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年間，京城曾發生過一起轟動中外的「張壽芝被槍殺案」。

1908年8月1日(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正午時分，一隊全副武裝的日本完兵由大尉那須大三郎帶領，突然包圍了北京門樓胡同。接著，憲兵伍長八重堅次郎帶著幾個身穿便服的憲兵來到胡同內一公館前，撬開門後闖了進去，直奔裡屋。屋裡躺著正在患病的張壽芝，八重堅等人不山分說就要將其帶走、張壽芝奮力反抗，八重堅連開兩槍。這時突然閃出一個手持宅劍的年輕女子，為保護張壽芝而與幾個憲兵奮力廝殺，但終因寡小敵眾負傷昏迷：血肉迷糊的張壽芝當即被憲兵拖走，當天便因流血過多而死亡。

由於這一事件涉及中日兩國高層，清朝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多次電令外務部照會日本政府，要其對這一事件負責；而日本政府卻極力狡辯，混淆視聽，甚至惡意中傷，倒打一耙，一度造成兩國關係十分緊張。中外媒體更是捕風捉影，推波助瀾，使人們對這一事件的真相迷離熒測，真偽難辨，那麼，這究竟是一起怎樣的槍殺兇案呢?張壽芝到底是誰?日本憲兵為什麼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張壽芝?那個年輕女子又為什麼要奮不顧身地保護張壽芝?

日本炮兵大尉從小嚮往中國

張壽芝原名川喜多大治郎，是日本的一名炮兵大尉。

川喜多大治郎1876年出生於東京府多摩郡中野桃園一帶，父母均是知書達禮之人。川喜多大治郎在嚴父的教育下，從小好讀中國的「四書」，對《史記》和歷代詩義尤感興趣。在他7歲時，父親還專門請了一位精通漢學的老先生來授課，給他講處世之理、為人之道，使他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使他從小就掌握了不少漢字。正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川喜多對中國充滿了憧憬和嚮往：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先後以優異成績從口本陸軍上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再經過戰場鍛煉，成了一名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戰經驗的炮兵兼參謀人員。在校期間，他與後來的一些日本軍政大員南次郎、渡邊錠太郎等都是同學，常常為一些政治或軍事上的不同觀點而爭得面紅耳赤。他並不認為日本帝國一切都是完美和至高無上的。在他眼裡，日本的文化底蘊就不如中國的厚實和豐富；他對有些人把中國人說成有天生的「奴性」，是「劣等民族」，十分反感。

1904年冬大，日俄戰爭在我國東三省打響。作為炮兵大尉的川喜多大治郎身負重傷，回國休養。在養傷期間，川喜多對戰爭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軍人，不該為掠奪而戰，而應該為和平而戰。正是他在反思中逐漸形成的這些觀念和意識，影響著他後來對人生的選擇。

這一年，川喜多大治郎30歲，正值而立之年。

拒絕充當間諜被召回國撤職

就在這一年，川喜多意外地接到了軍部的命令，要他立即前往中國，同時給了他一封密件，上面寫著：「奉大清國北洋大臣督練處督憲袁諭，聘請大日本國陸軍炮兵大尉川喜多大治郎在軍官學堂辦理高等兵學事務……」原來，是清政府請他去軍官學堂當教官。

當時，袁世凱已經執掌清廷政務處的大權，為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決定聘請既精通軍事理論又有實戰經驗的日本軍官到北洋軍官武備學堂來執教。其實，日本政府肯派軍事教官來華自有另外一番心思：其一是搞合法滲透，在清軍人中灌輸大日本帝國的思想，因為這些學員今後都是中國軍隊的骨幹力量，設法把他們培養成親日分子對日本有利；其二是搞間諜活動，通過與這些學員的接觸，從他們那裡獲取清政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秘密情報。所以，從表面上看，這次日本政府十分慷慨和友好，委派陸軍步兵少佐寺西秀武帶隊，一下子來了十多人。但是在出發前，寺西秀武對來華人員就明確佈置任務，要他們摸清清政府和軍隊的情況，隨時向他報告，並且對授課內容也作了限制。直到此時，川喜多大治郎才恍然大悟：原來東京軍部是讓我們去中國當間諜!

