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領導發起秋收起義，10月率部來到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兩軍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圖為1931年毛澤東和警衛戰士合影。 中新社發 中新社 攝

領導秋收起義的毛澤東

前言:

人們今天談起鄧小平總稱道其「三起三落」的坎坷經歷，鄧小平同志堅韌不拔的意志的確令人起敬。但是對於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之前遭受的四次重大打擊，卻論及甚少。殊不知，毛澤東在當年險惡的環境中做出特殊功業，反而被「左」傾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給予了殘酷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職務、趕出紅軍等等。然而毛澤東始終意志不倒，信心不變，終成偉業。瞭解毛澤東當年經歷的坎坷，對於我們正確對待名利、頑強戰勝挫折，對前途始終充滿信心，有著很強的現實教育意義。

第一次：被錯誤開除黨籍

第一次遭受打擊發生在1928年3月，被錯誤「開除黨籍」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率領剩餘的700餘人撤退到江西省井岡山，歷經無數艱難，終於說服了當時井岡山的兩位農民起義首領袁文才、王佐，於1928年2月接受改編，成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為團長，王佐為副團長，何長工為黨代表。這就標誌著自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首次有了自己的比較正規的武裝力量和相對穩定的根據地。

正當革命節節勝利之際，1928年3月，湖南特委派出一個叫周魯的「欽差大臣」來到井岡山，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宣佈取消前敵委員會，撤銷毛澤東前委書記之職，更令人震驚的是周魯居然宣佈開除毛澤東的黨籍。這樣一來，作為黨的創始人、「一大」代表的毛澤東居然連中共黨員都不是了，並且是在擴大根據地的勝利途中，精神上承受的打擊可想而知。那麼，周魯何來如此大的權力，開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黨籍?據周魯講，他來時看了中央文件，中央決定開除毛澤東黨籍，他是來執行的。由於在特殊年代，一般沒有絕對把握不隨身攜帶文件，多靠口頭傳達。毛澤東被開除黨籍後，又不能不安排職務，因為他在黨內、軍隊內，特別在井岡山根據地群眾中享有無可替代的威望。迫於形勢，只得安排毛澤東擔任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何挺穎被任命為師委書記。就這樣根據地的創始人，黨和軍隊的締造者成了連黨支部會議也無權參加的「民主人士」。在極度痛苦中，毛澤東仍然執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從江西進入湖南，支持那裡的暴動，這是常人無法忍受的。1928年4月上旬，毛澤東在湖南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原來特派員周魯對中央文件作了錯誤的傳達，文件是1927年 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的決議，批評毛澤東放棄攻打長沙，轉向井岡山是「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軍事投機」。理由是毛澤東參加過「八七」會議，會議之後中央派毛澤東回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收暴動政策，是事實上的湖南省委中心，應對湖南省委所犯錯誤負嚴重責任，因而決定「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雖然這個處分夠重了，但畢竟不是「開除黨籍」，一個月的「民主人士」生活從此結束。若不是及時看到這份文件，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領導地位就會喪失。(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上說起這一段難忘的往事：「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後頭又說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才鬆了一口氣!那時候給我安了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句『槍桿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桿子裡頭出來呢?馬克思沒講過，書上沒有那麼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麼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鎗那裡跑出一個政權來。」(《黨史文獻》1991年第3期)當時中央準備派一個工人去任黨代表，在湘贛邊界或湘南創造一個土地革命的割據局面，形成海陸豐第二。周魯雖然錯誤的傳達了中央文件，但非常慶幸他還未取代毛澤東，否則，中國歷史不知又如何寫起。

第二次：落選前敵委員會書記

第二次遭受打擊發生於1929年6月22曰的紅四軍「七大」，毛澤東被人為地「落選」了前敵委員會書記.由於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同志，不瞭解情況，根據一些片面匯報，起草和簽發了中央「二月來信」，指責毛澤東搞「家長制」、「逃跑主義」等，在紅四軍傳達後，有人要求毛澤東、朱德都離開紅四軍，要求毛澤東交出軍權。當時軍權集中在前委，前委書記是最高軍事領導人，這是當時特定歷史環境必須實行的一種體制。但是在討論部隊開往閩西還是開往廣東時意見出現分歧。

