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在1937年7月7日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後，一直特別重視新聞輿論的作用。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數日，7月11日，首相近衛文縻召集日本各新聞通訊社代表「懇談」，要求他們「協力」日本對華戰爭。7月13日，近衛文縻又召集日本幾家著名雜誌社的代表，進行「懇談」，向他們提出同樣的要求。

遵照日本當局的指示，在1937年12月日軍進攻中國南京時，日本各大新聞傳媒單位，包括各大小報社與各重要雜誌社，組織、派遣大量記者、攝影師、作家、評論家，隨軍到南京前線進行採訪與報道。當時參與南京戰事報道的日本主要新聞傳媒單位，有日本官方通訊社——同盟社，有日本當時的三大報紙，即《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每日新聞》的前身）、《讀賣新聞》，以及《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多家報社；雜誌社有《中央公論》、《文藝春秋》、《主婦之友》、《日本評論》、《改造》等。僅東京朝日新聞社派往南京戰地的各種人員就有80多人，大阪每日新聞社有70多人。

這些隨軍到南京前線進行採訪與報道的日本記者、作家，因長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灌輸與教育，絕大多數人早就喪失了人類起碼的良知，成為日本侵華與屠殺政策的熱烈擁護者與宣傳鼓動者。他們在日本當局的誘導與鼓舞下，爭先恐後投入到南京戰事的採訪與報道工作中去，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參加戰鬥，充當殺人「勇士」，結果被打死，成了炮灰。

目睹南京大屠殺

日軍佔領南京後實施大規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時，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城裡，開始幾天還有滯留南京的5位西方記者。而當這5位西方記者在1937年12月15日、16日先後離開南京後，南京城裡除了日本隨軍採訪的新聞記者、作家外，就沒有其他新聞傳媒界人士了。因此，在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隨軍新聞記者、作家就成為世界新聞傳媒界關於南京現狀的唯一目擊者。他們都親眼目睹了十數萬日軍野獸般地衝進南京，對已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與手無寸鐵的南京市民實施血腥大屠殺的駭人聽聞的暴行。但在當時，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將他們看到的日軍大屠殺暴行如實地加以記錄與報道。直到戰後，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當年日本隨軍記者、作家仍然對其親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閉口不言甚至矢口否認，只有少數隨軍記者將他們當年親見親聞的南京大屠殺真實歷史向世人公開。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鈴木二郎當時隨軍在南京採訪。1937年12月13日，他在日軍佔領南京當天，最早隨日軍進了城。當時，剛攻入南京城的日軍首先對在中山門、光華門、通濟門、雨花門、水西門一線內廓與城垣陣地上作戰負傷、未及撤退而被俘的的中國軍隊負傷官兵進行了集體屠殺。鈴木二郎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城東的中山門殘酷屠殺中國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在那裡，我第一次遇上毫無人性的大屠殺。在25米高的城牆上站著排成一列的俘虜。他們一個接著一個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許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吶喊一聲往城牆上的俘虜的胸膛和腰間刺去，鮮血濺向空中。這情景陰森可怕。看著這慘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裡。」

在日軍佔領南京第二天，12月14日，日本陸軍特約攝影記者河野公輝也進入南京。他看到「死屍到處堆積如山，其中很多是睜著眼睛還沒有死的，日本兵正用刺刀挨著個捅。下關尤其厲害，簡直成了一片血海。」

《東京朝日新聞》隨軍記者守山義雄親眼看到了日軍對中國戰俘集體屠殺的場景。他後來向正在德國研究哲學的留學生蓧原正瑛作了敘述：「日本軍佔領南京後，曾一次把三萬數千名中國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兒童——趕入市區的城牆內，然後從城牆上往下扔手榴彈和用機槍猛烈掃射，將他們全部槍殺。當時在南京城牆內，的確屍山高築，血流成河，長靴幾乎浸沒在血水之中。」

應該指出，親眼目睹日軍對南京市民實施大屠殺暴行的日本記者，絕不止這幾個人。而這幾個隨軍日本記者所見到的日軍暴行，也只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冰山一角。他們只是在某個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被允許看到了部分日軍暴行。日軍在南京歷時長達40多天的的燒殺淫掠的暴行，是不可能讓幾個隨軍的日本記者完全瞭解的。但僅就這幾個隨軍記者的所見所聞所記，已是非常觸目驚心與駭人聽聞了。

