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與斯大林俄語交談遭毛澤東訓斥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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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與斯大林俄語交談遭毛澤東訓斥

2016年03月07日 名人軼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27 次

活動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澤東,轉為斯大林———陳伯達。陳伯達大為風光,毛主席靠了邊!當天晚上,主席一進門就不高興地對我說:「讓陳伯達到我辦公室。」




本書是由毛澤東衛士李家驥與作家楊慶旺合作的紀實文學作品。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詳細介紹了李家驥在毛澤東身邊13年的經歷。下冊描述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董必武之間的友誼;毛澤東和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以及羅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的「兒女私情」;毛澤東一些與眾不同的習慣特性,等等。內容真實,文筆生動,並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本報特摘選其中一章,以饗讀者。


陳伯達


陳伯達來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雙筷子



陳伯達是1938年從北平到延安的。這位1927年入黨,在蘇聯鍍過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傳部長,還在大學教過書的人,最初並沒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討論會上他的發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並把他調到身邊工作,而陳伯達又以自己的才華和工作成績贏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從而一步一步邁入中共領導的高層。



主席在雙清別墅時,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裡散步。陳伯達來了,走了幾步,說:「主席,最近華北的《人民日報》發了一個文件,你看過嗎?」



「什麼文件?」主席感興趣地問。「不應忘記的歷史。」陳伯達馬上回答。「我沒注意。」主席說,「能不能找來我看看。」



「可以。」說著他到主席辦公室把那份報紙拿過來遞給主席。



陳伯達見主席看看報紙又看看他,於是便小聲地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說:「你回去再寫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軍渡江作戰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準備吃飯,陳伯達來電話要來主席處研究材料。主席馬上答覆:「讓他來。」並對我說,「再加一雙筷子,讓伯達在這兒一起吃飯。」



不一會,陳伯達來到主席處。主席讓他坐在對面,並示意一邊吃飯一邊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準備好的三四頁稿紙遞給陳伯達,並交待說:「材料形成一個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補充。」



他們吃飯時間和交談的時間不太長,大約半小時。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進軍令,陳伯達看完草稿後表示:「我沒有文字補充。」主席笑笑對陳伯達說:「你沒補充,我再徵求老總、恩來的意見,他們沒有意見就定稿了。」



從這件事,我感到主席對陳伯達是很信任的,這麼重要的文獻都徵求他的意見。陳伯達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確實參與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兩批陳伯達



那時主席對陳伯達要求也是嚴格的,一旦出了問題主席的批評毫不客氣。主席訪蘇時,一天,斯大林會見主席,陳伯達、汪東興等陪同。當時陳伯達以學者教授身份出現。在會見中斯大林忽然對陳伯達說:「陳教授我曾讀過你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懂俄語的陳伯達還沒等翻譯譯出漢語,就露出笑容,非常高興地與斯大林對起話來。



斯大林拿起酒杯,來到陳伯達面前說:「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志乾杯!」



陳伯達也站起來:「為全世界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志乾杯!」



活動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澤東,轉為斯大林———陳伯達。陳伯達大為風光,毛主席靠了邊!當天晚上,主席一進門就不高興地對我說:「讓陳伯達到我辦公室。」



在我給主席沏茶時聽到主席訓斥陳伯達:「你是個共產黨員,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是代表黨和國家來的,你應當知道自己的身份,這是政治、外交場合!」



大約20分鐘,陳伯達哭著出來,他低著頭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兩小時後,主席把我叫去,讓我看看陳伯達在幹什麼。我悄俏通過門縫往陳伯達房間看,見他一邊吃餅乾一邊哭。我回到主席房間,對他匯報說:「伯達同志正在哭。」



「也好,讓他找找教訓,長長見識。」我沒敢說陳伯達還在吃餅乾,怕主席不高興。



大概陳伯達受到主席嚴厲批評,感到太沒面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館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陳伯達研究工作,發現他「失蹤了」。我馬上向葉子龍報告。葉子龍拉著我,各房間找,又問了門衛和有關人員,才知道他去了使館,通過電話核實確有其事。我們向主席報告了情況,主席指示:「讓伯達回來。」



陳伯達只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團的駐地。回來後,他說想和在蘇聯的孩子住幾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頓批評:「這次出國不是個人行為,你太無組織無紀律了!今後必須加強紀律性,凡有事離開駐地必須向我請假。」主席不僅兩次當面批評陳伯達,還指示:「代表團同志之間就陳伯達的問題交流意見。」實際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大家共同吸取教訓。



