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政治和教書一樣清高
原文章出自《人物》雜誌
蔣廷黻(1895年誕生於邵陽縣一個半農半商的殷實之家。1906年,11歲的蔣廷黻便進入湖南湘潭的 長老會學校,在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他隻身留美,先後在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修習歷史,師從當時著名的 海斯教授。1923年博士畢業後回國,先是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任歷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29年,轉赴清華 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從南開到清華,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學者生涯。「九一八」以後,國難當頭,他和胡適一起創辦《獨立 評論》,品評時政,並引起蔣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見蔣廷黻。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從政」的浪潮中,蔣廷黻棄學從政 ,在國民政府中除前期擔任了一段為時甚短的政務院處長職務以外,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和中國第一任常 駐聯合國代表,直到1965年在台灣「駐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當年和他一起應蔣介石之邀從政的學者中,他算是唯一 「有始有終」的一位。1965年10月9日,蔣廷黻病逝於紐約。
長期以來,蔣廷黻一直處於人們的視線之外,當胡適的傳記已有十數本之多時,迄今大陸也沒有出過一本蔣廷黻的傳 記。但蔣廷黻實在是一個不該被忘卻的人。
在蔣廷黻晚年的時候,有一次他清華時的同事、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濟,借赴美參加學術會議之 機到蔣的寓所敘舊。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 沒有回答,而是反問李濟:「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不管怎麼說,這個啞謎倒確實是 蔣廷黻一生事功與心態的絕佳寫照。他大半生從政,試圖創造歷史,卻沒有留下張騫般能傳諸後世的政治功績,而不經意間寫 下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卻成就了他做司馬遷的夢想;但從心底說,他所景羨的還是學者的生涯以及作為學者的創造,在他 的心目中,「立德」、「立言」永遠要高過「立功」。據清華時的同事、且為《獨立評論》同仁的陳之邁所撰《蔣廷黻的志事 與生平》一文記載,蔣廷黻在晚年曾對陳之邁說:「在清華大學教書時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改造清華歷史系
1928年8月,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改為國立大學,曾為五四運動健將的羅家倫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清華大學校 長。羅家倫到清華後就著手對清華的校務進行整頓改革,他懸的甚高,將自己曾經就讀的普林斯頓大學作為清華努力的目標。
其時的清華儘管在1925年成立了國學院,並延聘四大導師,名揚學界,但無論是課程、師資,還是科研方向,清 華的歷史系都尚處於草創時期,力量並不雄厚。在國外曾將歷史作為主攻方向達10年之久的羅家倫對此自是心有不甘,他要 將清華打造成一個既有自身特色,又能與北大、燕京、輔仁一較高下的史學重鎮。但誰能挑此大梁呢?羅家倫正在躊躇之際, 與他在清華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的郭廷以向他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時任南開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羅家倫在美國留學時 即已與蔣相識,他和郭廷以在課堂上使用的參考書中就有蔣廷黻編的《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對蔣的學識和才幹,他是瞭解 的,當下一拍即合,立即寫信邀請蔣廷黻到清華任教。但蔣廷黻並不願離開南開,情急之下,羅家倫不惜得罪自己在北大時的 老師朱希祖,親赴南開,他的誠意終於打動了蔣廷黻。1929年8月,蔣廷黻就任清華歷史系教授,並擔任系主任之職。
蔣廷黻到清華後很快就發現,清華歷史系的教授或者說傳統的中國史學家的治學方法存在著問題。在他看來,史學研 究重在考察一個時代與國家民族興衰成敗相關的諸多方面——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心理,考察一個時代與相接的 另一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與變異性,以及若干時代的整體發展趨勢。史家的最後目的是求瞭解文化的演變。但我們已往的史家 「以治某書開始,也以治某書為終」,為疏證而疏證,全然忘卻了「求瞭解文化演變」這一根本的目標。
因此,蔣廷黻認為首先要對清華歷史系的師資做一次大的調整,他不聲不響的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 並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
在師資的培養問題上,除了引進一些新教授,蔣廷黻還從清華的學生中挑選可造之才進研究院,如果成績好,就設法 送他到國外去深造。按照蔣的設想,一名優秀的教員,必須具備運用多種語言的能力、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開闊的視野, 因為「中國已經深入國際生活中,閉關自守的時期早已過去」。特別是在國難日重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的外交史尤應 加強。不僅要用新的方法來研究本國的歷史,而且要瞭解環伺的強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因此,一遇到合適的學生, 他就鼓勵他們做相關的研究,為他們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從發生於1933年的「朱延豐出國案」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蔣廷黻的良苦用心。
這年的11月,清華歷史繫在討論該年資送優秀畢業研究生出國時,朱延豐和邵循正兩位畢業研究生的課程成績和論 文均為優秀,皆符合資送出國的條件,但是歷史系最終只推薦邵循正一人出國留洋。這個決定讓朱延豐非常不滿,隨即他先後 向蔣廷黻、清華評議會及校長梅貽琦申訴,最後甚至上書教育部乃至求助律師,準備訴諸公堂,從而釀成了轟動一時的朱延豐 出國案。
儘管此案最後由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出面解釋了整個事件的原委,而終告平息。但此案所反映出來的資送研究生出國 深造的標準卻不折不扣地折射出蔣廷黻改造清華歷史系的基本思路。
朱延豐是清華升為國立大學後的第一級畢業生,曾擔任歷史系助教一年,後經過陳寅恪的嚴格考查而被錄取為研究生 。1933年3月,朱延豐的畢業初試時,其學術能力也得到了朱自清與陳寅恪兩位先生的一致認可。作為清華歷史系最重量 級的教授,又是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是有一定發言權的,甚至有相當的決定權。但是,據陳寅恪在1934年1月8日給梅 貽琦校長的信中透露:當日教授會議在研究該派誰出國時,恰恰是陳寅恪首先表態,認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而且,這一主張 得到與會各位教授的全體贊同,無一異議。
到底邵循正比朱延豐強在哪裡?原來朱延豐一直在歷史系讀書、工作,並不具備良好的多學科背景。邵循正則不同, 他本科是清華政治系,主攻的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轉入歷史系研究部後,成績又非常突出。朱延豐跟隨陳寅恪先生,主攻突 厥研究,而邵循正的碩士論文則是做中法越南問題研究,完全是中外關係領域,更符合蔣廷黻對歷史系的總體設計思路。同時 ,資送法國留學,邵比朱更具備語言優勢。明乎此,選擇邵循正而不是朱延豐也就不難理解了。
經過蔣廷黻的努力,清華歷史系不僅儲備了一批優秀人才,而且結合中國時代的特色,為清華歷史系確定了新的教研 方向,使得這個時期的清華歷史系與當時北大、燕京、輔仁等校相比,既獨樹一幟又實力超群。
當陳之邁1934年從美國返回清華時,他看到這個新的歷史系也不由得感歎道:「氣派完全不同了。廷黻主持清華 歷史系的計畫是使中國歷史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教授和研究,而外國史方面則特別注重中國兩個鄰邦———俄國與日本。 這是他遠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幾年中實現了大部分,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這個歷史系的陣營堪稱當時海內第一,我想是沒有 多少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