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署《辛丑條約》
 

1900年庚子事變，外國列強對中國武裝入侵，最終以《辛丑條約》的簽訂而結束。《辛丑條約》規定清政府賠償列強軍費白銀4.5億兩，分39 年還清，年息4厘，以海關、釐金等稅做保證。在這種情形下，光緒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區由《京話日報》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捐運動，為晚清史塗抹上了一層厚重的愛國色彩。

國民捐運動的緣起

國民捐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是《京話日報》的創辦人彭翼仲。彭翼仲（1864—1921）名詒孫，字翼仲，別署歸寄道人，祖籍江蘇長洲縣（今蘇州市），卻在北京長大。他出身於世代清華的詩禮簪纓之家，先世即以科甲盛於吳中。康熙年間的侍講學士彭定求、乾隆年間的兵部尚書彭啟豐，曾以「祖孫會狀」在當地傳為佳話，蘇州城內葑門附近的三元坊，就是他們家的。彭翼仲的祖父彭蘊章，官至咸豐朝的武英殿大學士和軍機大臣領班，他的伯父彭祖賢官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也都是顯宦。

彭翼仲曾經下過7次考場，始終沒有得到過多大的功名，只當過通判一類的八品官。丁母憂後，棄官不為，客居北京。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期間，他生活無著，曾經被迫流落在社會底層，因而對下層人民的生活有更多的瞭解，同情他們的疾苦。由於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他受到過洋兵的欺侮，深感國破家亡之痛，在聯軍撤退以後，即決心以辦報來喚起民眾。他先後辦過3種報，最先辦的是《啟蒙畫報》，始於1902年夏間出版；其次是《京話日報》，始於1904年8月 16日出版；又其次是《中華報》，於1904年農曆十一月出版。

《京話日報》是彭翼仲所辦3種報紙中影響力最大的一種，以市民讀者為主要對象，日出鉛印一小張，設有演說、緊要新聞、本京新聞、各省新聞、各國新聞、宮門抄、電報、小說、時事新歌、兒童解字、來函和商情廣告等欄目，間刊插圖。「演說」相當於今天的社論，主要是發表重要的言論。這家報紙曾經停刊過兩次，第一次出版到1906年9月29日被查封；1913年9月在彭翼仲主持下恢復出版，只發行了20來天就又因得罪了袁世凱，被再度查封。

《京話日報》的第一大特色是散發著強烈的愛國情感，並且把愛國反帝形成一種社會運動，指導人們如何去實踐。從《京話日報》自身來說，它所有倡導的各次運動中聲勢最大的、得到了廣泛響應的，莫如國民捐運動。

梁漱溟的父親和彭翼仲交誼甚厚，因此梁漱溟得以親歷國民捐運動的全過程。對於國民捐運動的起源，梁漱溟晚年作過這樣的記述：有一位熱心的讀者王子貞先生（基督教友，開設尚友照相館），自己出資成立了「尚友講報處」，專替《京話日報》做宣傳。他在一次演講中偶然提到庚子賠款4.5億銀兩，莫如由全國4億同胞一次湊齊還清的話。這話原是報上曾有過的話，他就寫成一篇講詞，請彭翼仲閱正修改，隨即作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來，即是鼓吹國民捐的「演說 」。不想馬上有太醫院院判張仲元投函說自己首先捐銀200兩，促請速訂章程辦法，早見實行。接連投函者紛紛而來，有個人，亦有集體（如消防隊全體官兵），不出5天時間，累積認捐數字便達700多兩。於是一篇議論就這樣行動具體化起來。那篇講稿大意說：庚子賠款言明4．5億兩，分年償付，要到光緒六十幾年上才得還完，連利息一起便是9億兩。這是中國人的沉重負擔。現在東也加捐，西也加捐，各項加捐，要皆為此。為了抽捐，設局所，派員役，薪水工飯開支而外，還不免若干中飽，末後民間所出的恐怕一百億兩不止。民間負擔不了，難免抗捐。官說「土匪抗捐」，民說「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設想。何如全國4億人齊心合力，趕快一次自動地湊出來，救國救民即以自救。——這樣就叫它為「國民捐」。

國民捐運動的發展

張仲元投捐以後不幾天，又有一位響應者，是一位旗人，名叫崇普，吃5兩錢糧的護軍。他說自己祖祖輩輩吃國家錢糧，就是把手足捐出去也是應該，並將一兩有餘的一小塊銀子交到報社暫存。這位捐款者似乎很怕別人笑話，一再聲明：「諸位可別笑話我，我實在是個糊塗人，所以要做這可笑的事。」