但是，川喜多並沒有讓寺西秀武滿意。首先，在教學時為了有更多的時間講課，並且能讓學員正確領會，他利用自己會漢語的優勢，取消了翻譯；其次，他並沒有限制教學內容，而是將自己當年在陸軍大學上課時的筆記重新整理後作為教案，給學員講授；再次，他作為外教，卻絲毫沒有居高臨下的架子，對學員總是親切和藹，有問必答。當時，北洋軍官武備學堂由袁世凱的心腹段祺瑞分管，具體由張鴻達負責。川喜多把自己花了不少心血用漢文所寫的《戰略和戰術兩者不可偏廢的論文》交給了張鴻達，請他轉交給段祺瑞督辦。段祺瑞讀罷覺得頗有價值，即將該論文轉呈袁世凱。袁世凱後來對段祺瑞說：「我們需要的就是像川喜多這樣的軍事人才：」川喜多在武備學堂一月有餘，不僅受到學員們的好評，同時也得到了袁世凱、段祺瑞等的讚賞。

有一次，段祺瑞發了大紅請帖，專門邀請川喜多夫婦前往迎賓館參加午宴。席間，段祺瑞試探性地詢問川喜多是否願意為清廷出力，川喜多當即表示願為中國的強盛竭盡所能。這令段祺瑞非常感動。這一邊段祺瑞和川喜多盡興對飲，談笑風生；那一邊，段夫人與川喜多妻子姐妹相稱，十分親熱。這次午宴以後，川喜多除了授課以外，還開始傾心為消除清軍的近憂和遠慮出謀劃策，隨時將他的想法通過張鴻達轉呈給段祺瑞。

川喜多大治郎的言行舉止早已引起了寺西秀武的警覺和懷疑，他時時處處在暗中監視著這個叛逆者：他多次將川喜多「有損帝國利益」的密報傳回國內。當他得知川喜多夫婦應段祺瑞的邀請單獨赴宴後，連夜寫成正式公文派心腹送日本駐北京公使館，要他們即刻向東京軍部報告。沒隔幾天，東京軍部就將川喜多大治郎召回國。

回國後，川喜多大治郎受到了東京軍部的嚴厲訓斥。儘管他竭力為自己的清白申辯，但是東京軍部拒聽他的申辯，作出了撤銷其軍銜和官職的嚴厲處分，並命令他深刻反省，隨時聽候應召。

川喜多大治郎非常不滿軍部的處分，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中國弱不禁風，人民缺衣少食，卻還要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和欺辱，自己只是將所知所能給予這個苦難中的國家，為這個國家出一份微薄的力量，又何罪之有呢?想到這裡，他暗暗發誓，只要有機會，他還是要到中國去，他還是要為中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改名再來效力驚動清朝高層

一晃過去數月，在家閒著的川喜多大治郎不忘鑽研軍事理論。突然有一天，他接到軍部的命令，要他即刻報到受命。他匆匆來到已經有些陌生的軍部大樓。接待他的是主管情報工作的一位軍官。這位軍官一開始就向他宣佈：「軍部經過調查，認為你在中國的言行並不構成對大日本帝國的威脅，因此已經作出決定，撤銷原來對你的處分，並給予你一次機會，讓你重新返回中國。」沒等川喜多說話，這位軍官接著說，「川喜多大尉，你這次去的任務是，利用清國上層人士對你的信任，深入地潛伏於他們中間，隨時準備接受帝國的秘密指令……」

「那不是讓我去當間諜嗎?」川喜多忍不住打斷了對方的話。

「這是帝國對你的信任。你是帝國的一名軍人，你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帝國的命令，必須無條件地效忠於天皇陛下!」大佐用無可抗拒的語調對川喜多說。

川喜多自然明白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道理，也明白一個間諜在戰爭中的作用。但是，他覺得，自己的國家把間諜戰用於既無擴張野心又無擴張能力的中國顯然是用錯了地方。但是現在申辯也毫無意義，再說到中國去本來就是他夢寐以求的願望，現在正是個極好的機會。到了中國，他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川喜多在一種矛盾和複雜的心態中接受了命令。

川喜多大治郎回到家，把軍部恢復其軍銜和官職並要他重返中國的事告訴了妻子。他對妻子說，到了中國，他會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絕不讓真正信任自己和需要自己的朋友失望。他說，他已經下定了決心，無論有多大的風險也會去經受。妻子理解自己丈夫的追求和性格，只是說：「你安心去吧，不要牽掛家裡，我會照顧好老人和孩子的。」說完，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此時，她已懷孕數月。川喜多為她的理解和善良所打動，但眼淚也無法改變他心中的追求了。

