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戰敗後，在天皇終戰詔書廣播之後的第二天早晨，神奈川縣的農民做出了過去一生中從未曾有過的舉動：他們起床晚了。他們為什麼這樣做？是不是常年的肉體和感情消耗向他們襲來？或者這種集體行為只不過是對戰敗的本能反應？這是不是應當看做無力的「虛脫狀態」的體現？確切地說，農民們的疲乏是因為所有的這一切。

承認戰敗令人痛苦，而且這種痛苦馬上在絕望的言辭中體現出來，人們談論「可恥和不名譽的」無條件投降。對許多人來說，突然而對迄今難以出口的「失敗的戰爭」，讓人發怔。自1930年代初以來，日本人就被教導說，他們參戰是為了最神聖最高尚的目標，為他們的「偉大祖國」和「偉大民族」而戰。他們是一個具有獨一無二的 、不屈不饒的「大和魂」的民族，作為「指導民族」注定要打倒西方帝國主義，並且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而現在，如何向戰死者交待？在崇高的目的意識完全喪失的人世間，人們如何在身心兩方面生存下去？任何被動員進行聖戰的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犧牲之後，被告知他們已經被完全打敗、現在必須看勝利者的臉色行事，可能都會有類似的反應。就戰敗後的精神麻木狀態而言，無論「虛脫」這個詞如何難懂，它所描述的日本人沮喪消沉和茫然迷惑的狀況並沒有什麼稀奇。

如果將「虛脫狀態」單純歸罪於戰敗的打擊，將會使人誤入歧途。其實，一種深刻複雜的疲憊，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早就開始了。它是政府濫用民力追逐不可能實現的戰爭目標的結果。在戰爭的最後一年，警察的秘密文件和權威人士的日記中，都充滿了對於戰爭疲憊和士氣消沉的擔憂。同樣地，延續數年的疲憊和失望，與其說是反映了持久的戰敗創傷，不如說是由於投降後領導層的不稱職和徹底腐敗，導致戰時的疲弊進一步惡化。以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日本從戰敗中恢復過來十分迅速。然而，對於平民老百姓，戰後的復甦看起來令人苦惱地漫長。

投降一年零四個月後，一位勞動者憤怒而怨恨地描述了他所在社區兩所高級餐廳周邊的活動：一座擺滿「山珍海味」的西式飯店，官僚、銀行家、公司經理和警察向來是座上的常客。附近的另一家日式餐廳，夜夜擠滿了做轎車而來的客人。而且一旦喝起就來，他們還會高唱剛剛結束不久的那場戰爭中的愛國歌曲。民眾在意識特權階層在戰敗後繼續像他們在戰時那樣興旺發達時倍感挫折。這位工人說，「這根人民設想將要開創的『民主』社會相差太遠了。」

媒體不停地曝光標誌社會崩潰的所有事件，定期報道警方對無家可歸人員的圍捕行動。1947年初，新聞界碰巧發現，現在已經因戰爭罪接受審判的前將軍和首相東條英機的弟弟，就住在大阪難波區的流民中間。臨近那年年底，據報道皇太的愛犬失蹤了，恐怕已經已經像許多其他不幸的非皇家犬類一樣，被剁成肉餡擺上了某人的餐桌。

身上掛著廣告牌的人，成了戰後迷茫的象徵。尤其是在1948年，媒體發現一個在街上蹣跚而行的、身上前後都掛著廣告牌的被遺棄的傢伙，就是另一位昨日的權勢人物——錢海軍大將高橋三吉元的兒子。還是同一年，在普通民眾中遲遲徘徊的疲憊，轉換成了針對佔領軍當局一項小小的改革措施（引入美式夏時制）的大規模批判。當時這種叫做「夏令時」的令人驚奇的新概念，其做法就是將始終向前撥快一小時，純粹是因為延長了「白天」盡心生活而遭到了反對。人們寧願黑暗來得早些，儘管直到1951年的9月，他們才取得廢除夏時制的成功。

克服虛脫狀態的絕望鬥爭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徵意義的行動，是「集團見合」（集體相親）。這是一種青年男女為尋找結婚對象的明確目的而集合在一起的活動。傳統的「見合」（相親），是在兩位相親對像和雙方家長之間安排見面會。在這種相親活動中，通常雙方當事對像和雙方家長之間安排見面會。在這種相親活動中，通常雙方當事人，尤其是女方很少有最後的決定權。

在時代的混亂當中，由於家庭、社區的分崩離和媒人的短缺，這種個體的相親安排已經難於實行。正值婚齡的年輕姑娘們發現自己陷入絕境，因為剛剛結束的戰爭，導致了一大批潛在丈夫的死亡。1940年，介於20歲到29歲之間的人口本來是男多女少，7年後，這個年齡段的女性人口已經超出男性100萬人。大批出生於1916到1926年間的女性，面臨的不僅僅是在失去丈夫的情況下，獨立應付戰後的艱難，有些甚至根本就沒有結婚的機會。

這就是空前的集體「相親」奇觀的社會背景。第一次體積相親，是在1947年11月6日由一份婚慶雜誌《希望》贊助承辦的，在東京多摩川畔的丸子橋附近露天舉行，吸引了386位男士和女士。第二年春天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第二次集體相親，吸引了4000名義上的參加者，並且同時受到了來自現任首相蘆田均和前任首相吉田茂的賀信。