按照當時實際情況，閩軍不堪一擊，紅四軍幾天功夫打下了龍巖、永定縣城，殲敵 3000多人，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清平樂?蔣桂戰爭》：「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根據地擴大了，紅軍人數增加了，群眾革命的熱情高漲了。然而，就在「紅旗躍過汀江」時，毛澤東又一次遇到政治危機。根據親身經歷過紅四軍「七大」的蕭克將軍回憶，導致毛澤東落選的原因，是前委、軍委發生分歧，直接說是毛澤東與朱德發生分歧。1928年4月紅四軍成立了軍委。當年10 月，按照中央6月4日指示，為了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的軍隊和地方工作，決定成立前委，同時改組了紅四軍軍委。前委書記和軍委書記都由中央指定，軍委隸屬於前委，軍委委員名單由前委決定。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紅四軍軍委書記都是毛澤東，為了便於軍地兼顧，紅四軍「六大」選舉朱德任紅四軍軍委書記，當時根據地不確定，主要是打仗。1929年1月14日，紅軍為打破敵人「會剿」，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離開井岡山，主動出擊，向贛南、閩西進軍。為了減少中間環節，避免每打一次仗先由軍委研究後再報前委定奪貽誤軍情，於是決定軍委暫停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這樣，朱德的軍委書記就停止了活動。到了同年5月，前委又決定恢復軍委，理由是根據地一天天擴大，地方事情也多了，「兼顧不過來」，但恢復軍委時軍委書記不是朱德，而是中央派來的劉安恭，劉安恭還接替了毛澤東兼任的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一職，分歧由此開始。劉安恭素質不高，引起軍隊指戰員反感，對黨領導軍隊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前委專權了，軍委侵權了。毛澤東召開前委會議，經過激烈爭論，以36票對5票做出了取消臨時軍委決定，這樣劉安恭軍委書記也丟了，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一職也由陳毅擔任。劉安恭就開始搬弄是非，故意挑撥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之間關係，使毛澤東、朱德矛盾公開。毛澤東認為，前委、軍委分歧使黨的三個根本組織原則發生動搖。第一，有人反對黨管一切，說「黨管太多了，權力集中於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對一切歸支部，說「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機關」；第三，有人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制，要求黨員要有相當的自由，有人「主張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制的」，甚至說「一支槍也要黨過問?」毛澤東認為這是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朱德提出了三條反對看法：第一，他認為黨管一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並說這種口號「是違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所以，他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第二，他認為紅四軍堅持的根本原則不是「一切工作歸支部」，而是「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支部」，「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第三，他認為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對中央和省委指示也不認真執行。由此引發了更大的爭論。爭論焦點在紅軍中究竟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還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澤東的領導被認為是「家長制」。面對蔣介石調集閩粵贛三省敵人向紅軍發動「會剿」，黨內、軍內卻是在激烈地無休止地爭論，為了統一認識，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龍巖召開了紅四軍「七大」，導致了毛澤東落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被迫離開部隊之前，再次發言重申，「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鬥爭中間的經驗，加強這個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於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會自然證明他這個不正確」，體現了毛澤東的偉大胸懷。會後他帶領譚震林、蔡協民、江華、曾志等到地方指導工作，在上杭縣蛟洋。對於毛澤東來說，離開自己一手創造的紅軍，到沒有固定根據地的「流動後方」，實際上是「靠邊站」，比上一次「開除黨籍」更為難受。因為「開除黨籍」之後，畢竟還擔任師長。禍不單行，建山區使毛澤東患上了惡性瘧疾，徘徊在死亡線上。落選和患病的雙重打擊，把毛澤東的政治生涯推向低谷。國民黨乘機造謠說毛澤東已死於肺結核。消息傳到莫斯科，也誤認為毛澤東已經病死。

