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筆者曾撰《重析福建事變中共應對方針》一文，討論中共在福建事變中的成敗得失，其中論及蔣介石敉平事變的軍事行動。前些日子，有幸讀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藏蔣介石日記，對其事變一段自是倍感興趣。很幸運，蔣日記中對福建事變記載頗詳，不僅有針對事變決策的具體內容，更有決策的變化過程，讀來頗生感歎。總體而言，日記所呈現的歷史流變和我當年文章的脈絡尚無扞格，個別地方更證實了筆者當年憑借既有史料做的推斷。不過，能夠通過日記真切體觸到一顆鮮活心靈的搏動，終究可以為死的歷史添上更多的活力。

（一）

1933年11月，以十九路軍為軍事基幹的福建反蔣事變爆發，蔣介石遭受重大打擊，對此，其日記記載頗詳。11月10日日記提到：「陳銘樞欲在閩搗亂心切。」對陳和福建方面的異動已有注意。12日日記記有：「陳銘樞入閩作亂，消息漸緊，但無妨耳。」此時，他還寄希望於通過籠絡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穩定福建，消弭事變於無形。但是，他顯然低估了陳銘樞作為老長官對十九路軍的影響力。11月15日，得到福建將有事變的確報，蔣當夜「幾不成寐」；而次日仍「對閩事，思慮入神，不覺疲乏」。此時，經過長期變亂紛爭，國民政府稍顯喘息向好之機，衡諸大勢，蔣自認其內外應付方策都進入關鍵的實施時期，雅不欲內部再生事端。因此，東南方再掀波瀾，其心理打擊之大，可以想見。

事變既起，在判斷其將局限於福建範圍內後，蔣介石迅速確定軍事解決閩變的方針。十九路軍此時兵力總計5師10旅，每師四五千人，加上直屬部隊，實際兵力5萬人以上。對蔣而言，這樣的實力尚不足以構成致命威脅。事變正式發動前一天，他在日記中判斷：「於此討逆雖無問題，而剿匪已受影響。」對展開「討逆」軍事行動有充分信心。1933年12月5日，在給駐日公使蔣作賓的電報中，蔣介石更樂觀判斷：「閩變必可速平，饒有把握。」據此，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在事變爆發後立即制訂對閩作戰計畫，要求入閩軍集中優勢兵力於贛東，以主力猛烈壓迫中共第三、第七軍團，乘機推進閩北並迅速向南進展。

事起福建，但蔣最擔心的其實還是兩廣的態度和中共的動向。事變後，兩廣方面與福建各懷心思，加上閩方拋棄國民黨正統的決絕行動，更使兩廣對閩望而卻步，這使蔣暫時了卻一大心病，應對紅軍威脅成為蔣介石平定閩變首先顧慮的重要環節，雖然蔣判斷「赤匪未必急助偽閩」，但在抽調十個師左右兵力用於入閩時，仍然不敢大意，在江西保持強厚兵力，留贛及贛浙邊境部隊達十數個師之多，兵力數倍於紅軍。蔣並要求向福建進兵時，江西方面部隊應大力配合，以攻為守，主動向贛閩邊境紅軍發起攻擊，抑留紅軍於其選擇的陣地。對浙江後方地區多有部署，日記中留有加強江浙一帶軍事防禦部署的記載，1934年1月初，叮囑顧祝同、熊式輝「注意預備逆軍竄浙之預防」。蔣介石用兵向主謹慎，雖少出奇之舉，但戰場上應該注意的各個環節他絕不會隨意忽略。

以往的回憶文章和有關研究中，都強調福建事變期間中共應該向江浙一帶出兵，通過擾亂對手後方，獲得戰略上的主動權。不過，在蔣的日記中，我們卻發現了這樣的記載：11月26日，蔣計畫研究「如何使閩逆來攻浙」，晚間有閩方攻浙消息傳來時，他更「不禁轉憂為樂」。江浙一帶為其基本區域，實力堅強，蔣內心竟十分期望閩方攻浙。因此，事變期間他指示屬下「宣傳逆匪進攻浙邊慶元、泰順、龍泉消息」，頗有點欲擒故縱的意思。南京入閩軍的關鍵一路也繞道閩西北進發，實際是其針對閩浙邊境進退攻守的活棋。從當時雙方力量對比及蔣在江浙一帶所作部署看，蔣介石誘對手出擊的想法應非毫無成算，後來我們可以看到，勿論浙江，十九路軍出閩西北與蔣決戰尚無信心；而以紅軍當時的力量，挺進到江浙一帶這一南京政府的縱深區域，在不具群眾基礎、迴旋餘地也有限的地區作戰，風險應該說也相當巨大。其實，紅軍出江浙的想法並無確鑿史料證明當時已經提出，而據此所作的種種論斷未免有閉門造車之嫌。戰爭是對壘雙方的棋局，好點為雙方所必爭，也為雙方所必守，復盤者判斷優劣，恐怕不能一廂情願地做單方面的推斷吧。