1907年11月的一天，川喜多大治郎為年幼的兒子留下一份類似於遺書的「手諭」，告別了年邁的老母親和妻子、兒子，登上了一艘駛往滿目瘡痍的中國的輪船。

然而，日本軍部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從此這個炮兵大尉的身影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川喜多大治郎已經成了張壽芝，腦後也多了一根辮子。他秘密與段祺瑞接上頭後，表明了自己願為強盛中國效力的決心。段祺瑞聽後自然高興，立刻向袁世凱報告。袁世凱覺得此人確是人才，再加上他上次來華教學中也未發現有可疑之處，且表現突出，決定留用，但事關重大，弄不好就有涉嫌勾結日諜、裡通外國的罪名。經反覆思考，他將此事書面密奏慈禧太后，並將留用張壽芝對朝廷有利的道理說得非常充分。慈禧太后准奏，只是囑咐他一要小心，日本人詭計多端；二要秘密行事，以免引起清日糾紛。這樣，張壽芝就成了袁世凱、段祺瑞的秘密高級軍事參謀人士。

這一時期，袁世凱正在暗中不斷強化其個人的軍事勢力，他指示段祺瑞秘密挑選丁錦等十名信得過的優秀軍官，成立一個特別軍事講習班，委任張壽芝擔任教官。丁錦是陸軍部參事，與段祺瑞關係甚密，被任為講習班的班長，具體負責日常事務。袁世凱希望通過三年的系統培訓，使這些軍官能成為他個人的一個高級軍事智囊團。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劃，這個秘密而特別的講習班便在北京東單牌樓二條胡同內的丁公館內開學了。開學當天，段祺瑞代表袁世凱前來致辭，讚揚張壽芝的軍事才華和深明大義之舉，鼓勵學員早日成才。張壽芝表示決不辜負期望，定竭盡全力，完成使命。隨後，十名學員跪在紅地毯上，向張壽芝連叩三個頭，行了拜師大禮。

由於二條胡同離開外國使館界不遠，且人員閒雜，又常有日本浪人出沒，對講習班尤其是張壽芝的安全十分不利，段祺瑞要丁錦另找地方。沒多久，丁錦搬家，這個軍事講習班也就悄悄地搬遷到了東四牌樓門樓胡同的丁公館內。

張壽芝自從接任教官後，盡心盡力，他把自己近幾年來對世界各國戰爭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日本對俄之戰的戰略戰術都毫無保留地對學員一一講授。期間，他還結合《孫子兵法》、《戰國策》等中國名著，分析個案，供學員思考。一個學期下來，學員反映普遍良好，都覺得受益匪淺。段祺瑞聽了匯報，十分得意，認為此講習班的成功他是第一大功臣，日後袁世凱能統攬全局，他段祺瑞少不了有高官厚祿。可他哪裡想到，派遣出去的間諜意外失蹤，東京的陸軍情報部門又怎麼會就此罷休?

日諜密報東京教官慘遭槍殺

由於川喜多大治郎有過「有損日本帝國利益」的行為，並受到過嚴厲處分，東京軍部和情報部門的官員都懷疑，他的失蹤是否是一次蓄謀行為，其早已背叛日本，投效清國?就在這時，《每日新聞》又突然爆出「軍中有人意外失蹤，旅順戰爭秘密文件落入外人之手」的內幕，懷疑「此項重要文件被盜，與該失蹤軍人有關」。由於在這之前，曾出現過軍中一份北海道絕密作戰地圖差點落入俄國人手中的醜聞。那個案子還未了結，現在又出現了川喜多失蹤和秘密文件被盜案，這使得東京軍部頗為難堪。為此，情報部門主管川喜多大治郎間諜活動的官員受到了軍部的訓斥和警告，並令限期破案。這樣，除了派出幾名訓練有素的間諜專門偵查川喜多外，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憲兵部隊和所有在華的日本間諜都接到了東京軍部的指令，要他們參與協查此案。

一張可怕的網悄悄地撒開了。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雖說是封閉式講習，但日子一長，總會露出馬腳。再說清朝廷官員龐雜，人心叵測，世事難料。沒有多久，一份關於張壽芝很有可能就是川喜多的電傳密文發送到了東京軍部。此後又有密電報告，川喜多就在北京，但具體地址不詳。而時至7月，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直屬的憲兵隊長那須大三郎的一份絕密報告，才使失蹤多時的川喜多大治郎漸漸浮出了水面。原來，為了給張壽芝授課的報酬，段祺瑞隔一段時間就會差人去郵政局將錢款劃入張壽芝妻子在東京的帳戶，而且數額不小。這就引起了這位憲兵隊長的警覺。他派人悄悄跟蹤，最後終於發現門樓胡同內的丁公館並非普通住宅，接著，東京方面立即對川喜多妻子的帳戶進行了密查。雖然寄款人用的都是不同的假名，但目標已經暴露，日本軍部基本肯定張壽芝即川喜多大治郎就在丁公館內。