1930年3月10日產國際公報《國際新聞通訊》刊登1000多字的訃告，說毛澤東在福建死於肺病，指出：「據中國消息，中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同志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工農群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並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中國共產黨大典》342頁，紅旗出版社)當時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是黨內最高軍事首長。因為從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設立軍事部，周恩來就開始擔任部長。

紅四軍「七大」之後，陳毅到上海向周恩來匯報。由於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都是留法同學，周恩來聽了陳毅匯報之後，起草了「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做法，批評了紅四軍「七大」「極端民主化」傾向。再加上失去毛澤東之後紅四軍又在進軍廣東東江時吃了敗仗，士氣低落，大家非常懷念毛澤東，中央對「集權制問題」給予了肯定。陳毅立即返回傳達了周恩來指示。毛澤東歷時半年之後於1929年11月26日又在紅四軍恢復了前敵委書記職務。毛澤東返回紅軍後，為了統一思想，於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九大」，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我軍的建軍原則，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中國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杜1983年版)對於這第二次打擊，毛澤東於1956年9月10日在黨的Jk大」預備會上講道：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職務、調離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很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不可能……(《黨史文獻》1991年第3期) 紅四軍「九大」之後，毛澤東指揮紅軍打敗了國民黨10萬大軍，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毛澤東在黨內、軍內聲望大增。1931年5月，毛澤東接替項英任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同年6月20日，又接替項英任中央蘇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項英為副主席，葉劍英為參謀長。這樣，毛澤東便成為蘇區黨和紅軍的雙重最高首長。當然，這種地位主要是毛澤東在實踐中用勝利業績創造的，也有中央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上台，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為「三人團」，到中央蘇區工作支持的結果。因為「三人團」是執行王明路線否定瞿秋白的路線，而項英是六屆三中全會後瞿秋白的代表，所以項英被否定。

第三次：被剝奪黨內和軍內職務

第三次遭受打擊是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被錯誤地剝奪了黨和軍隊的職務當毛澤東意氣奮發地領導紅軍打敗蔣介石對蘇區的三次「圍剿」之後，他的功績和威望在紅軍中已經深受大家尊敬和讚許。奇怪的是，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上被剝奪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蘇區軍委書記職務，成了專搞地方工作的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毛主席」，一詞從此而誕生。在中共黨史上，為什麼宣傳毛澤東同志為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很少，就是因為受到不公正的打擊。當時軍事活動是主要的，根據地及後方工作是次要的，沒有實際意義上的「政府」可言。1931年11月19日至27日，蘇區「一大」召開，毛澤東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和臨時政府主席，副主席為項英、張國燾。這種安排也不是當時「左」傾路線執行者的本意，毛澤東完全是靠他在黨、人民、軍隊中的威信而被公認之後推選的。這一段是毛澤東輝煌成績被無端否定，心情蒙受強烈打擊的歲月。

事實的經過如下：1931年5月，項英被撤銷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由毛澤東擔任，可在不到半年時間，又撤銷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又改由項英擔任。項英被撤職後到上海反映毛澤東太右，不執行中央決定。上海的中央很重視這位工人出身的領導人的意見，加之，項英也要求執行王明路線，這樣，王明、博古等人又支持了項英。在戰場上戰勝蔣介石的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卻蒙受沉重打擊。 1931年8月31日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和紅軍前委寫了一封信，批評毛澤東主持的蘇區中央局在軍事上和土地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即允許地主殘餘租借土地耕種，對待富農民只抽肥補瘦，抽多補少，是階級陣線不明；在軍事上沒有拋棄遊擊主義傳統與小團體觀念，與爭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數省勝利的大規模軍事觀念不相稱，要求中央蘇區必須向外發展，迅速擴大根據地，尤其要佔領一兩個大城市；必須進行土地革命，貫徹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國際精神。此信轉到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已勝利結束了。如何貫徹中央來信產生了分歧，以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為代表的中央「三人團」要求貫徹中央指示，奪取中心城市，如贛州、撫州、吉安，然後擴大戰果，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毛澤東同志認為中央來信不符合實際，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紅軍急待休整和補充，閩贛兩個蘇區之間還有七八個縣被地主霸佔，急待打通，連成一片，然後再打通贛南與贛北兩個蘇區，以我們目前實力，步槍鞭炮多，機槍重炮少，根本不可能打下中心城市。由於雙方意見不一致，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開了贛南會議。會議由中央「三人團」主持，主要是貫徹王明路線，批評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右傾等。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又由項英擔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會議確定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毛澤東僅保留了委員，同時又取消了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的名義，毛澤東的紅軍總政委也被取消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職務全部被無端剝奪了。