「伯達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剛到北平時住香山,幾個月後搬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最初陳伯達住頤和園。因為主席經常找他,陳伯達也搬到中南海。開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裡,後來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個四合院組成,他住一個院,另外兩個院子住的是熊復和周揚。



一天主席帶我和警衛戰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對我說,我們順便看看陳伯達。



我和主席說說笑笑,一會就走到陳伯達家門口。主席親自敲門,大聲喊道:「陳伯達在這兒住嗎?」沒有動靜,王振海又敲了一陣門:「伯達同志開門啊!」



不一會,陳伯達披著上衣,穿著拖鞋,歪戴著眼鏡出來開門。當他看到是主席來了,很是吃驚,連忙說:「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裡就行,怎麼還勞駕主席到我這兒。」



「我們出來散步,順便到你這裡看看,搬家以後還沒來過,住的房子還行嗎?」主席說著就往屋子裡進。



「還好,還好。」陳伯達有些不知所措。我們走進陳伯達辦公室:只見東西不多但很亂,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書、報和文件。



「這就是你的辦公室嗎?」主席上下左右環視一周後問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沒住好。」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



主席安慰說:「我們的伯達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讓小李、小王幫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謝謝,謝謝。」陳伯達不好意思地說,馬上動手歸攏書刊。「哎呀,我忘請主席坐了。」陳伯達這才想起來請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給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說:「像個雞窩,請主席別見笑。」



主席朝陳伯達笑笑,接過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說:「伯達,馬克思在《資本論》有這樣一段話,你幫我找找。」說著主席從口袋裡取出一張寫著字的紙條遞給陳伯達。



陳伯達接過紙條,看了一遍,便從書架上取下《資本論》,翻了幾下便找到了,並對主席說:「主席,你看是不是這一段?」



主席接過書一看:「對,就是這一段!讓小李把書給我帶回去,用完再退你。」



陳伯達確實有才華,在多年的毛澤東秘書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於後來他在政治上犯了錯誤,這畢竟是後來的事,我們應有分析地、客觀地、歷史地看待他。



他與主席討論的觀點被提煉到憲法中



主席對陳伯達嚴格,也很關心他。大概在陳伯達被批評後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讓田師傅搞點吃的,我不解地問:「主席不是剛吃過飯,怎麼還搞飯?」



「給伯達送去。」主席解釋道。我找到田師傅問:「這有飯菜嗎?」「有,是給主席準備的。」「主席讓我給伯達送去。」



田師傅便把給主席備用的飯菜放在一個大銀盤子裡讓我端走。我敲敲陳伯達的房間門,他果然沒休息,還伏案寫材料。我把盤子放在桌子上,解釋說:「這是主席讓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陳伯達好像還沒反應過來,反問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說這是田師傅給主席準備的飯菜,請你先用。



「啊,主席考慮真周到,謝謝主席,謝謝主席。」陳伯達激動地說。



陳伯達用完飯,自己把盤子送給田師傅。他回房時正好我們在走廊相遇,他問:「主席休息了嗎?」我說:「沒有,剛才還問我給送飯了嗎?」他眼裡含著淚水,再次激動地說:「謝謝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帶著幾位秀才住石家莊一個招待所,在這裡編《毛澤東選集》。一天,主席和陳伯達一邊吃飯一邊談問題,主席說《三國演義》中有這麼一段說諸葛亮的話,你有什麼看法?陳伯達說對這段話有爭議。主席讓他把這段話找來。吃完飯我們一同回主席房間,陳伯達拿來《三國演義》,只翻了兩下就找到了那段話並遞給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帶一個班子到杭州起草憲法。一天散步時,主席說:「我們要制定的這部憲法,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也不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憲法。」陳伯達說:「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們可以吸取它們的精華但不能照搬。資本主義的憲法是反映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蘇聯憲法是反映蘇聯情況的,我們的憲法是反映現階段中國情況的。情況不同憲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說:「伯達,你把剛才我們談的觀點再深入研究,細化一下,整理出一個材料,作為我們起草憲法工作的指導思想。」據說後來憲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話,就是這次兩人討論的結論。

