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臣秦檜：秦檜是南、北宋期間的一個傳奇人物，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漢奸、賣國賊。近來，有部分學者為秦檜翻案，他們認為，秦檜只屬於主和派、權臣，而不是投降派、奸臣。

　　認為秦檜是投降派、奸臣的主要根據有以下幾點。

　　一、1130年秦檜從金國回來，即多次宣揚「如欲天下無事」，「河北人歸金，中原人還劉豫」。所謂「劉豫」，即金人扶植的大齊皇帝，當時以河南汴京為都城。對此，趙構當然不高興，宋帝趙氏祖居河北涿縣，他說：「我是北人，我歸到哪?」1133年，金國使者李永壽來南宋時也提出，要南宋歸還在南方的北方士民。可見，秦檜的提法，只是在宣揚金人的主張，即使明知道趙構不高興，他也不得不說。

　　二、第一次紹興議和後一年半，金國主戰派發動政變，殺死了主和的完顏宗磐和撻懶，再次進攻南宋，宋軍在三個戰場上進行了抵禦和反擊。川陝戰場的吳璘阻止了金人凌厲的攻勢;東路戰場韓世忠、張俊出擊，攻取了海州、宿州和亳州;中路軍在岳飛、劉錡的率領下，大破「鐵浮圖」和「拐子馬」，連續取得順昌大捷、郾城大捷和朱仙鎮大捷，以致金軍不得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哀歎。可正在這個時候，秦檜下令班師，對岳飛連下十二道金牌，接著就解除了三大將的兵權。這時，第二次議和尚未達成，急忙退兵，只能是有利於對手，使宋人在軍事勝利的態勢下，仍然同金人簽訂了屈辱的和約。這是秦檜為金國利益服務的第二個例證。

　　三、殺害岳飛。從歷史記載上看，金人在南宋諸將中，最忌岳飛。金國元帥兀朮給秦檜的信中說，你不斷說和議和，而岳飛還要北伐，「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秦檜正是按這個指示辦的。1141年十月誣陷岳飛下獄，十一月和議，十二月岳飛死，次年三月，金國使者來冊封趙構為宋帝。

　　所有事實證明，秦檜是金國在南宋實際利益的代理人。但也有人認為，秦檜只是個明大局、識大體的主和派，把他說成是投降派和賣國賊，是沒有根據的。

　　一、自北宋建朝以來，納幣議和一直是宋朝的國策和政局的主流。清人趙翼說：「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以不和議而亡。」「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琦)范(仲淹)名臣，猶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是，況南渡乎?」北宋名相寇准對遼，韓(琦)范(仲淹)對西夏，都以議和納幣了事。而當前的情況是，金人的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了遼和西夏，而南宋則立足未穩，經濟困難，文武不和，遠弱於北宋。更重要的是，皇帝高宗趙構一心求和，秦檜縱有三頭六臂，能不按高宗畫下的框框納幣議和嗎?因此，近人陳登元先生也認為：「秦檜在偷安半壁，中原殘破之時，其所以力主和議，實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

　　二、紹興七年(1137)，撻懶在金國主政;八年(1138)，秦檜在南宋主政，雙方開始了議和談判。最後達成協議：第一，宋向金稱臣，許每歲銀五十萬兩、絹五十萬匹;第二，金將原屬宋的河南、陝西等地交還給宋;第三，金將宋徽宋的棺材(此時徽宗已死於北方)和欽宗、韋後(高宗生母)交給宋。

　　上面說過，納幣求和歷來就是宋人的傳統，當時金國國勢遠強於宋，稱臣納貢是歷史上弱國向強國求和的必要條件，並不是秦檜的發明。以名義上的稱臣和納一些貢，反而能收回一大片土地，不能說成是賣國。相反，河南、陝西等地早已被金人佔領，他們在那裡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號曰「大齊」。議和後，撻懶將偽齊廢除，把地跨兩省以上的土地交還給了宋朝。

　　雖說仍有許多人不滿意同金人化解世仇，但對兵不血刃地收回這麼大的一片土地都是高興的。

　　就是岳飛，也很欣賞這次和約的條款，並以為和平有望，打算就此辭職。他在呈給高宗的《乞解軍務第二札子》中說：「今講好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情，無避事之謗。」(岳珂《鄂國金佗稡編》)正因為如此，金人把主持議和的撻懶看成是叛國者和賣國賊，《金史·宗弼傳》載：「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結果，金熙宗命令宗弼(兀朮)追殺了撻懶，撕毀了和約，再次向南宋進攻。