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及時制止了當時肅清「朋」團的錯誤做法。毛澤東此時在黨內、軍內都無職務，只好攜賀子珍及警衛13人「退隱」瑞金東面的東華山古廟中潛心讀書。周恩來從上海來蘇區後，於1932年1月—亡旬主持會議，會議要求貫徹臨時中央攻打贛州和反右傾決議。毛澤東不同意，但彭德懷拍著胸脯說打贛州包在他身上，在20天之內打下來，導致毛澤東的意見被否定。毛澤東走後，紅軍攻打贛州失敗，周恩來請毛澤東火速下山，然而毛澤東在軍內無職務，由於林彪、聶榮臻擁護毛澤東，毛澤東便在林彪任總指揮的中路軍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作戰，運用戰國「圍魏救趙」之計，不僅解了贛州之危，而且在漳州取得重大勝利，挽回了紅軍打贛州的敗局，特別是打漳州時搞到兩架偵察機，紅軍有了空軍。就在毛澤東指揮紅軍節節勝利之時，上海的中央，卻正在批判毛澤東。而發表批判文章的正是黨內「一支筆…『洛甫」(張聞天)，說毛澤東是「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此文發表於1932年4 月4日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週報》第37、38期合刊上。)張聞天當時緊跟王明、博古，大唱「左」的高調。為什麼後來批判王明、博古、張聞天，就是由此而出。公正地說，在第三次反「圍剿」中，蔣介石親自指揮，調動大軍30萬，而紅軍僅3萬人，兵力懸殊，裝備更差，毛澤東採取「集中兵力，誘敵深入」的戰術，取得了勝利，中央則批判毛澤東是「單純防禦主義」、「遊擊主義」，這真是顛倒黑白的胡說八道。

1932年6月17日，蘇區中央局召開「汀州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誰任總政委，發生了意見分歧，本來無可爭議，一開始就是毛澤東。但這時朱德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如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後，朱德再兼任總司令，總政委當然應恢復毛澤東擔任。但周恩來怕中央不同意毛澤東，只恢復了紅一方面軍建制，不設總政委。由於周恩來到了前方主持軍務，所以中央蘇區中央局由後方任弼時主持工作，擔任代理書記。當時蘇區中央局「三人團」提出由周恩來兼任總政委。周恩來在前方，他怕毛澤東過於難堪而拒絕了由自己兼任。後來周恩來發現毛澤東以「政府主席」身份隨軍確實不方便，而這時王稼祥經過贛州失敗和漳州勝利，再加上他也到瑞金郊外東華山養病，與毛澤東接觸比較多，對毛澤東的許多看法表示贊同，因而轉變了觀點，認為應該起用毛澤東。所以，用周、毛、朱、王四人名義聯合致信蘇區中央，要求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委，軍隊指揮權歸總司令總政委，決策權歸中革軍委，實際是朱德，而軍隊行動方針決定權歸周恩來。但這種意見又被蘇區中央局否定，堅持要周恩來兼總政委，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再次申明理由，最後於1932年8月8日才以中革軍委通令，任命毛澤東為總政委，落款為朱德、王稼祥、彭德懷。毛澤東復職後，前後方矛盾加大，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後方蘇區中央局由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組成。由於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非常尊重毛澤東，所以前方的核心人物實際上是毛澤東。王稼祥作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王明的同學，忠實的擁護者，自來蘇區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深為毛澤東的能力而折服。後方核心人物實際上是任弼時，任弼時作為「三人團」之一，進入蘇區擔任中央局組織部長，唯王明、博古馬首是瞻。任弼時一再反對毛澤東，後來成為毛澤東的擁護者。後方認為毛澤東復職等於『『右傾」上台。發展到 1932年9月26日前後方矛盾白熱化，朱、毛髮了訓令，得到周恩來同意，著手準備迎擊國民黨四次圍剿，電文發到後方，任弼時大為惱火，堅決反對，要求攻打大城市，前方認為「瞎指揮」，置之不理，後方要求召開會議批判毛澤東。毛澤東的厄運．再一次降臨。