由於日本方面的這一切行動都是在秘密中進行的，所以，直到此時此刻，張壽芝還蒙在鼓裡，還絲毫沒有察覺危險已向他逼近：袁世凱、段祺瑞他們也沒有得到任何有關日方正在密查張壽芝的信息。

7月底，張壽芝因勞累過度終於病倒了。就在這時，他收到了妻子從日本寄來的一封密信。妻子在信中告訴他，東京警方已經對她進行了詢問，雖然她什麼也沒有說，但看來他們要有行動了。妻子囑咐張壽芝要千萬小心。收到此信時，丁錦夫婦正好外出探望父母，要數天後回來。張壽芝不想聲張，只盼丁錦回來後再告訴他實情。他哪裡想到，事情已經十萬火急，東京軍部已經下達了行動命令!

因為酷暑炎熱，加上張壽芝又患病在身，經段祺瑞同意後，講習班全體學員在數天前已經放暑假。丁公館主人夫婦南下探望父母，其他學員除輪流照顧張壽芝外也各自外出自由活動，丁公館內很少有人。唯有一名叫蓬子的年輕姑娘始終侍候張壽芝左右：日本方面早已探得虛實，就是尋此時機才秘密動手。

8月1日上午，烏雲密佈，天氣悶熱。 蓬子姑娘差丁公館一個僕人去為張壽芝抓藥。僕人揣著藥方剛拐出胡同，就被日本憲兵便衣扣住，帶到了附近兵營。此人好在機敏，任憲兵怎麼盤查訊問，他都裝聾作啞。憲兵見無法從他嘴裡得到什麼，便將其放走。他覺得事情不妙，連藥也來不及抓，就匆匆往回趕，見沒有人跟蹤，氣喘吁吁地進了丁公館，反身鎖門後想向蓬子姑娘稟報。

其實此刻，日本憲兵和便衣早已在丁公館四周布下羅網，見有可疑人物進出，即將其扣留訊問。張壽芝如得知情況，也很難逃脫，何況他正患病多時，食慾不振，身體非常虛弱，根本無法行動。正當那僕人一五一十將經過告訴蓬子時，數名日本便衣在憲兵隊長八重堅次郎的帶領下，已經悄悄地撬開了丁公館的側門，一窩蜂似的闖了進來。緊接著，幾名全副武裝的憲兵把住了丁公館的所有出口。

八重堅帶人衝進張壽芝的臥室，不由分說欲將他綁起帶走。張壽芝豈肯束手就擒，拚力反抗。蓬子姑娘拔劍相助，被幾個便衣亮出短刀擋在門外。於是，刀光劍影，一陣廝殺。就在此時，從臥室裡接連傳出兩聲槍響。蓬子大喊一聲：「不好!」不顧一切地想要衝進屋去，結果被對方連刺兩刀，倒地昏迷過去。原來槍是八重堅開的。他大罵張壽芝是「賣國賊」，張壽芝不但拚力反抗，還據理力爭。八重堅一時惱怒之極，拔出手槍對著張壽芝連連射擊。張壽芝當即不省人事。八重堅一夥把昏死過去的張壽芝架到門外的一輛馬車上。一聲吆喝，馬車便急速離丁公館遠去……

媒體推波助瀾交涉虎頭蛇尾

張壽芝血案發生後，袁世凱和段祺瑞都感到非常震驚。日本軍部的這次行動，無疑使袁世凱希望為自己培養出一個軍事智囊團的努力成為泡影。他惱羞成怒，決定親自出面，督辦此案。他認為，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張壽芝就是川喜多大治郎，只有把握住這一點才能和日本人交涉。他要求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就這一「違背兩國之間現有條約的事件」作出充分解釋。隨後，清政府外務部先後簽發了兩份外交文書，正式照會日本政府。該照會認為，「貴國武官在京城內率領多數兵員，身著軍服持槍擅自闖人清國民宅捕人並開槍，乃有違條約和公法，實有傷清國之主權國體」。要求日本方面「速即清查本案，並給予該武官以適當處罰」。同時，還召見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向其提出口頭抗議。

在這同時，講習班的學員們個個義憤填膺，在丁公館商討營救張壽芝的計畫。因為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張壽芝已經身亡。後來獲悉其已經身亡，才停止了該營救計畫。據後來的一份資料顯示，營救計畫雖未實施，但日本軍部早已獲知此計畫，並已作好了相應對策，足見當時日本的間諜活動對中國構成了多大的威脅和危害。