（二）

1933年12月底，南京政府基本完成對福建的攻擊部署，對閩戰事一觸即發。25日，蔣介石抵閩北浦城就近指揮作戰，「雖一團一旅之眾，亦親臨訓話，砥礪士氣」。同時確定攻擊計畫，以延平、古田、水口作為首期主攻對象。延平、古田、水口互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圍據點，直接關係到福州乃至整個閩東南地區安危。十九路軍在此卻只佈置了新編的譚啟秀第五軍兩個師，而蔣介石的進攻部隊共八個師，其中包括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這樣的精銳部隊，實際兵力和戰鬥力居於壓倒優勢。這樣的接戰態勢使閩方一開始就處於十分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戰事剛一爆發，延平守軍就告不支,南京政府軍第三十六師、第四師、第五十六師分從城南、城東、城東北展開攻擊，守軍退路也被切斷，被迫於次日繳械，延平易手。7日，包圍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軍發起總攻，當天即佔領水口。此時，位於三城犄角頂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蔣介石對古田引而不發，欲以古田作為誘餌，圍點打援。攻克水口當天，他致電前方：「蔡逆決率其主力來援古田，並言十日可達古田附近，逆軍出巢來犯，正我軍求之不得者，現決對古田城逆暫取包圍監視之姿態，不必猛攻。」次日，再次強調：「古田城逆，只可包圍，晝夜佯攻，一面嚴密監視，不許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務使蔡逆主力仍來增援古田。」9日，當十九路軍一部前出準備北上往援古田守軍時，蔣介石更信心滿滿地指示：「逆軍已傾全力來犯古田水口之線，刻已進至白沙以西地區，望兄迅速準備……襲擊逆軍側背，整個包圍而殲滅之。」一心期望以古田為誘餌，吸引十九路軍主力於古田、水口地區實施殲滅。但是，十九路軍並沒有足夠勇氣與蔣在閩北對壘，1月12日，北上往援的閩軍與南京政府軍稍有接觸，雖然政府軍根據蔣的指示後撤誘敵，但閩方並未乘勢前進，反而見其「不戰而退，更致狐疑」，當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卻。其實，根據蔡廷鍇的回憶，1月9日，蔡與陳銘樞、蔣光鼐等已決定放棄福州向閩南撤退，這時的應援行動更多的只是一種姿態。12日，孤處敵後的古田守軍投降。

上述電文、戰報，展現出蔣介石一意誘敵而十九路軍不敢應戰的過程，此中的蔣介石可謂運籌帷幄、信心滿滿。然而，如果對照蔣介石日記，我們卻會發現檔案、電文中無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為一個人的蔣介石心態的複雜變幻。戰事爆發後，蔣在日記中對福建方面是否將主力出福州，在閩西主動出擊一直高度關注。就軍事常識言，單純防禦福州幾無可能，水口、古田為福州防禦必守之地。因此，蔣在全面攻擊即將展開時，密切注意：「我軍攻擊水口時，逆部主力由省來襲否？」1月6日攻克延平後，他全力注視閩方軍事動向，猜測「福州逆軍，其或反守為攻乎？」當時，由於擔心日方借事變有所動作，蔣對進攻福州沒有信心，日記中透露：「對倭只有避戰，如不得已，則不攻福州，以延平為省會，成立政府。」如果閩方按軍事常規出福州在閩西決戰，對蔣而言，不失為一個一舉解決閩省的機會，前文中說到的蔣的誘敵之計蓋出於此。但是，十九路軍的戰鬥力畢竟不可小覷，兩軍正面交鋒，成敗也未可必。所以，1月7日，當蔣得到事後證明並不確切的消息，報告「蔡逆果率主力來援古田」時，蔣當時的反應卻並非「吾計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覽史者感慨萬千的「喜懼交集」。喜的自然是閩方出擊，其計可售；懼的則是決戰結果，事前難有絕對把握。此種心態，或以為是蔣多慮之征，但其實應屬人之常情。每一個有機會在命運的歧途上作出抉擇者，此種「喜懼交集」的心態，應該都並不陌生。在滾滾推進的歷史邏輯龐大的車輪下，意外發現這一點略顯蒼白的人性之花，筆者其實也是「喜懼交集」，所懼者無他，就是包括筆者在內的論史者常常事後先驗賦予歷史的完美、理性和意義。

