看似邊緣化的地帶,它們顯得無關緊要,卻含金量高,投入少,收穫大,風險低,又能培育你的戰略優勢,成就你的強大。讀《司馬錯論伐蜀》,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