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萬曆年間，那時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館，充斥市廛，神女孌童，誘色賣身，媚藥秘方，大行其道，淫具褻器，公開買賣。而在街市集鎮，茶樓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術，淫穢文字，春宮圖畫，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擺。」

嘉靖年間，明世宗沉迷方術，有個道士陶仲文向世宗敬獻「長生藥」而得幸，官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兼支大學士俸，封號更玄，乃「神霄紫府闡范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是也。其實，這所謂長生藥便是春藥，時人早指出：「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就是說，所謂「長生」無非淫樂縱慾的體面用語。

陶道士不是第一個以秘方見幸嘉靖者，此前還有一個叫邵元節的同行，「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謚，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寵大遜陶。」不過陶道士的春藥倒真的很有效，估計效能不遜於當今的偉哥，故而皇帝和他幾乎是稱兄道弟，「見則與上同坐繡墩，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其荷寵於人主，古今無兩」。

那麼陶道士究竟是何秘方呢？沈德符在《萬曆野荻編》中有載：「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人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雲久進可以長生。」 也就是說，秘方可以讓皇帝金槍不倒，每晚馭女（服藥）N個，而且還多是10歲左右的幼女。「長生」的謊言下，掩蓋的乃是最放蕩最無恥的獸行。

既然皇帝的荒淫外面有一層延年益壽，甚至長生不老的包裝，那麼，荒淫也就有了政治上的嚴肅性，敬獻秘方乃至秘方見幸自然也就有了極為正當的理由——這可是功在社稷的愛國行為啊。大家不是每天都喊「萬歲，萬萬歲」嗎？現在皇帝要長壽，要萬壽無疆，誰敢反對？

縱慾既有道教的理論基礎，又得到了政治上的認可，可以用來交換權力財富。於是風氣蔓延，從宮廷到官府，而至民間，舉朝上下，爭談穢幉。春藥、房中術上可以登龍，下可以致富，一時間成了為社會所追捧時尚。陶仲文之後其他的如應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參議顧可學等，皆以進方藥而得飛黃騰達。御史萬安「初因年老病陰痿，得門生御史倪進賢秘方，洗之復起，世所傳為洗御史是也」，靠敬獻這個秘方，此人居然一度爬到內閣首輔的位置。

萬曆初，抗倭名將譚綸「受其術於仲文，時尚為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相」，結果一躍而為大司馬。不過他的秘方不太到家，「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自揣不起，遺囑江陵慎之」。另一位聲名更為卓著的戚繼光也曾幹過同樣的事，然戚繼光搞來的春藥比譚綸的更猛，「藥雖奇驗，終以熱發，（張）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雖承命賜暖耳，無一人敢御。」連張居正這樣清醒精明而有大才幹的政冶家在慾望上都顯得如此貪婪，就不用說其他一班隨波逐流的政府官員了。正所謂「蓋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一時聖君哲相，俱墮其彀中」。

對那個縱慾時代，李文先生在其《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中這樣寫道：「要是能通過時光隧道，回到萬曆年間，那時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館，充斥市廛，神女孌童，誘色賣身，媚藥秘方，大行其道，淫具褻器，公開買賣。而在街市集鎮，茶樓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術，淫穢文字，春宮圖畫，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擺。因此，實際上全社會對於淫蕩，已到了毫不以為羞恥的田地。」

我發現一個現象：大抵道德萎靡，世風日下的時代，人最基本的原始慾望是最為膨脹的，這是因為歷經長期嚴酷的專制政治重壓，時代精神喪失了積極進取，只餘下了輕狂浮躁。人們對眼前的處境不滿，對未來又不報希望，也不再對國家的前途和自己建功立業存有幻想，況且，道德規範一般首先是作為被社會共同認可的規則出現的，若人們連對社會的歸宿和認同都沒有了，自然無法指望他還會遵守那些戒律。於是，喪失了信仰和理想之後，享樂成為生活的依藉，慾望成了生活的目標，在此之下，人性的原始本能被放大了，迅速膨脹了，人們越來越多地去追逐聲色。以此作為回歸個體的基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