南京大屠殺的參與者與「辯護士」

面對日軍在南京長達40多天、大規模的血腥大屠殺，日本各新聞傳媒的數百名隨軍記者、攝影師、作家，有不同的態度與反映。

如前所述，日本隨軍採訪的記者、作家因長期受日本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灌輸與教育，大多數人早就喪失了人類起碼的良知，具備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一切思想特徵與行為特徵。當日軍發動對南京的瘋狂進攻時，他們搶先報道日軍的武功與勝利捷報；而當日軍佔領南京後實施血腥大屠殺時，他們又自覺充當 「辯護士」與「粉飾工」。他們對親見的日軍大屠殺的暴行，或認為是征服者應享有的「成果」，理所當然；或認為是戰爭中必然要出現的事情，在所難免。

1937年12月20日，在日軍大屠殺的瘋狂日子裡，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兼總稽查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將日軍大肆強姦中國婦女的暴行告訴《朝日新聞》的一位日本記者。那位記者竟回答說：「這是不可避免的。」馬吉就此事感歎道：「如何去評說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確確實實就是這樣，因為他們說這些話時是如此的自然，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些事給我留下更強烈的印象。」

《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鈴木二郎在戰後回憶與懺悔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心態時說：「南京大屠殺後來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震驚。當時處於硝煙、屍體和血河中的我，由於一時的『責任感』，對戰爭這種行為的錯覺，以及對國際戰爭法的無知，儘管是件恥辱的事，卻仍沒有感覺到。目睹南京大屠殺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間隨軍的一個月期間，也屢屢目睹過屠殺。因常常在殘酷的戰鬥與戰場上，置身於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於麻木狀態了。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眼前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便會騰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報復的復仇心理，就會閃出嗜虐心理。」

這正是絕大部分日本隨軍記者、作家、詩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心理狀態。作家杉山平助於1937年12月27日來到南京，12月31日離開，前後在南京採訪了5天。當時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仍在進行中。這位親臨現場的日本作家看到了日軍大屠殺造成中國難民屍體塞道的悲慘場面。他在所寫的一篇題為《南京》的隨筆文章中這樣寫道：「一到夜裡，年輕的記者不知不覺地在燈光下就戰爭與人道問題專心致志地議論起來。他們議論得十分起勁。我說，雖然戰爭已將開始，為取得勝利，並為確保戰果，怎麼幹都行，這時，一切道德規範都無能為力。」

更為惡劣的是，這些隨軍記者、作家中的一些人，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自己也加入到搶劫財物的行列中去。《東京日日新聞》特派記者、曾連續寫出所謂「百人斬比賽」多篇報道的淺海一男說：「在戰場上，發生變化的不僅僅是官兵。這種變化的發展趨向稍有不同，但他也可以從少數隨軍記者身上看到。」 淺海一男就兩個在南京採訪的日本記者的行為發表感慨，其中一人以報社臨時囑托的資格從軍，後來成了記者；另一個是與他同去採訪消息的當地記者。淺海一男說：「他們早晨出去，似乎去採訪消息。但夜裡回到帳篷裡來時，兩人雙手捧著各種各樣中國傳統的美術品，我們十分吃驚，感到憤慨。」 許多報社的聯絡員更是十分活躍。「所謂聯絡員，是在戰線上投送稿件、給記者和攝影師運送糧食的人。哪個報社的分社都有幾個聯絡員。」他們做起了套購日軍手中大量搶劫來的法幣的生意。「一旦從軍報道部領到聯絡員臂章，就可在戰線上自由走動。不少人利用這種方便，從前線的士兵手中套購法幣，或拚命搜集古董。戰場居然也是一個掙錢的地方！」

擔任南京警備司令官的日軍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記中，也對日本新聞記者參與搶劫與販賣貨幣作了記載，他寫道：「最惡劣的是搶劫貨幣。部隊中有以中央銀行紙幣為目標，專門搶各地銀行金庫的行家。而且相對於美元來說，中央銀行紙幣要比日本錢值錢，因此要送到上海兌換成日本紙幣。新聞記者和汽車駕駛員中有不少這類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為生的掮客。」