看到了人們的熱情，彭翼仲和王子貞立刻著手制定章程，從8月9日開始分4天刊登在《京話日報》上。《國民捐簡章》共分16條，對定名、勸導、收捐等都作了規定，國民捐的運動就開展起來了。

在勸捐的形式上，《京話日報》專門辟出一些篇幅，標題「國民義務」4字，每天專登各方認捐的銜名、姓名或集體（仍註明各個人名）和捐款數。由於認捐一天比一天踴躍，所佔篇幅愈來愈大，勢非另想辦法不可。到426號報上（距其開始不過50天）即宣佈其暫停，將其另印出一附張，隨報附送。此後除有關國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聞欄登出外，報上即不再見認捐人名和數字。

在報上刊出的認捐人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達官顯貴，他們的示範作用不容小覷。以慶親王為首的5位軍機大臣就都捐了，其中慶親王奕劻捐銀 5000兩，鹿傳霖、瞿鴻禨、榮慶、徐世昌、鐵良各捐銀1萬兩；管理內務府大臣世續下堂諭於內務府三旗來提倡；吉林達將軍自捐1萬兩，還募集了4萬多元；廣東岑制台、河南陳撫台皆各捐1萬兩；直隸（今河北省）同鄉京官全體則集合在松筠庵會商認捐及向全省勸捐事宜。

口頭宣傳是國民捐運動獲得成功的另一個原因。《京話日報》在京城內外開辦有許多閱報處，講報人利用這個平台廣為宣傳。此外還有很多熱心人幫助宣傳，比如「武強縣知縣楊太令登縣城內戲台演講國民捐。並說創議國民捐的意思名為還國債，其實是各人還自己的債，並不是給國家聚斂民財。願大家生愛國的熱心，本官也不能勒派。聽的人無不感動，各村正副董事一齊辦起來了。」（《武強縣登台演講國民捐》，《京話日報》第569號）

官員的鼓動應該具有比較大的說服力，普通百姓的演說也有不俗的效力，他們會利用一切機會向公眾演講國民捐的好處。「固安縣財神廟，新近開台唱戲，四鄉來聽戲的人，真真不少！本地誌士王鈺見這些人聚在一塊兒，很是個好機會。趁著這個當口兒，正可以演說演說，叫他們也明白明白時事，心裡盤算得很高興。等到歇了戲，他就登上戲台，抖起精神來一演說，說的人人要落淚。後來就提到國民捐，大家無不感動，連廟裡的和尚帶做工的苦人，全要認捐，其餘的人也就不待細說。請看演說的力量，效驗大不大？可是有一節，演說也得有學問，隨便瞎說那還是不中用。」（《登台演說》，《京話日報》第398號）這個王鈺志士的演講才能很是不錯的，居然能夠讓和尚、苦工都來捐款，可見當時社會輿情之一斑。

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起，戶部銀行（戶部即當時的財政部，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設立捐款總經收處，開始正式收捐。戶部銀行對於收款即行生息，聲明如國家將來不提用，便本息一併發還。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9月29日），《京話日報》因《中華報》刊登《保皇黨之結果》的報道受到牽連而被清廷警務部查封，彭翼仲被發配新疆，國民捐運動逐漸消沉下去。《京話日報》被封前1個月，北京戶部銀行共收捐銀36萬兩，後來有的按規定退還本人。但到辛亥革命時，大清銀行裡還有國民捐款90多萬兩。

國民捐運動中的感人事跡

從《京話日報》的新聞中，我們能夠知道一些貧苦人願捐的感人事跡，下面就摘抄兩則來自直隸省境內的消息：

1.自費印刷宣傳國民捐

有一位李君，自稱李涼心（涼、良同音），也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君子。按著字面上說，李君的心可是涼透了，他所辦的事卻比說空話的人心更熱。自從看了八月初四日的演說，把那張報紙拿到刷印局，重新印了一百張，印刷局多送了他二十三張，凡印此等物件，不能多算工價。跑到各鋪戶去送人，有愛看的，有不明白他的用意，回復說不看洋報的。李涼心苦口傻勸，勸醒了的也有好幾位了。可惜手中錢少，不能多印，散一張要得一張的益處，除非先用口說。可見天下的事情絕沒有容易辦的，不但無自己的便宜，外帶著還得賠錢。辦一件好事，必得出幾個大傻子，機靈鬼兒都檢現成的辦，並且還是一毛不拔。（《心血不涼》，《京話日報》第415號）

