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在20多年後的「自述」中說：我平生受過無數次鬥爭，感到最嚴重、使我難以支持的，還是廬山會議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經常吃安眠藥，但最多不過吃兩粒，這時每晚吃到六粒，還是不能入睡……

　　在開常委會的過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已陸續上山，毛澤東的一個更大計畫已經開始。8月1日晚，周恩來召集了一個短會，宣佈八屆八中全會於8月2日開始，毛澤東將發表講話。那天晚上，彭德懷在走廊坐著乘涼，向秘書們談起這兩天黨委會的情況，哀歎地說：「主席批評我這次寫信是有組織、有計畫、有準備、有目的地向黨進攻，我實在難以接受。」他邊說邊搖著頭。8月2日早上，即八屆八中全會正式開幕的那天，他抱著難以名狀的心情，自言自語道：「我已經夠臭的了，這次還要把我搞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才能在全軍消除我的影響。」說著，大步走出門，向會場走去。

　　全會會場在廬山人民劇院即原來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舊址。會場裡分散著擺了許多籐椅，大體有前、中、後之分，毛澤東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另有14人列席會議。還是毛澤東先講。他說，會議議程討論兩個問題：修改指標和路線問題。前一個問題，毛澤東只捎帶了幾句，重點講路線問題：

　　「現在有些同志發生懷疑，究竟對不對?路線是八大二次會議定的。發生了問題，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後，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講說話不自由，有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當時都不清楚什麼問題，不知是什麼事。摸不著頭腦，什麼問題覺得不敢講話。其實上山起初半個月是神仙會，閒談一陣，沒有什麼鬥爭，並無緊張局勢。後來才瞭解，為什麼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點緊張局勢。因為那種鬆鬆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還不得要領，還不過癮，要攻擊、破壞總路線，要有批判總路線的言論自由。以批判去年為主，也批判今年，說去年工作都做壞了。自第一次鄭州會議到現在九個月，中央批評了刮『共產風』、高指標，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收款』，逐步落實三級所有制等。九個月來這些工作，他們都看不進去，要求重新議過。他們要一種空氣，要民主，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認為政治局擴大會不過癮，討論不夠。現在開中央全會，請大家來，民主大些。他們可能還要擴大些，我們還有辦法嘛，還可以開黨代表大會嘛。明春準備開黨代會，看形勢，如需要，今年9月、10月開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嗎?現在要求民主，這種形勢，開頭沒摸清楚，看來是這麼回事。廬山會議已開了一個月，今天開全會。新來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麼回事。開幾天小組會，再開幾天大會，最後做出決議。」

　　毛澤東又重複了他經常講的兩個問題：團結和允許犯錯誤，再次舉出阿Q，要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等等。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不但為全會規定了「反右傾」這一主題，還將彭德懷等人的問題，上升到了路線鬥爭的高度。

　　8月3日，在分組會一開始，毛澤東就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以及各組組長寫了一封信，鑒於彭德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他不習慣稱「主席」的情況，建議在會議簡報上一律稱同志。他提出，簡報上對於同志的稱呼不妥當，這種舊習慣應當改過來。建議：一律稱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稱毛澤東同志;總理，稱周恩來同志;林總、彭總、賀總，稱林彪同志，彭德懷同志，賀龍同志。其他，以此類推。請各組長在會上宣佈一下，一律從4日起照此改正。也許毛澤東的姿態是「有錯就改」，但稱呼並沒有就此全部改過來。特別是對毛澤東，都已習慣了稱呼「主席」，改起來彆扭，再者，對毛澤東的敬畏之情，也使他們難以直呼其名。

　　也許是因為剛上山的一些人還不完全瞭解廬山發生的嚴峻情勢，毛澤東讓劉少奇在4日晚主持召開一個通氣會，由在山上的其他幾位常委向剛上山的人介紹7月初以來的鬥爭形勢，特別是兩天政治局常委會對彭德懷等人批判的情況。

