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1950年蘇聯空軍保衛上海天空與國民黨正面作戰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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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1950年蘇聯空軍保衛上海天空與國民黨正面作戰

2016年02月07日 戰史風雲 暫無評論 閱讀 273 次

1950年3月初,退居台灣的蔣介石命空軍加強對上海地區的空中襲擊,給上海的經濟建設和政治生活造成混亂。形勢緊迫,新中國政府轉而求助於蘇聯政府,希望能幫忙化解這一危局。







1950年2月6日,時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視察被轟炸的楊樹浦發電廠。



上海解放以後,蔣介石及殘部逃到了台灣島,但其部分人馬仍固守上海東南60公里處的高地和各沿海島嶼。國民黨空軍在這些地方擁有兩座飛機場,可供戰鬥機和偵察機起降,而在台灣島還部署有中型和重型轟炸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後,上海和江蘇省仍舊是一個臨戰地區,由於有美國專家和教官在背後撐腰,國民黨的飛機仍在該地區猖獗了好一陣子。


1950年3月初,蔣介石命空軍加強對上海地區的空中偵察,然後開始不分晝夜地對該市重要設施實施系統轟炸,空襲目標包括市內發電廠、通信樞紐、電台等。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當時的居民已達600萬人,也是整個遠東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蔣介石及美國的陰險企圖是,通過對該地區的空襲,造成年輕的人民共和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混亂。


這一陰謀在一段間內得逞了。憑借一時的空中優勢,肆無忌憚的敵機在上海製造了恐慌,迫使上海一些企業、工廠和商店關門歇業,造成市內供應短缺,物價飛漲,投機盛行。在這樣複雜而迫切的形勢下,新中國政府轉而求助於蘇聯政府,希望能幫忙化解這一危局。


奉命出征


1950年2月12日傍晚,在我指揮的高炮師師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起。 莫斯科防空軍區司令高級副官在電話裡說,首長要我立即趕往軍區司令部。我一路快馬加鞭,在夜裡十一點整走進了基裡爾&8226;莫斯卡連科司令員的辦公室。司令員命人叫來軍區參謀長巴季茨基將軍,並當著他的面問我:「斯皮裡多諾夫同志,對於前往中國執行政府下達的任務,你是怎麼看的?」


我在此前就早已知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在莫斯科訪問,斯大林和毛澤東正在舉行談判,對中國開展軍事援助是商討的首要議題。對情況瞭如指掌的我便開口說道:我認為前往中國是正確的,如果需要我投票,那麼我一定贊成。當感到上邊已對此事做出了決斷,我就不放心地問:「把我的高炮師交給誰管?」


為前往中國執行防空任務,蘇聯政府派出了一個防空集群,由巴季茨基中將出任司令,斯柳薩列夫將軍任副司令,亞庫申上校任殲擊機部隊指揮官,米羅諾夫上校為後勤部長。關於我的任命,命令中是這樣描述的:「任命斯皮裡多諾夫上校為第52高炮師師長,並將該師併入負責上海高炮防空事務的防空集群。」


我們這個防空集群的任務是,火速向中國軍事指揮部提供城市防空支援,首當其衝的為上海和江蘇,以阻止國民黨空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猖狂空襲。這個防空集群匯入了各類部隊,既有殲擊機、防空火炮和探照燈,也有無線電技術裝備和後勤部隊。當然,此次出國作戰的都是訓練有素的精銳部隊,具有極強的戰鬥力,派出的指揮員也都是莫斯科防空軍區最優秀的軍官。


2月16日寒冷的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機場,我們這一行人在一架飛機前集合完畢。莫斯卡連科司令專程驅車趕來送行,在簡短的臨別贈言之後,我們就揮別登上了飛機。我們的飛行路線是:莫斯科-喀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赤塔-哈爾濱-北京。


我們在飛機上個個情緒高昂,在清涼的機艙裡熱烈地交談起來,回憶著件件往事,並慢慢談到了莫斯科防空的話題。大家一致認為,對於1941年至1942年莫斯科反擊納粹空襲的經驗,現在對組織上海防空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啟程後的第二天,我們已經置身中國領土之上。飛機徐徐降落在有蘇聯轟炸機駐紮的哈爾濱機場,駐守那裡的蘇聯戰友前來迎接,並與我們熱情地握手問候,晚上還一同共進晚餐。在對飛機進行檢查維護後,我們這架飛機再次升空,直飛北京。







1950年代,台灣空軍接收美制F-86「軍刀」戰鬥機,試穿飛行服的蔣經國。


與朱德陳毅共商空防事宜


1950年2月17日上午,我們降落在北京機場,受到了中國同志非常熱烈的歡迎,並住進了北京一家最好的旅館。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中國方面進行了精心的準備,不論是機場歡迎儀式,還是住宿和伙食,一切都安排得十分細緻周到。就在抵達北京的當天,我們就拜會了朱德、周恩來,並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副總參謀長。