面對清政府的交涉，日本外務大臣寺內態度十分強硬。他認為，「川喜多系帝國停薪留職軍人，有犯罪嫌疑，逮捕時進行抵抗，始被槍殺，事件的性質與清國的主權毫無關係。」他電告阿部代理公使，要他以上述口逕答復對方。阿部代理公使接令後，在答覆清國代表時除了表述了上述意思外，還委婉地說：「由於情況緊急，因而未能事先與貴國溝通，讓貴國事先r解真相，我方表示遺憾，也請貴國諒解。」

此後，雙方外務部門又有幾次接觸，各自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改變。日方糾纏於「張壽芝就是日本軍人川喜多大治郎」、「丁公館不是普通民宅」、「川喜多與清國高層人士關係非同一般」等不放；而清政府則是圍繞「日方武裝衝擊清國民宅，違反國際法則」、「無故製造血案，挑起兩國事端」等不依不饒。其實，冷靜下來後，在袁世凱心裡，也並不希望將此事越鬧越大，因為畢竟暗藏張壽芝，讓其執教特殊的軍事講習班都是他的指令，雖經慈禧太后的同意，但老佛爺說過「要秘密行事，以免引起清日糾紛」，如果事情鬧得不可收拾，老佛爺怪罪下來，豈不是自討苦吃嗎?所以，儘管一會兒文件，一會兒照會，你來我往，看似態度強硬，但他還是千方百計把握分寸，盡量不涉及實質要求，外務部門也始終沒有提出要求對方還人、賠款、道歉和懲辦兇手。

正當雙方頻頻接觸之時，中外媒體對此案也作了轟炸式的報道，有一些報道捕風捉影，使這一事件更顯得撲朔迷離。比如，有一則報道稱，張壽芝不僅「將日本的機密地圖售與清國陸軍部，並售與俄人」；還有報道則更加胡言亂語，把當時出現在流血事件現場的蓬子姑娘說成是張壽芝花錢買來的「作妾者」，蓬子姑娘明明是因奮不顧身保護張壽芝受傷，而該報道卻說其「已驚懼成疾」。

那麼蓬子姑娘究竟是什麼人?她為什麼會奮不顧身營救張壽芝呢?

蓬子生於日本，長於中國。父親關本農是山東蓬萊人，而母親是日本人。關本農年輕時為了生活到日本去幹苦差，結果在那裡娶了個日本妻子，夫妻恩愛，並在那裡生下了蓬子。一晃多年，中日甲午戰爭打響，關本農想攜妻帶女回國安家，不料在渡洋之際，日本當局卻不讓他將當地女人帶走。從此以後，他獨自撫養著女兒，教她習武練劍，父女相依為命，而與日本的妻子只能隔海相思，期盼團聚。數年後，蓬子亭亭玉立，長成了大姑娘，她不僅會說日語，而且還舞得一手好劍。

當時，張壽芝突然來到中國，段祺瑞一時無法安排：考慮到關家父女的這些情況，在袁世凱設法上奏慈禧太后的那段時間裡，張壽芝就由張鴻達秘密安排在關本農家居住，由其父女兩人侍候。得知張壽芝是甘冒風險來效力中國，父女倆對其十分敬重，尤其蓬子，更是體貼關心，細心照料。張壽芝對他們父女倆也十分有好感，常與父女倆促膝交談，向父女倆學習中國武術。

但是，講習班正式開課，張壽芝就搬到丁公館去住了。段祺瑞覺得張壽芝妻兒均不在身邊，獨自一人，日子久了自會產生寂寞感，且在生活上也多有不便。聽說關家女兒對張壽芝頗有好感，不如讓她也來丁公館，除了照料張壽芝，還能讓他消減思鄉之愁，一心為清國效力。沒幾天，蓬子姑娘便也來到了丁公館，專門侍候張壽芝。兩人雖然朝夕相處，情誼深厚，但因為隔海有賢慧的妻子牽掛相思，加上教務、研究和撰寫論文，還得為袁、段兩人出謀劃策，所以張壽芝終不敢有非份之想。而蓬子不僅佩服張壽芝的才華，也更加崇敬他的為人，甘願為他捨生忘死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儘管張壽芝血案發生後，中日雙方觀點迥異，新聞媒體也推波助瀾，使得京城內外轟動一時。但是，當時的清朝政權與慈禧太后一樣，已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無能無力也無法為自己的民族帶來真正的強盛和利益了。張壽芝事件最後不了了之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