第四次：寧都回會議

第四次遭受打擊是1932年10月上旬的寧都會議，毛澤東再次被剝奪軍權面對當時敵我雙方形勢，後方蘇區中央局要求貫徹「左」傾路線，攻打大城市，尤其想奪取南昌，幻想在南昌作首腦機關，看不起瑞金。毛澤東等認為不能魯莽行事，命令紅軍就地發動群眾，準備迎擊國民黨第四次對蘇區的「圍剿」，後來雖然離開了毛澤東，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也用毛澤東這種辦法。但後方中央局大為惱火，同時又收到臨時中央的指示電，命令前方停止活動，他們立即趕到前方要求開會，因此有了黨史上的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中央黨史上對這次會議諱莫如深，是因為此次會議集中批判毛澤東，並撤掉毛澤東的職務，是中共黨史上最「黑暗」一頁。

寧都會議於1932年10月2日至12日召開，當時周恩來在前線脫不開身，會議開始由任弼時主持，後來周恩來雖然趕回來參加會議，但沒有堅決反對任弼時等人的錯誤意見，致使後方首腦佔了上風。也許周恩來顧慮後方首腦有王明把持的上海臨時中央支持，王稼祥由於轉變觀點支持毛澤東，也被項英取代，重新組成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的新「三人團」。毛澤東此前主張打漳州，反對打贛州，結果贛州失敗，漳州獲勝，實踐證明毛澤東意見和指揮都是正確的。然而後方首腦反而顛倒是非，寧說是打贛州輸了也對，打漳州勝了也錯，真是強盜邏輯。他們荒唐地把「誘敵深人」說成是「等待主義」，把「避其鋒芒」說成是右傾。為了抵制任弼時等人的錯誤做法，王稼祥同志拍案而起，作了驚人發言，堅決支持毛澤東。他說：「我也是六屆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直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是同鄉……」(朱仲黎《黎明與晚霞》1986年版)。王稼祥大聲疾呼：「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正當會議進入僵局時周恩來趕到，本應支持正確的一方，但周恩來則進退維谷，他與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都共過事，然而一個個下台後他還能在台上，特別是他考慮王明讓他來蘇區就是貫徹其路線的，所以，他也加入批判毛澤東行列，使會議氣氛發生重大轉變，使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等人滿意。會議決定周恩來負軍事總責，毛澤東被「免去」紅軍總政委到後方工作。這時，周恩來又堅持要留毛澤東在前方，使會議又一次陷入僵局，只好迫使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議以後方首腦大勝而結束了。就這樣，井岡山根據地創始人，一手撫育紅軍壯大，成功地指揮了三次反「圍剿」勝利，使敵人聞風喪膽的毛澤東，則被自己的同志慘痛地剝奪了軍權，默默地回到曾棟材家的黃泥草屋「養病」。紅軍總政委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就這一些人還不解氣，發展到1932年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撤銷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兼任。這次被撤職的會議毛澤東未出席， 1956年毛澤東回憶這段往事時說「缺席裁判，一審終審，不許上訴」。(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恩來兼任總政委，任弼時等還不罷休，又告到上海，說他搞「調和」，但周恩來進行了反駁。中央怕造成分裂，同意由周兼任總政委，為毛澤東以後再起留下了後路。1933年6月，王明去了蘇聯，博古、張聞天作為代言人到了蘇區，加上先前已來蘇區的周恩來，實際上中央已等於遷到瑞金。任弼時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也就自然終止了，不久被調離了瑞金。任弼時緊跟王明、博古等人，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1932年8月的寧都會議，兩次無情打擊和剝奪了毛澤東的職務，但也沒有能取得博古的信任，當他認識到排斥毛澤東是錯誤時，與博古發生了分歧，隨後他自己也被博古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組織部長職務，打發到湘贛區作省委書記去了。(《偉大的戰士任弼時》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博古的到來，開展了進一步的批毛運動，對王明的路線進行了不折不扣的貫徹，毛澤東的日子更難過了。大家要問，毛澤東沒有在中央工作，一直遠離上海，在江西從事根據地的創建活動，為什麼王明、博古等人要殘酷打擊毛澤東?