當然，這些隨軍記者、攝影師、作家與評論家的主要工作與作用，還是在新聞傳媒上。

他們大肆報道日軍在戰爭中的「武勇」與瘋狂屠殺中國民眾的「勇士」，又是刊文章，又是登照片，把這些殺人惡魔吹捧為日本的「英雄」。《東京日日新聞》對日軍第十六師團第十九旅團第九聯隊富山營中兩名進行駭人聽聞的殺人比賽的法西斯軍人向井明敏與野田毅的瘋狂行徑，在短短10餘天時間中，連續4 次進行跟蹤報道。到1937年12月10日，向井、野田已隨第十六師團進軍至紫金山麓，這時向井已殺106人，野田已殺105人，雖然向井比野田多殺一人，但因為分不清誰先殺滿100人，難決勝負，於是又重新開始以殺滿150人為目標的競賽。《東京日日新聞》也於12月13日早刊刊登該報特派記者淺海一男、鈴木二郎12月12日從南京紫金山發回的電訊，第四次報道此兩人「百人斬競賽」的消息，標題是：《百人斬超紀錄——向井106對野田105，兩少尉要延長賽程》。報道如下：

[淺海、鈴木兩特派員紫金山麓12日電]在進入南京之前首創「百人斬」這一史無前例的競賽的片桐部隊的兩位勇士——向井明敏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10日攻打紫金山的混戰中，創下了106對105的記錄。10日中午，兩位少尉高舉缺刃的刀相遇了。

野田毅：「我殺了105人。你呢？」

向井明敏：「我殺了106人。」

……兩人都哈哈大笑了。誰在何時率先砍殺100人的問題，被擱到了一邊。「這場比賽成了平局，我們改為砍殺150人的競賽吧。」兩人的意見馬上取得一致。從11日起，砍殺150人的競賽開始了。11日中午，在將中山陵盡收眼底的紫金山上，忙著追殺殘敵的向井明敏少尉，向記者講述了「百人斬競賽」成為平局的詳情。

在這些血淋淋的報道文字的旁邊，還配發了一張兩人用雙手支撐殺人戰刀的合影照片。這張照片是淺海一男在常州請《東京日日新聞》的攝影師佐籐振壽拍攝的。

當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遭到國際輿論揭露與譴責時，這些日本記者、作家又睜眼說瞎話，將血海屍山的南京城描繪成一派祥和、溫馨的景象，將大肆燒殺淫掠的日軍打扮成南京人民的「解放者」與「救世主」。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務機關控制的《新申報》刊登了一則從南京發出的新聞通訊，題為《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造謠說：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陽光照耀著城市西北角的難民區。從死裡逃生的南京難民，現在已經受到皇軍的撫慰。他們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軍入城以前，他們備受中國反日軍隊的壓迫，生病的人沒有醫藥上的幫助，飢餓的人不能夠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無以復加。

幸而皇軍現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館的西首，難民數千人放棄了以前無聊的反日態度，因為生活有保障，群相額手稱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軍，表示忠忱。在難民區內，日兵向難民分散麵包、餅乾及香煙，難民莫不感激逾恆。日兵並在營房附近，饋贈禮物。

這些隨軍日本記者、作家的南京報道因符合併迎合日本當局的政策與需要，備受青睞，在日本各大小報刊上大登特登，成為當時日本新聞傳媒的主流輿論。正如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當時所指出的：「日本軍隊佔領南京以後的情形，日本報紙上很少記載，或者簡直可以說沒有什麼記載，翻閱在日本出版的英文報紙，關於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種種暴行，也看不出什麼痕跡。日本報紙卻想把南京粉飾為太平安靜的地方。」

少數人的「難以言語的苦痛心情」

面對日軍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殺，日本隨軍記者與作家中也確有少數良心未泯的人感到震驚，甚至感到羞愧與自責，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流露出同情。

1937年12月16日，在日軍燒殺淫掠下的南京，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在日記中寫道：「一名日本記者用流利的英語對我說過，有些日本兵很壞。」12月20日，有兩名日本記者到馬吉的禮拜堂來採訪他。馬吉寫道：「我同《朝日新聞》的記者談話，他會英語。我告訴他發生在南京的可怕的事——抓走我們14個人，不是我開始認為的12個人，剛才布道的牧師的兒子可能已被殺害，和過街寺廟和尚請求我收留尼姑及其他許多事情。他說：『你不能認為所有日本人都像這些士兵一樣。』」