同年末，一本著名的女性雜誌，發表了批評家今日出海的文章，記敘在鐮倉雄偉莊嚴的八幡宮舉辦的小型集體相親會。他描述當時的氣氛混合了絕望和相當的公事公辦的程序意味，尤其注意到婦女們是如何仔細地查看男人們的簡歷，以及她們挑選看來最有吸引力的人選時主動的進攻。今日出海對年輕婦女們在非常的環境中為創造正常生活而奮鬥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活力印象深刻，同時也被似乎攫住了所有參與者的痛苦的急迫感所打動。

新聞界喚起對酗酒、吸毒、暴力以及非暴力犯罪增長的注目，這些是虛脫狀態更為嚴峻的標誌。酗酒，在男性社會中從來就不是什麼稀罕事，現在成了標誌社會瓦解的醜惡現象，部分是因為由可疑和危險的成分勾兌的廉價酒到處可尋。粕取燒酒，一種極其普通的應用米酒就糟生產劣質酒，據說能使絕大多數飲酒者三杯酒下肚，就不省人事。一種叫做「粕取文化」的完整的亞文化群落，在這個醉酒世界的周圍發展起來。

廉價酒的破壞作用有時迅速而猛烈，尤其是另一種首席唉的便宜酒「爆炸」（炸彈），它是由甲醇以及各種其他液體調製的混合酒。1946年11月，政府報告說自投降以來，已經有384人死於甲醇中毒，而且有理由推斷，大量的人因這種殘酷的醉人之物而永久失明。「爆彈」的威力盡人皆知，它成了黑色幽默的主題。

報刊也刊登搶劫受害人催人淚下的請求。以為懷孕的婦女懇求一個不知名的小偷歸還盜走的嬰兒義務，因為她無力再重新辦置它們了。與此相似，一個孩子要求竊賊歸還他家被盜的衣物。據報道說，有些團體專門搶劫遣返歸來的疲憊的平民和復員軍人，專伺他們離船登岸時下手。手持武器的強盜在街上或者居民家中脅迫他人，成了漫畫家與喜劇演員黑色幽默的好題材。1947年的一檔喜劇廣播節目影射，現在持槍、持刀、入室盜竊、武裝搶劫和殺人的人如此眾多，真該像其他工種那樣組織工會了。

這種新的犯罪景象，並不是單純由道德敗壞和失業的男人造就的，有些學生也因為搶劫被捕。1946年7月，警方宣佈破獲一起50餘人的女性犯罪團伙。她們正式分為「賣春組」和「敲詐勒索組」。後者專門搶劫和脅迫其他的妓女。這個團伙的名字漂亮而富於國粹色彩，她們自稱「血櫻組」。

聳人聽聞的謀殺案，加劇了日益增長的社會解體的感覺。1946年3月16日清晨，65歲的歌舞伎俳優片岡任左衛門在家中被殘忍地用斧頭砍死，同時遇害的還有他年輕的妻子、襁褓中的兒子以及兩名女僕，其中一位女僕只有12歲。原來，殺人者是住在片岡另一棟房屋中的22歲的作家，正掙扎在飢餓的邊緣。偵探後來估計他每日的飲食熱量平均只有920大卡。顯而易見，當他激烈抱怨片岡的優雅舒適的生活方式時，與片岡發生了口角。隨機片岡責令他離開住處，作家狂怒之下殺了他們全家。

這件轟動性的殺人事件震驚全國。一個月後憂慮恐懼的氣氛更濃。一位24歲的年輕人殺死了自己的父親。他解釋說，這是因為父親拒絕跟他分享從黑市買來的食物。4個月後，警察逮捕了一位曾經被授予勳章的復員軍人，他八成曾在中國犯下暴行。其罪名是誘拐殺害兩名年輕女性。警方很快發現他們手上的罪犯是一位連環殺人犯，至少謀殺了10位女性。甚至在這樣病態的犯罪行為中，也能發與飢餓相關的線索。犯罪每次都使用提供食物的方式來誘騙他的受害者。

警方有關投降後的犯罪記錄則更為平安。以美國的標準衡量，被盜不的人數還算正常。另一方面，犯罪率與1937念叨1945年間的數據相比顯著升高，這是因為戰爭時期進行海外侵略的同時，國內卻加強了專制控制。與1930年代中期相比，殺人案的比率可能沒多大變化，而且如欺詐和貪污等所謂治理犯罪，實際還有所下降。意料之中的是，武裝搶劫、偷盜、買賣贓物明顯比戰前增加了許多。如1934年，2126人因搶劫罪、724986人因盜竊罪被捕入獄，而1946念叨1949年間，平均每年相應的數據分別是9485人和1177184人。年輕罪犯的數量也出現戲劇性的上漲。1949年4月，據報道，全日本一半的重罪（比如謀殺、強姦婦女、武裝搶劫、恐嚇、縱火等），是由8歲至25歲年齡段的罪犯犯下的，犯罪率搞得令人擔憂，每兩分鐘就有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