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電視劇《金婚》熱播，創造了空前的收視率。這讓人不禁聯想起新中國成立一年多就公映的電影《我們夫婦之間》。影片根據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妻之間》改編而成，因小說在1951年遭到了錯誤批判，致使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愛情題材從此成了文藝創作的禁區。《我們夫妻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篇小說，蕭也牧又為什麼會遭到錯誤批判呢？本文作者為作家出版社原副總編輯，經過採訪整理，他詳細講述了這一運動發展的過程。

《文藝報》編委陳湧 開了批判的頭一炮

蕭也牧原名吳承淦，1918年出生於浙江吳興，參加革命後改名吳小武。經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紹，輾轉到了五台山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隊伍。1939年開始以蕭也牧為筆名在《邊區文化》等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1945年8月入黨，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後，到團中央宣傳部工作，擔任《中國青年》雜誌副主編。正值而立之年，他接連創作了短篇小說《我們夫妻之間》、《海河邊上》和長篇小說《鍛煉》。

《我們夫妻之間》是新中國第一篇城市小說，主人公是出身於知識分子的幹部李克，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個人趣味，並努力培育勞動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樣去體驗城市生活。於是他們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會性的。男女主人公通過相互溝通理解、取長補短而達到了共識，增進了感情，重歸於好。

《我們夫妻之間》發表是得《人民文學》主編茅盾和小說組長秦兆陽的慧眼識珠。一刊出，幾十家地方報紙爭相轉載，並很快被改編成話劇、電影、連環畫……1999年，著名作家李國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說巡禮》一文中描述：「如果將文學比做一棵樹的話，新中國成立以後，短篇小說算是很快展開枝葉的品種。我還能記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學》雜誌上讀到《我們夫妻之間》（蕭也牧）的快感，這大概是建國後第一篇產生熱烈反響的短篇小說，很快在年輕人中間不脛而走，口碑載道……誰知，沒過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現了最早的霜凍。這種最初的『文學即人學』的開拓嘗試，很快被革命家們一篇篇聲嚴色厲的判決，嚇得噤口結舌。」

最先發表文章批評《我們夫妻之間》的「革命家」是陳湧。他在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批評蕭也牧入城以後寫的《我們夫妻之間》、《海河邊上》是「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前者誇張、集中地描寫了女主角的日常生活作風，把一個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幹部寫成一個粗惡醜陋的形象。他認為這是作者進入城市後，舊觀點、舊趣味的故我復萌。它反映了根據地文藝工作者，進城以後在文藝思想或文藝創作方面產生的一種不健康傾向的苗頭。

雖然陳湧的批評並沒有否定蕭也牧的全部創作，但其文發表背景卻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二十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執筆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嚴厲的措詞和尖銳的批評，震驚了整個思想文化界。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身為《文藝報》編委的陳湧錯誤地對當代作家開了批判的頭一炮。

一封無限上綱的「讀者來信」

進入 6月後，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在全國掀起了一個群眾性的運動高潮。在這樣緊張的形勢下，《文藝報》作為中國文聯委託中國文協主辦的機關報，覺得陳湧批判「蕭也牧創作傾向」的文章軟弱無力，沒有擊中要害。於是，在6月25日出版的報紙上發表了「讀者李定中」的來信：《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並在《編者按》中稱讚：「讀者李定中的這篇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並對陳湧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我們認為很好。」

李定中認為，蕭也牧「對我們的人民是沒有絲毫真誠的愛和熱情」，對女主人公張同志，「從頭到尾都是玩弄」！「因此，我覺得如果照作者的這種態度來評定作者的階級，那麼，簡直能夠把他評為敵對的階級了，這種態度在客觀效果上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對我們勞動人民的態度」。

他還認為，《我們夫妻之間》藝術上那些所謂「平凡生活」的描寫，簡直在「獨創和提倡一種新的低級趣味」。他不同意陳湧所說這種不良傾向是由於作者脫離生活，而是由於作者脫離政治！顯然，李定中文完全超出了文藝批評的範疇。