李維漢說得非常入骨：「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線的領導人上台後沒有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所以就『調兵遣將』奪取軍權、黨權。」博古來到蘇區，自己控制黨權，周恩來掌握軍權，張聞天分管政權，毛澤東被架空，又派張聞天出任「總理」。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由張聞天擔任，毛澤東只保留一個有名無實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了。1933年2月10日，博古要求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從最高首長降到了普通幹部，可想毛澤東的毅力和胸懷是多麼的堅強和寬廣。紅軍離開毛澤東，又開始了第四次反「圍剿」，紅軍指戰員深信毛澤東的戰術，所以，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仍然按毛澤東的一套策略行軍佈陣，終於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未參加這次會議，王明路線達到頂峰。選出十二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成為最後一名：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張國燾、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康生、毛澤東。常委四名：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博古原來本意是派張聞天分管政府，實際上監督毛澤東，但經過一段相處，張聞天認為毛澤東思路完全符合當時蘇區實際，所以贊成毛澤東觀點，倒向毛澤東一邊。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開始轉移時，毛澤東正在發燒，張聞天及時告訴了毛澤東。多虧了張聞天、傅連障才使毛澤東及時「轉移」。為了進行「轉移」，1934年10月10日長征時，又成立了一個最高「三人團」，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李德負責軍事。長征開始前，博古第一個把項英留下，第二個為陳毅，第三個是瞿秋白。當時，博古、李德堅持把毛澤東也留下，周恩來堅決反對，這時博古、李德兩人又怕留下毛澤東會出問題，帶上毛澤東長征便於監督。如果當時把毛澤東留下，中國革命又會是什麼樣?後果不堪想像。長征初期由於博古、李德等單純的「逃跑主義」和錯誤指揮，導致湘江戰役大敗。中央紅軍損失非常殘重，從發出時的8萬人銳減為3萬人，全軍開始不滿。從廣昌失敗引起怒火，又到湘江失敗，博古、李德在紅軍中的地位完全動搖了。這時毛澤東抓住時機開始露面。湘江失敗，毛澤東馬上提出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當時中央的實際指揮中心已歸周恩來掌握。在擔架上，毛澤東又同張聞天、王稼祥談心，兩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促成了後來的黎平會議和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

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時，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十二位政治局委員中有6人不在，即王明、項英、張國燾、任弼時、康生，一人死亡，即顧作霖。剩下6位，即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會議增選毛澤東、陳雲為政治局常委；這樣，形成了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陳雲五位常委。名義上博古還是負總責，但實際上已無人聽他的了。當時大家提議毛澤東負總責，但毛澤東說服大家讓張聞天負總責。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省威信縣一個水田寨鄉的小村裡，博古把權力移交給張聞天。當時周恩來、張聞天再次力薦毛澤東。只要毛澤東一點頭完全可以任總負責，但他還是推舉了張聞天。理由是張聞天在蘇聯學習過，與王明、博古是同學，共產國際信任，因而也好得到對遵義會議的認可。遵義會議之後，中國革命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全新的一頁， 實現了歷史性的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