在到達北京那天,我們先是到蘇聯大使館聽取了國外工作要求。大使告誡我們,在與中國同志和百姓打交道時,要尊重他們國家的傳統和風俗。從使館出來後,我們就徑直去拜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我們被告知,由於蔣介石及美國制定了瘋狂的入侵計畫,蘇軍在中國的行動將複雜而艱巨。巴季茨基將軍向朱德介紹了蘇聯防空集群的任務,並向他通報了蘇軍的編制實力和武器裝備情況。在結束發言時,巴季茨基胸有成竹地表示:「我相信,在我們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的空防將萬無一失。」經過雙方初步協商,粗略的上海防空計畫就在會談中敲定。


次日,我們動身飛往石頭城南京。此地集結著規模龐大的解放軍作戰集群,華東軍區司令部和後勤機關也都設於此處。當時粟裕為華東軍區副司令員,我們一下飛機就從機場直奔他那裡。在與我們的談話中,身經百戰的粟裕果真顯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其對形勢的判斷清晰精準而有說服力。他詳細剖析了蔣介石軍隊的現狀,其人員編制及戰鬥力,以及美國不斷增長的軍事援助。以既不誇張也不保守的態度,他描述了手下部隊的戰鬥力和訓練情況,並向我們介紹了解放沿海小島的戰果,還暗示正準備發起渡海戰役,攻打台灣。


2月19日15時,蘇軍高級指揮員抵達上海後,與華東軍區最高首長陳毅司令員舉行會晤,從而拉開了上海防空組織工作的序幕。他著重講解了我們最感興趣的內容:華東軍區動用了哪些兵力和裝備保衛上海的藍天,對轟炸機來說這座城市有哪些特點,最需要保護的重要工業區和運輸樞紐是如何分佈的。


為了盡快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我開始著手選址工作,以安頓所轄部隊指揮部的人員和設備。中國同志向我推薦了上海郊區的幾處地方,我就去這些地方詳細察看了地形。中方派了一名王同志來我處協助工作,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幫助。王同志是一位精力充沛、雷厲風行的指揮員,那段時間他和我形影不離,我就是通過他與陳毅保持聯繫。對情況仔細推敲和評估後,我親自向華東軍區司令進行了匯報,並提出了一些建議。在得到陳毅的肯定之後,全部計畫開始步入實施階段。







1950年4月,徐向前率中國政府兵工代表團赴蘇聯談判,為爭取達成協議做出了積極貢獻。這是代表團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內合影,前排右二徐向前。


新型噴氣式戰機蓄勢迎敵


按照雙方共同制定的計畫,上海的空防事務由兩國共同承擔。中國軍隊派出的兵力有:三個中口徑高炮團,各團均配備蘇制85毫米高射炮、PUAZO-3型火控儀和測距儀;一個小口徑高炮團,配備蘇制37毫米火炮。他們全都被部署在火力陣地上。


蘇聯政府採取迅速果斷措施,為中國提供了及時的援助,向那裡火速派遣了先進完好的作戰飛機和雷達設備。蘇聯方面派出的兵力如下:兩個殲擊機團,一個混成轟炸機團;地面部隊有第52高炮師、一個防空探照燈團和一個空軍無線電技術營,它們將分乘兩列火車開赴戰區,一列由莫斯科開出,而另一列則從大連啟程。


2月25日,第一趟專列駛入上海,隨車抵達的是空軍地勤營。陳毅司令員親自帶領一大批中國軍人來到車站,並帶去了1500輛汽車。馬卡羅夫上校的殲擊機團有45架拉-11,他們隨後從大連機場起飛,飛越渤海灣,經青島抵達徐州,在短暫停留後到達上海。在謝苗諾夫上校的指揮下,沿上述大連至上海的路線,一個有30架圖-2和30架伊爾-10的混成轟炸機團也及時到達上海。與此同時,帕什科夫上校的精銳飛行團也從莫斯科經鐵路抵達徐州。在1950年,蘇聯空軍剛剛開始配備噴氣機,帕什科夫團是蘇聯首個將米格-15投入實戰的部隊。


隨著各部隊的陸續就位,緊張的備戰整訓開始了,其中中國軍隊各炮團的訓練和指揮備受重視。在翻譯的幫助下,我的副手格爾曼上校和第52高炮師的參謀們付出巨大努力,對中國炮兵開展了戰前集訓。我手下的這些軍官與中國炮兵指揮員建立了良好關係,對中方作戰裝備進行了徹底調試,對炮兵進行了瞄準和火力攔截訓練,並讓他們實現了與探照燈和殲擊機的默契配合。