(三)

古田不守，福州外圍防禦據點盡失，南京政府軍開始向福州推進。與此同時，南京政府海軍早在12月下旬就先後佔領長門、馬尾兩福州要塞，時時威脅福州安全。1月9日，南京政府海軍在廈門市長黃強配合下接收廈門，威脅漳州地區，對十九路軍後方形成巨大威脅。四面楚歌聲中，十九路軍撤出福州，向閩南退卻。16日南京政府軍進佔福州。

在進攻福州外圍據點同時，蔣介石已經開始部署從閩西北插向十九路軍後方，阻斷閩粵聯繫。福建和粵方的關係，是蔣在事變發生後最擔心的問題，盡快結束事變，以免夜長夢多，是蔣解決閩變的重要方針。1月7日，鑒於水口已下，蔣介石考慮：「衛第五縱隊挺進閩南計畫是否實施，當注意之。」次日，電衛立煌令其分兵南下永泰，「但須隱秘中央軍兵力隊號為要」。永泰地處福州西南部的位置，嚴重威脅著十九路軍的退路，蔣對永泰的高度關注，可謂用心深長。12日夜，在確知十九路軍將全線後撤時，蔣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進。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餘主力再向仙遊沙溪急進，以行截擊」。以上材料隱約顯露出蔣展開超越追擊的思路，幾年前筆者正是由此判斷蔣應有進取閩南攔截十九軍的腹案。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可以進一步證實這種猜測。1月4日，戰事尚未打響，他在日記中標列的注意事項就有「進取閩南利害之研究」。10日，蔣明確記有：「逆軍如向閩南撤退，則第五路仍照原計畫向永春、漳州急進。」14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本日我軍已佔永泰，此心為之大慰，從此必可如計截擊，在莆田海濱殲敵，使之片甲不返也。」

由於蔣在準備圍點打援、誘敵實施殲滅戰同時，已有展開追擊戰的伏案，因此，當十九路軍沿著沿海公路南撤時，南京政府軍從側翼對十九路軍展開所謂「行動之艱苦與神速，俱達極點」的超越追擊，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指揮四路大軍以莆田、仙遊、安溪、同安、漳州等為目標，直插十九路軍後方。南京政府軍快速推進，全線潰退的十九路軍不斷遭到追擊部隊的堵擊，狼狽不堪。17日，南京政府軍先頭部隊已進至仙遊，次日，主力部隊到達。南京政府追兵和奪路而逃的十九路軍在仙遊、塗嶺一帶激烈交鋒，雖然南京政府軍未能在此完全堵截十九路軍並予以消滅，但衛立煌報告的十九路軍「蒙受巨創，士氣沮喪，致入於不堪再戰之境地」當非虛言。1月19日，蔣在日記中「定廿一日至廿二日對莆田、沙溪逆軍解決」。20日，莆田被南京政府軍佔領，十九路軍大部紛紛向泉州退卻。隨後，南京政府軍由廈門嵩嶼登陸，由此對泉州一帶的十九路軍形成南北夾擊態勢。蔡廷鍇見大勢已去，被迫離開部隊，所部隨即向蔣介石請降，轟轟烈烈的福建事變從大規模交戰開始到失敗不過半個月時間，此情此景，確如軍事發動前蔣對汪精衛所言：閩亂不逾一月，必可敉平。

蔣介石對十九路軍的超越追擊，大膽、凶狠，和其此時對壘紅軍的穩紮穩打恰成鮮明對照，讓我們感受到了通常表現得謹慎小心的蔣介石的另一面。蔣的這一選擇，和其對對手及環境的判斷密切相關。就實力和戰鬥力而言，他有拿得住十九路軍的把握，而環伺一旁甚至正窺其後方的紅軍的存在，也使其不能不盡速結束戰爭。更重要的，十九路軍和紅軍在國內政治生態上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關係網絡，面對紅軍時蔣政治上幾無顧忌，可以從容控制節奏，而對十九路軍則不得不防範其他地方實力派的聯繫呼應，必須防患於未然，快刀斬亂麻。因此，在同一時段，面對不同的對手，蔣介石完成了由碉堡龜行到超越追擊的轉換，其間既體現出兵無常形的道理，也是政治風雲詭譎多變的寫照。

日記非信史，不少的日記、回憶更往往成為誤導史學研究者的工具，但如果日記的主人不是完全藏起自己的內心純以假象示人的話，我們倒是常常可以從日記中感受到其他歷史資料中難以體觸到的心靈搏動。尤其像蔣介石，這樣一種地位、這樣一種性格、這樣一種經歷，幾十年的堅持，流露出來的，一定會有許多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