李定中究竟何許人也？三十年後他終於浮出水面，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馮雪峰。這是丁玲1982年5月21日在天津文藝界座談會上講話時予以披露的：「《人民文學》把這個作品（《我們夫妻之間》）當做好作品發表，當時我雖認為不太好，但沒有吭聲，沒有寫文章。後來我離開北京到南方，陳企霞找馮雪峰寫了篇文章，這篇文章立場是好的，態度是嚴肅的，但過分了一點，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報》編輯部開會，一位文藝領導人就在那裡說：《文藝報》的路線錯了。」

這裡的「陳企霞找馮雪峰寫了篇文章」即《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其中說《文藝報》路線錯了的「文藝領導人」，應是周揚。因丁玲與周揚的關係一向很緊張，她感到周揚對幹部和同志有親疏之分，對於那些對他有過意見的同志，始終保持著距離，冷淡，甚至對有些同志有戒備（比如馮雪峰、柯仲平、蕭三）。馮雪峰化名李定中寫評蕭也牧《我們夫妻之間》的文章，本來並不想保密，就因聽到周揚四處講《文藝報》有了偏向，她才告訴陳企霞不要說出來是馮雪峰寫的。這密一保就是幾十年，連蕭也牧至死也不知李定中為誰。

「總司令」丁玲親自出面「批判」

繼李定中的文章之後，《文藝報》又發了《蕭也牧怎樣違反了生活的真實》（葉秀夫）和《對小說〈鍛煉〉的幾點意見》（樂黛雲），但依然掀不起批判的高潮。8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主編丁玲就親自出面，發表了《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當時丁玲不只是《文藝報》主編，還是中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可以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她曾說過《文藝報》是「集中表現我們文藝工作部門領導思想的機關，是文藝戰線的總司令」。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她在毛澤東眼裡，算得上一個奇女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文藝報》大張旗鼓地批判蕭也牧，丁玲親自動手寫文章，體現了「總司令」親臨一線指揮戰鬥，「代表了整個運動的原則性的標準」。

丁玲的《作為一種傾向來看》是在頤和園雲松巢寫成的。「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由羅瑞卿陪同遊覽頤和園，順道來雲松巢看望丁玲。丁玲向主席匯報她正在寫的那篇《作為一種傾向來看》，並介紹了蕭也牧《我們夫妻之間》的基本內容。主席說，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由此談到團結、教育、改造幾十萬知識分子的問題。」由此可以看出這場運動背後的一些引人深思的問題。

丁玲這封「很有感情的、對蕭也牧是愛護的」公開信是這樣寫的：

你的作品，已經被一部分人當做旗幟，來擁護一些東西，和反對一些東西了……因此，這就不能不說只是你個人的創作問題，而是使人在文藝界嗅出一種壞味道來，應當看成是一種文藝傾向的問題了。為了保衛人民的文藝，現實主義的文藝，在一種正常的情況下前進，因此陳湧同志有了對你的批評……不管這些批評有沒有說透徹，但熱情地關心這些問題，這對於你，都是有好處的。因此，我也更覺得有責任來發表點意見。

丁玲說陳湧的文章沒有擊中蕭也牧的要害，是只批評蕭也牧個人創作的「小資產階級傾向」，而沒有從全局的高度，把蕭也牧上升到反對毛澤東的工農兵方向的口號的代表人物來加以批判。也就是說，她認為這是一個舉什麼「旗幟」和誰來舉「旗幟」的重大原則問題。

信末，丁玲的口氣變得更加嚴厲：「希望你老老實實地站在黨的立場，站在人民的立場，思索你創作上的缺點，到底在哪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知識青年，他們很快就會丟開你，而且很快就會知道來批判你的。」

由於注入太多的個人情感，使她在有意無意間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一如王蒙說：「把丁玲當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傷害過也傷害過別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就差不多『消滅』了蕭也牧；但主要是被傷害過。」