這位李君是保定人，他把印有《普勸四萬萬同胞努力報效國民捐》的報紙自費印刷出來，並且苦口婆心地勸說人們報效國民捐，確實很感動人。

2.老農自認國民捐

固安縣有一個老農姓潘名耀宗，並不認識幾個字。聽見國民捐的事，特意來京打聽。據說在家聽說此事，官不壓制，差不經手，隨心量力，大家還大家的債，心裡實在喜歡。近新典了一項地，算計著每年出產總有一百兩銀子。情願把這項錢報了國民捐，並願年年捐一百兩，認捐五年。天下的事勉強存的總不自然，像潘耀宗這五百銀子，又誰來勉強他呢？出在一個不識字的老農，可敬又可敬呀！（《老農仗義》，《京話日報》第423號）

一個不識字的老農，自願捐出5年的土地出息，公心自然值得表彰。如果天下人都像他那樣仗義，國民捐的事情可能會辦得更好。

另外，涿州在監囚犯亦有31人投函認捐，而遠遠的南洋群島華僑亦聞風響應，可見國民捐運動的影響之大之遠。上海吳芝瑛女士有感於北京國民捐而興辦女子國民捐，並號召全國女性各立分會，稱「賠款一日不了，此捐一日不停」。吳芝瑛女士的母親也來支持女兒，創辦山東女子國民捐。這些普通人的熱情足以令今人感動，沒有強制，沒有命令，只有那一份份的滿腔熱情成就了國民捐的巨大成功。

國民捐運動中的不和諧音符

國民捐運動中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反對、挑唆等等各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多多。一般情況下，對國民捐持反對態度的多為鄉下的惡劣士紳和農民，藉著鄉下風氣閉塞的環境把持輿論，迷惑鄉民，給國民捐運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城內有一位熱心的志士朱九丹倡議勸辦國民捐，並立演說收捐處。自己首先捐銀40元，邀請村中幾位正紳，分任勸導的義務。事情初有點眉目，就出了一個劣紳，綽號人稱土聖人。素常把持公事，魚肉鄉里，最喜與新學反對。他就在各村鎮散佈謠言，說是你們要上外國捐嗎？真是糊塗極啦，本村修廟迎神許多的善事全不肯捐，為什麼你們全捐在外國去呀？如果給外國捐一元，本村必須捐十倍才對，這種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好厲害呀！好厲害呀！鄉下的愚民知道什麼，土聖人一句話真比上諭還要緊，頂好的善舉，被他幾句話破壞了，你說可氣不可氣，可笑不可笑！這種小人到處都有，我敬勸直隸的同鄉，我警告熱心志士，千千萬萬想法子防範這種人，國民捐才能夠辦起來，國民捐才有個告成的日子。（《請看永清縣的土聖人》，《京話日報》第626號）

「土聖人」就是把持鄉里的一個典型。可話說回來，他為什麼能夠得到好多村民的支持？恐怕跟村民的視野狹窄、唯恐上當的心理有關。

文安縣勝芳鎮（今屬霸州市——編者注）是京南有名的地方，富戶大商實在不少，可惜沒人勸導，多半都是頑固。有兩位紳士認了點國民捐，心想著提倡起來，別人必然都肯認。卻沒有想到鄉民不明白國民捐的意思，反笑話他們是冤大頭，傳遍鄉村，當做笑話，說這兩個人白扔銀錢，可憐不可憐！二位紳士，若有熱心的，非趕快提倡演說不可。」（《鄉人糊塗》，《京話日報》第634號)

鄉民的愚昧才是最大的隱患，他們不能夠理解國民捐的益處，只是從自己的狹隘思想出發考慮問題，使得開明紳士也無法起到好的帶頭作用。

此外，有些官員用命令方式勸捐，引來民眾的怨怒。例如，河南府永寧縣知縣不僅不給民眾講道理，專用壓制手段，還借端勒派，引起百姓圍城事件。再如，北京鑲黃旗漢軍的國民捐一律從餉銀裡扣，官員扣了也不交給銀行，兵丁很有怨言。所有這些，都對國民捐的聲譽產生了不良影響。

國民捐運動是晚清時期一次規模較大的自發性的國民義務行動，儘管當時還沒有「公民意識」這類的詞語，但是這場運動還確實稱得上是公民意識的集體覺醒。從總體效果上評價，國民捐運動獲得了極大成功，儘管其中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彭翼仲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