防空網建立之前,國民黨空軍飛機每每從台灣機場起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犯中國東部領空,幾乎沒有遇到過對手。我們目睹這一切,密切地進行著觀察,並研究其飛行方向和飛行特點。在通常情況下,蔣軍在空襲時只派單一機型出戰,只有兩三架飛機。它們每個星期要來襲擾兩到四次,主要時間集中在白天。當時中國炮兵的射擊水平還很差,總是無法擊中敵機,炮彈爆炸的位置離目標很遠。


得知蘇聯殲擊機已經進駐中國,並從上海機場起飛和訓飛,故而從4月份起,蔣介石空軍的行動變得謹慎了許多。需要指出一點,蔣介石空軍的人數並不算多,也談不上訓練有素。轟炸機雖是美國提供的先進飛機,但通過空中交手後得知,其飛行員的戰鬥素質實在糟糕。


到1950年3月底,上海市的防空體系已經組建完畢,各防空指揮所都已進入作戰值班狀態。官兵們此刻個個摩拳擦掌,靜待國民黨飛機來犯,好在實戰中一顯身手。因為對於我們來說,敵空軍的威脅並算不太大,保衛上海天空的任務也不算複雜。


從1950年4月到10月的這段時間,我們的殲擊機起飛50多次,但開火開炮的主要還是防空高炮。從4月到10月,上海的防空火力擊毀國民黨轟炸機三架,擊傷兩架,還有兩架自動飛過來投誠。就這樣,上海的新防空體系顯示了神威,讓國民黨飛機領教了厲害。蔣介石手下的飛行員從此變得格外小心,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張狂地頻繁出擊,而是乖乖地龜縮在老巢不出來了。







1949年12月21日,中蘇友好協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斯大林70壽辰祝壽大會。


上海空戰的精彩瞬間


4月的一個早晨,一架B-26雙引擎轟炸機竄至徐州機場附近,當見到機場上空的米格-15飛機後,B-26急忙調轉方向,以最大速度向台灣方向逃竄。但蘇聯飛行員一直追到黃海邊,將其擊落在連雲港地區,四名國民黨機組人員全部喪身。


次日,大約在十二點鐘左右,另一架B-26偵察機又竄至徐州機場上空,蘇聯飛行員一出手就將其擊中,但它仍燃燒著衝向停在機場邊緣的米格-15機群。然而,當國民黨飛行員清醒過來後,他迅速調轉動機頭,在遠離機場300-500米的土地上強行著陸。只見三名機組人員匆忙跳出著火的飛機,不顧一切地朝樹林裡跑。兩三分鐘以後,轟炸機發生了爆炸。


飛行員被抓住後,他們在審訊中交待,基地內有美國顧問和教官,因時刻擔心解放軍進攻台灣,國民黨官兵士氣十分低落。國民黨飛行員們還說,他們飛大陸是被迫的,否則他們的家人必將受到牽連。因為昨天的偵察機沒有返回基地,他們就被派來尋找下落,並對徐州機場實施偵察,以搞清部署於此處飛機的型號和數量。因機上射手兼報務員在空戰中當場斃命,所以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將偵察結果報告台灣。


接連損失兩架轟炸機後,國民黨飛機的空襲暫停了約一個月。在這段時間裡,幾座翻修的舊機場和新近修建的機場都投入了使用,上海地區集結的米格-15新式噴氣戰鬥機已達45架。


4月21日上午,從空情觀通總站傳來信息,有兩架敵機正朝上海方向逼近,飛行高度為4500米。按照巴季茨基將軍下達的命令,蘇軍兩架米格-15緊急升空攔截,各負責跟蹤一個目標。見我殲擊機漸漸逼近,敵一架В-26轟炸機迅速調頭,倉皇向台灣本機場方向逃去。但第二架В-26卻繼續徑直向前飛,絲毫沒有改變航向和高度。只見這架飛機輕輕晃動著機翼,以約定俗成的方式發出了如下含義的信號:「我找你來了。」


在我們飛行員護送下,這架國民黨轟炸機降落在上海的一座機場。後來得知,像這樣的駕機投誠事件並非第一次。在向解放軍投誠的時候,國民黨飛行員最初是採用棄機跳降的方式,後來又有人用鏈子把自己綁在座椅上,如同負荊請罪一般。


5月初的一天,預警部隊在漆黑的夜裡鎖定了兩個空中目標,其飛行線路線路為上海方向。而在更遠一些的夜空中,又發現幾個目標在向前移動。機場上頓時警報大作,8架米格-15夜間戰鬥機急速升空。地面同時還有幾架戰機做好了戰鬥準備,飛行員都坐在駕駛艙內隨時待命。當目標進入光照區域後,防空總指揮部一聲令下,探照燈頓時將兩架轟炸機照得渾身通亮,成了給米格-15端上的兩盤下酒菜。