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

丁玲在復出後曾慷慨激昂地講過一番話：「 被『四人幫』打過的，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裡清楚，有的人雖說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為你不投『四人幫』……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們自己人劃的，二十多年的全國大報小報，雜誌、書籍，千萬篇文章，大批特批，還不臭嗎？」這「被我們自己人劃」為「極右分子」，在「五八年被打倒的人」，蕭也牧就是其中之一。

自丁玲的公開信一發表，蕭也牧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對他 「創作傾向」的批判，甚至延伸到他所在的共青團中央機關。尤其令他難以忍受的是，康濯在丁玲的慫恿之下，發表了題為《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試圖與蕭也牧劃清界限。連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都這樣顛倒黑白來批判蕭也牧了。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宣部長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蕭也牧看後深受感動，便寫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的文章，送給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學》的常務副主編秦兆陽。

在文章中，蕭也牧在回顧了《文藝報》對他小說《我們夫妻之間》的批判情況時，「多少有點對待敵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最後，說出了憋在心裡整整五年的話：「批評要恰如其分，要講究分寸，不要把錯誤提高到不應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須有』罪名加在他頭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

反「右」開始時，這位遭到中國文壇第一棒喝的人，自然難逃厄運。主持《人民文學》的常務副主編秦兆陽被打成了『右派』，他為蕭也牧修改並簽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的事被揭發出來，這就成了把蕭也牧也劃為右派的證據了。「文革」中，造反派又翻出這舊賬來批鬥他，折磨他。後來他活活被造反派打死，埋在一個亂墳崗上。

蕭也牧的死，令文學界的朋友們扼腕長歎，悲憤不已。尊蕭也牧為「恩師」的浩然就曾惋惜地說：「他遭了大難，在當代文學史上，扮演了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

1979年蕭也牧冤案平反後，他當年的同事張羽、黃伊編了本《蕭也牧作品選》，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請康濯寫序。康濯在序中，痛心地提到了當年的批判，說：「從今天來看，我認為那是建國初期文藝批評上一次『左』的偏向，並也可能開了先例，以致後來某些文藝批評和自由討論未能健康地發展，怕也與此有關。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該也是我們文藝批評可接受的教訓之一。」

近三十年過去，康濯走了，丁玲、陳企霞走了。當年領導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集團」的周揚也走了。我想，揭開新中國文壇第一場運動的內幕，對領悟半個多世紀來歷次文壇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該是有益的吧？

□摘自《世紀》

2008年第4期 石灣 文

從「不過是個開端」擴展成一場運動

就在丁玲發表《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的同期《文藝報》上，還刊出了該報記者的《記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座談會》。多數與會者對趙丹主演的《我們夫婦之間》進行了嚴厲批評。丁玲則在座談會總結時強調：「類似傾向的影片，我以為還有不少。今天這個會，不過是個開端。」

幾乎與此同時，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學研究所作第二學季「文藝思想和文藝政策」單元學習總結的報告時，要求學院們「從《武訓傳》、《關連長》、《我們夫妻之間》裡，討論無產階級的、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危害人民的東西」。那些天，她以批判蕭也牧為代表的 「創作傾向」為契機，在講話中公開點名批判了朱定的《關連長》、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盧耀武的《界限》等一系列 「壞作品」。

就這樣，在丁玲不斷的發號施令下，批判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12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在「讀者中來」欄目中，還發表了一位名叫「姜素明」的文章，指出 「在對於蕭也牧的不良的創作傾向廣泛地開展批評之後，《人民文學》卻始終沉默。這些錯誤之所以產生，我以為主要是《人民文學》的編輯人員，在思想上還沒有很好地分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界線，他們把刊物當作自己少數人的事，而並非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他們把自己的趣味和『尊嚴』高高地放在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

這就直接把矛頭指向了《人民文學》，甚至指向主編茅盾。在對蕭也牧「不良的創作傾向」廣泛地開展批評之後，《人民文學》卻始終保持沉默，「對於文學創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鬥爭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過問」，這也只有茅盾先生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