　　可見，在金人眼裡，這個和約對南宋有利，對金人不利，以議和來派秦檜賣國罪名，是不符合當時的實情的。

　　三、兀朮滅了金國的主和派撻懶後，背盟攻宋，但是，卻遭到了宋軍的堅決抵抗和無情打擊，詳情前已述。於是，雙方在紹興十一年(1141)再次議和，其條款為：第一，宋向金稱臣，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第二，雙方以淮河為界;第三，金交還宋徽宗的棺材和韋後。

　　同上次議和條款相比：南宋稱臣未變;銀子和絹每年少了一半，但收回的土地卻只有上次和議中的一部分，雙方變成以淮河為界了;趙構死了的父親和活著的母親照樣回，他的兄長欽宗卻是回不來了。這一協議雙方各有讓步，但從總體來看，仍然談不上南宋被賣了多少，最基本的是，南宋的地盤在自有的基礎上並沒減少，而是擴大了些，只是後一次協議不如前一次協議得到的更多而已。

　　宋朝失掉半壁江山，罪過在於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秦檜只不過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以淮河為界來息解金宋之爭，為剛剛建立的南宋政權的鞏固贏得時間。議和之後，已經打過淮河的金人退到了淮河以北。

　　議和不等於賣國。李世民向突厥稱過臣，劉邦向匈奴納過幣。北宋初期，由寇准主要參與的澶淵之盟，許給遼歲貢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開北宋納幣之先河，但我們從來沒有據此就說寇準是投降派，是賣國賊。

　　其實，真正主和、誤國的，是皇帝趙構。趙構是個很聰明的皇帝——有的人甚至說他「英明」——他牢牢地掌控著朝局，秦檜只是他的一顆棋子，一隻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鷹犬，秦檜忠實地執行趙構的意旨，因而也就成了朝臣中主和派的領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

　　四、要評價秦檜，岳飛的死是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有人認為，岳飛之死既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他個人的悲劇。

　　所謂時代的悲劇，是指當時的現實環境與敵我力量對比不允許他實現其雄心壯志。岳家軍雖然能打，但取得的勝利畢竟是局部的，作戰環境也僅限於所熟悉的中原地區。另外金國還擁有大量的騎兵主力，越往北打就會越困難，可以說勝利的希望不大。之前，有宋太宗兩次伐遼的失敗;之後，也有宋軍自認準備充足大舉進攻金國的慘敗。更重要的是，他的主戰觀點和當時的國家政策相衝突。那是一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皇權時代，岳飛的主戰妨礙了皇帝老子的議和大局，他能不被滅嗎?

　　所謂個人的悲劇，是指他個人的性格缺陷。岳飛被殺不是因為他能打勝仗，而是因為他打了勝仗後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說話無避諱。朱熹說他「恃才而不自晦」，也就是不善於保護自己。特別是有兩件事直接觸犯了皇帝高宗，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

　　一是，紹興七年(1137)四月，因高宗在軍事編制、北伐等問題上出爾反爾，岳飛竟耍小性子，辭職不幹，一怒之下上了廬山。高宗視其為「要君」，因大敵當前，不得不好言勸撫其下山，但他已為自己的被殺埋下了禍根。

　　二是同年八月，岳飛奏請立儲。首先，立儲之說挑明了高宗的隱痛。那時高宗才三十歲，膝下雖無子，但立宗族之子為儲君為時尚早。據傳，高宗逃亡之時，因驚恐過度，失去了生殖能力。岳飛的立儲之請，觸犯了高宗諱莫如深的「性無能」的忌諱。其次，武將不得干預朝政是宋代的祖宗家法，岳飛擁重兵而高談廢立大事，絕對地違反了官場的潛規則，叫立足未穩的高宗不得不膽戰心驚。

　　當時，岳飛控軍二十萬，是南宋王朝軍隊的一半，且兵強將勇，足以對高宗的地位構成嚴重的威脅。但他不自收斂，違背了「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準則，有時執行命令遲緩，以致在對他的訴訟狀裡，有「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留不進」之語。這當然是誇大之詞，但在高宗眼裡，岳飛的確有擁兵自重之嫌。特別是郾城大捷之後，連續十二道金牌才把他召回，也就是說，他連續十一次抗旨。值此多事之秋，一個擁兵自重、不聽聖旨的將領能留著嗎?僅從王朝和皇帝的個人安危而言，趙構不可能不殺岳飛。所以說，起心殺掉岳飛的是趙構，身為首相的秦檜，只是個必然的執行者而已。

　　據《刑部大理寺狀》，捲入岳飛詔獄案的共計九人，由秦檜、萬俟契所擬的判決預案，是「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看來，秦檜等人還想留岳雲一命，而且判的僅是徒刑，低於流刑一等，預留了加刑空間。但是，高宗的最後裁斷是：「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兵將防護。余並依斷。」

　　將岳雲由徒刑超越流刑，定為斬刑，完全是高宗的狠毒，趕盡殺絕，應與秦檜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