也有少數日本隨軍記者與作家很想把這些親見親聞親身經歷的南京大屠殺情景與事件記錄下來，寫到報道或通訊中。但他們面對日本當局嚴厲的新聞管制與殘酷的政治迫害，沒有寫，或不敢寫，或不能寫，還有些人因為寫了不能發表而不願意寫。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先後到上海、南京採訪的《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說：「在戰場上聽到的儘是一些見不得人的暴行，但這些事是絕對不能寫的。只讓寫些什麼在戰場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後方的佳話等，這類軍中的所謂美談。」《東京朝日新聞》隨軍記者今井正剛目睹日軍在南京下關江邊對中國軍民用機槍掃射、大量「處刑」的殘暴恐怖情景時，想寫卻又不能寫。他後來記述了他當時與另一位記者中村正吾的對話及「難以言語的苦痛心情」：「我真是很想寫出來啊！」「那是以後的事，嗨，眼下可不能寫。不過我們真是看到了呀！」

南京大屠殺期間在南京採訪並親眼看到日軍對中國戰俘集體屠殺場景的《朝日新聞》隨軍記者足立和雄與守山義雄，感情更為激烈，「悲憤交織，震顫不已」，感到「像這樣的日本已將失去戰勝的資格了」。守山義雄回到日本後，指責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聞社恐怕他會受到軍部的迫害，調他到德國擔任駐柏林分局局長。他仍然十分愁苦煩惱，說：「對於這樣慘無人道的暴行，我們記者還得要作虛偽的報道，鼓吹『皇軍』、『聖戰』，使我對新聞記者的職業感到絕望，每天都陷入苦惱中，想要摔掉筆桿子，回日本去算了。」

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感歎道：在日本當局製造的這樣嚴酷的情景與氛圍內，「向這一禁忌挑戰的記者一個也沒有，不免讓人感到寂寞。」

但有一位日本隨軍作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到南京採訪，由於各種原因，他寫出一本反映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暴行真相的著作。這就是石川達三及其寫作的紀實小說《活著的士兵》。

石川達三是日本著名作家。1937年12月29日，他作為日本《中央公論》特派記者從東京出發，到南京採訪，並約定為《中央公論》寫一部以日軍攻克南京為題材的紀實小說。石川達三於1938年1月8日到達南京。當時日軍大屠殺的暴行雖有收斂，但還在繼續。日軍在南京留守擔任警備的部隊是第十六師團，又稱京都師團。這是一支最凶悍、殺害中國軍民最多的部隊。石川達三在該師團部隊中採訪了7天，直到1月15日離開。其間，石川達三深入日軍士兵中，採訪調查該師團從華北奉調華中，在常熟白卯登陸，經常州、句容，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門的殺伐歷史及種種「故事」，並到南京城內外發生重要戰事與大屠殺暴行的實地考察，身臨其境，加深認識，加強感受。他說：「我去南京時決心不見軍官和軍隊首腦。我和下士官、士兵在一起生活，傾聽他們的談話，詳細瞭解他們的日常生活。軍官對外人總是說謊話，裝飾門面。我想看到戰爭的真實情況，便深入到士兵中去。」石川達三耳聞目睹了大量日軍攻佔南京前後的實況與大屠殺的暴行，深為震動。他回到日本後，於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10天的時間，寫出了反映南京戰事的紀實小說《活著的士兵》。作品以日軍第十六師團為模特兒，虛構了一個高島師團，以該師團西澤聯隊倉田小隊的幾個下層官兵作為主角，描述了他們參加進攻南京與佔領南京後對中國軍民大屠殺的種種令人髮指的暴行，剖析了他們的心態。儘管作者是以自然主義的態度寫作，但卻生動地展現了日軍在南京殘忍野蠻的燒殺淫掠的歷史真實。

對日軍屠殺暴行，作品一開頭就展現了一幅駭人聽聞的情景：日軍下士笠原伍長抓住一個不明身份的中國青年，不加詢問，讓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後揮刀砍下其腦袋，將其屍身扔進河中。作品寫道：「對於笠原下士來說，殺死一個敵人，如同聽用手捻死一隻螞蟻。」其他官兵都羨慕與傚法笠原下士殺人不眨眼的「勇敢行為」，爭相加入殺人的行列：他們僅僅因為懷疑一個中國年輕女子是「間諜」，就當眾剝光她的衣服，近籐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武井上等兵僅僅因為被征來為日軍做飯的中國苦力偷吃了一塊用來做飯的白糖，就當場一刀把他刺死；平尾一等兵等人只因為一個中國小女孩趴在被日軍殺死的母親身邊哭泣而影響了他們的休息，便一齊撲上去，用刺刀一陣亂捅，將小女孩活活捅死；隨軍僧片山玄澄一手拿著佛珠，一手用軍用鐵鍬一連砍死幾十個已經放下武器並失去抵抗力的中國戰俘。