　　1959年劉少奇在廬山會議會場在會上最先講話，講得最多的是林彪。

　　林彪將毛澤東講話作了概括後，又借其他常委的話說道：「我們幾個人的意見大體差不多，就是揭發他思想意識方面的東西，他個人品質方面的東西，包括組織觀念方面的東西。他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意識。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當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他參加革命，包含著很大的個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又借用毛澤東的話說：「毛主席這次對他的問題，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這一套，在這次會議暴露出來，是我們黨內一種右傾的政治危險，發展下去，是極其危險的，那會動搖、破壞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另一方面從長遠來說，他是我們黨裡面的一個隱患，毛主席說，去年5月間講黨的分裂問題，主要是指他……」

　　這個晚上的通氣會，從7點半到11點，林彪講話佔了一多半時間。細心的人已經注意到，在別的常委仍稱彭為彭德懷同志時，林彪已經改口，通篇他沒有叫一個「彭德懷同志」，而是以「這個人」或「他」來代替。林彪敏感的政治標尺已經將彭德懷劃了另冊了。

　　在當時的情況以至此後的許多年裡，由於毛澤東的巨大權威性和感召力，使得黨內沒了不同意見，極不正常的眾口一詞，人們逐漸習慣不是從實際中認識問題而只是從毛澤東的講話裡尋找差距了。言必稱「主席」如何講，不敢越雷池一步。於是廬山對彭德懷的批判，再也沒有出現不和諧音，都是根據毛澤東和中央常委會的調子，把矛頭一致對準了彭德懷。即使有共鳴，也不敢做聲;彭德懷孤掌難鳴，有口難辯，陷入了被「口誅筆伐」的境地，而追逼「反黨集團」更是「水深火熱」……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寫了兩篇東西印發給會議：一篇是《機關鎗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另一篇是《關於枚乘〈七發〉》。有關「機關鎗和迫擊炮」的那篇文章雖小，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跡。以後近20年的大規模「階級鬥爭」，特別是「黨內鬥爭」，其指導思想皆出自於此。這篇短文把與彭德懷等人的矛盾進一步定性為「階級鬥爭」：「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20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還不明白。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講清楚這種複雜和曲折的性質。」雖然毛澤東誇大了「階級鬥爭」，但在人事處理上，毛澤東仍照他的「老規矩」：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看二幫：「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樣是否有危險呢?可能有。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無非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改過來，第二，改不過來。改過來的條件是充分的。改不過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無非是繼續搗亂，自取滅亡。那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

　　然而，廬山鬥爭並不像毛澤東理論指導的那樣平穩。常常是毛澤東說「來點火」，下面頓時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樣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別具用心。廬山的鬥爭是無情的。黃克誠在20多年後的「自述」中說：我平生受過無數次鬥爭，感到最嚴重、使我難以支持的，還是廬山會議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經常吃安眠藥，但最多不過吃兩粒，這時每晚吃到六粒，還是不能入睡……彭還在碰巧能單獨說話時，勸我別那麼緊張。我說：右傾機會主義還不要緊，「反黨」可就要緊了，我確實是很緊張。彭說：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想搞「富國強兵」，沒有什麼別的想頭。又勸我別悲觀，似乎他還比我樂觀些。但也不便多說，馬上就走開了。……「斯大林晚年」問題一出，會議就像燒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似乎「反黨集團」、「湖南集團」等均由此得到了確證，我前一段在小組會上那麼理直氣壯地辯論，現在看來都成了瞪著眼睛說謊話，證明我這個人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於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帽子都給我戴上了。身處此境真是百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裡的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可是還得開會，還得檢討，一次又一次，總是被認為不老實。以後，彭、黃、張、周等人被定成了「反黨集團」，並認定是「高饒反黨集團」的繼續。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員會中的職務，但都調離了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的工作崗位。

　　會議結束後，九江機場已經準備好專機，以每15分鐘一個航班的間隔，將多數與會者送往北京。彭德懷成了「孤家寡人」。他的那架飛機稀稀落落地坐著幾個人。除彭德懷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邊的秘書、參謀外，參加會議的只有張愛萍上將一人。飛機飛至微山湖西側高空時，遇上一場暴風雨，全部飛機臨時改降濟南機場。中午在濟南一個賓館裡就餐，整個食堂桌桌滿座，唯獨彭德懷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飯。與上山時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這年的國慶正好是「十年大慶」，在天安門前的盛大典禮上，人們再也見不到功勳卓著的彭德懷元帥，取代他檢閱部隊的是新任國防部部長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