大隊長申卡連科駕機靠近敵機,並用37毫米機炮和機槍同時開火。由於米格速度太快,他的飛機眼看就要貼上敵機,但他並不慌張,從容而迅速地放下起落架和機翼,使兩機拉開了一定距離。等他再次進行第二輪射擊時,他的炮口幾乎抵在轟炸機的屁股上,算得上是真正的抵近射擊。結果敵轟炸機中彈爆炸,機身被炸得粉碎,碎片飄得滿天都是。另一架轟炸機也被另兩架米格擊落,其餘敵機見狀被嚇得亂作一團,一溜煙地朝台灣方向逃去。


6月一天的夜晚,一架В-26轟炸機出現在距上海160-170公里的地方,蘇軍無線電預警設備緊緊鎖定了這一目標,隨後地面探照燈也對其進行了跟蹤照射。接到敵情通報後,兩個米格-15雙機編隊升空攔截。在地面探照燈的幫助下,其中一架米格咬住了被照亮的目標,並向其步步進逼。


與此同時,地面高炮兵也發現並鎖定了這個空中目標,並對其開炮射擊。剎那間,一發發閃光的炮彈騰空而起,在敵轟炸機和我殲擊機附近炸開了花。值得慶幸的是,只有敵轟炸機被擊中,而我殲擊機被放了過去。敵人的轟炸機被擊中後,中國高炮兵怕它逃掉,對著已經下墜的飛機又是一通猛打。懷著熾烈的戰鬥激情,他們將這架В-26擊落在上海北部一帶。


8月初的一天下午,巴季茨基將軍與幾位副手一起去拜訪華東軍區司令員,而由我和亞庫申上校留在指揮所負責指揮。亞庫申是一位性情溫和、老成持重的空軍指揮員,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戰鬥機飛行員。他1937年曾參加過西班牙的空戰,衛國戰爭爆發時任第6殲擊機軍副軍長,參加過莫斯科保衛戰。在來上海之前,他擔任著莫斯科軍區空軍副司令。接到防空警報後,亞庫申立即命令一對米格-15升空。在10到12分鐘之內,兩架米格順利找到了目標,將來犯的一架敵機擊落在上海外圍135公里處,兩名敵機飛行員跳傘逃生。


我到過各炮連火力陣地,曾經趕上高炮齊鳴還擊敵機的時刻,親眼目睹了中國炮兵全力以赴的作戰場面。7月的一天,憑借濃密雲層的掩護,一架敵機向上海偷偷摸來。發現目標後,高射炮群一起開火,豎起了一道強大的空中火網。這架敵轟炸機見勢不妙,急忙調轉機頭,落荒而逃。


完成防空任務回國


國民黨飛機吃了不少苦頭之後,對上海這個設防城市的空襲就完全停止了。在防空作戰過程中,防空部隊指揮體系得到了完善,各部隊的作戰水平有所提高。而在作戰的間隙,部隊幾乎每天都要拿出3-4個小時,用於學習、訓練和演習。從4月直到10月,各指揮所和防空部隊90次進入一級戰備,其中近一半是以訓練為目的。與此同時,就上海防空的組織指揮和設備問題,我們對中國幹部展開了培訓,還教他們如何操作技術裝備。


到了1950年9月,巴季茨基將軍被召回莫斯科,就任蘇聯空軍總參謀長,他在上海的職務則由副手斯柳薩列夫將軍接任。斯柳薩列夫將軍是一位老練的空軍指揮員,性格平易近人,來中國前在後貝加爾軍區擔任第12空軍集團軍司令。在他上任不久,莫斯科在10月初發來指示,要求加緊培訓中國同志,以便向中國空軍和防空司令部移交作戰裝備和整個防空系統。


不久,蘇聯向上海又新補充了一批轟炸機和強擊機。這些新來的蘇聯戰機一現身,就立即在蔣介石的部隊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至此,這一地區的全部軍事行動實際上都已結束,無論是陸上、海上還是空中。


除對中國防空高炮部隊進行培訓外,蘇聯飛行員短時間內為中國同志培養了一批噴氣式殲擊機、轟炸機和強擊機飛行員,讓他們學到了空戰技巧,以及在白天、夜晚及複雜氣情況下的飛行技能。到1953年11月中旬,中國人員的培訓工作順利完成。武器移交開始後,按中國領導的要求,上海防空指揮所遷移到了他們指定的地點。為檢驗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在收尾驗收時舉行了首長司令部演習,而且非常成功。


中國同志全面接手防空陣地後,我們便收拾行裝打道回府。我們臨行前,中國同志極其真摯熱烈地前來送行。在舉行的群眾歡送集會上,我們被授予特製的「保衛上海」獎章。感覺任務已光榮圓滿地完成,我們心滿意足地啟程了。當火車緩緩啟動,站台上傳來陣陣歡呼:「友誼萬歲!友誼萬歲!我們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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