作品對日軍在南京下關長江邊大規模地集體屠殺中國軍民這樣寫道：「挹江門到最後也沒有受到日本軍的攻擊。城內的敗殘兵以此為潰退的唯一的門，逃往下關碼頭。前面是水，沒有可渡的舟船，沒有可逃的陸路。他們抱著桌子、圓木、門板，所有的浮物，橫渡浩渺的長江，向著對岸的浦口遊去。其人數凡五萬，在已呈黑壓壓的江水中渡行。而正當對岸已可見時，等著的卻是先已到達的日本兵！機槍鳴叫著開了火，水面像被雨水打得起了毛。回去的話，下關的碼頭等待的也已是日本軍的機槍陣。——而對這些漂流的敗殘兵給以最後一擊的，是驅逐艦的攻擊。」

對日軍姦淫婦女，作品寫道：「他們邁開大步在街中走來走去，像獵犬追兔子那樣到處尋女人。……他們每個人都像帝王或暴君那樣恣意妄為。而且，如果在大街上達不到目的的話，也會到城外的民家去。……勿庸置疑，在這樣的感情支配下，什麼道德、法律、自省、人情，都不起作用了。」

對日軍搶掠財物，作品寫道：「戰士們的心情很好。在（中國）這塊大陸上有無限財富，而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獲取，這一帶居民們的所有權和私有權，就像野生的水果一樣向著士兵們的所求開放……」

石川達三揭示的日軍的種種暴行是如此真實而鮮活。事實證明，它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典型的真實的寫照。石川達三後來說：「國內新聞報道都是假話。大本營發佈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麼日本的戰爭是聖戰啦，日本的軍隊是神兵啦，佔領區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戰爭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痛烈的、悲慘的、無法無天的。」

石川達三還深刻地揭露，是日本軍國主義當局發動的侵華戰爭使日軍士兵們逐漸失去人性，變成了暴虐的惡魔。作品中的幾個主角人物，本來都是日本普通的甚至是善良的老百姓：笠原下士原是個農民，近籐一等兵原是個救死扶傷的醫學士，倉田少尉原是個小學教師，平尾一等兵原是一家報社的校對員，隨軍僧片山玄澄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入伍後，在侵華戰場上接受了日本當局灌輸的法西斯思想，就都變成了殘暴的野獸。倉田少尉「已覺悟殺人必須心腸冷酷，毫不手軟。他開始磨練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參加無論多麼殘酷的屠殺。」近籐一等兵日益麻木，喪失了人類起碼的良知，「就像一個小學生變成了一個小流氓一樣，不僅不以這種墮落為恥反以這種墮落為榮。他沾沾自喜地向人誇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從支那兵的屍體上踩過去啦』，『我也會放火燒房子嘍 』。」每當他感到煩悶無聊的時候，就湧起殺人的衝動。隨軍僧片山玄澄本應是崇佛向善，但他在戰場上大殺中國人時，「良心上非但沒有感到絲毫痛苦，反而心花亂放，感到無比的愉快。」

但就是這樣一部講了一些真話的作品，一出版立即引起日本當局的震怒。此作品刊於《中央公論》1938年3月號，雖已被編輯部刪除了不少內容，帶有很多「空鉛」，但是在雜誌出版後送審時，仍因「有反軍的內容，不利於時局穩定」而被當局查禁。石川達三也以「違反新聞法」被追究刑事責任。 1938年8月4日，石川達三與《中央公論》編輯、發行人都以「將虛構作為事實，紊亂安寧秩序」罪名，受到日本當局的起訴。1938年9月5日，石川達三被判監禁4個月、緩刑3年執行。判決書稱他的作品「記述皇軍士兵對非戰鬥人員的殺戮、掠奪以及軍規廢弛的狀況，紊亂安寧秩序。」

此後，再也沒有人敢於寫作有關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真實情況的報道。石川達三及其《活著的士兵》事件成為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第一起也是最後一起「以筆取禍」的事件。石川達三本人也在「懺悔」後，加入到為日本侵華戰爭唱讚歌的「合唱隊」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