胡喬木



主席讓食堂給喬木改善伙食



胡喬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總編輯。主席的大秘書中,當時第二號人物應是胡喬木。



七屆二中全會為我黨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制訂了相應的方針政策。喬木從主席秘書、宣傳部和新華社領導的角度參與全會工作。



中央機關從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負責機要室的車的看押,同時照顧主席、子龍、喬木等領導同志的孩子。一路上,喬木和他愛人把我當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溫暖,很融恰。



在雙清別墅,初入中南海時,喬木和伯達、家英等經常在主席那裡。



一次喬木在主席辦公室研究問題,總理來找主席有事,喬木主動退出迴避。等總理辦完事走後,主席才發現喬木沒在屋,就按電鈴召我,我在會議室裡發現喬木坐在沙發上睡著了。他太疲勞了,我沒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況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對,讓他睡一會兒吧,好幾天沒睡好覺了。」



過了一會兒,主席出了辦公室散步,他從東走到西,又從西走到東,在院子裡走了幾個來回。大約又過了十幾分鐘,他終於著急了,讓我叫醒喬木。



我來到會議室輕輕叫醒了喬木。喬木醒後,拍拍腦袋,後悔地說:「我怎麼睡著了,真誤事了!」他快步向主席辦公室走去,又開始了工作。



主席對秘書是關心的,他曾對葉子龍說:「這段時間喬木、伯達等同志太累,我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你告訴食堂給他們改善一下伙食,這樣下去身體吃不消。」



「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



一天夜裡我值班,主席按電鈴傳我。我馬上到主席臥室,見他穿著睡衣來回走,看我進來,說:「叫喬木來。」



我馬上回值班室往喬木家打電話,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說主席有急事,請他馬上到主席處。喬木匆匆忙忙來到主席辦公室。



「喬木,你怎麼搞的,昨天讓你修改的材料怎麼還沒給我?」



「我親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別人收拾東西給動了。」



「我怎麼沒看到呢?」主席半反問半自語地說。



這時葉子龍拿著一份急電走來,見對主席說:「有份急電,你先看,我們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電報,簽字後交葉子龍,又說起埋怨的話。葉子龍放好電報,說:「白天我看到報紙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夾在哪報紙那裡了。」邊說邊一張張翻報紙。



果然,葉子龍在一張報紙裡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臉上露出笑容:「還是子龍有經驗啊!」



「喬木,這事不怪你,是我錯了。」主席回頭說。喬木緊張的表情平靜了下來。



1949年6月,主席和喬木等正忙於籌備政協會議。喬木負責主席秘書工作,又負責宣傳和新聞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筆,如著名的《共同綱領》就是他反覆修改定稿的。期間他感冒了,連著兩天沒到主席處,主席有些著急了,因會議正在節骨眼上,他離不開喬木。大概是喬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傳染給主席,就讓機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給主席。主席雖然拿到喬木轉的材料,這和一起交流,隨時詢問,並一起研究問題大不一樣。他著急地對我說:「喬木是累病的,但是現在我離不開他,我們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來到喬木辦公室。「喬木,把你累病了,看過醫生嗎?」一進門主席關切地問。「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礙大事,能堅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處,怕傳染給你。」「工作離不開你啊,邊治療邊工作幾天吧。」主席說完又指示我:「告訴王鶴濱大夫,一定治好喬木的病。」



喬木與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關心。主席對喬木這樣,喬木對主席也是這樣。一天後半夜,喬木拿著一沓稿子匆匆來到菊香書屋,說請主席審稿。我說主席剛服藥睡了,先別打攪他了。喬木點點頭表示同意。他拿著稿子在菊香書屋院子裡來回走,也不和我說話。



過了大約20分鐘,徐業夫拿著急電也來了。我把主席剛睡下和喬木也在等的情況告訴了他。「你也有急事?」徐業夫問喬木。



「有一份明天發表在新華社的電稿請主席審定。」喬木答道。



我看看兩人著急的樣子,怕擋駕時間長真誤了事,我要負責任,於是問他兩人:「主席睡了40分鐘了,你們一定叫還是不叫?「還是驚動主席吧,因為事情太急了。」徐業夫是主席的老秘書,知道事情如何處理。



於是我帶他們兩人一同進主席臥室。我輕輕說了一聲:「主席,有重要事向你報告。」大概安眠藥正發揮作用,主席沒被叫醒。我一邊拉被角一邊再次大聲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沒辦法啊!什麼事?」他似乎還沒全醒過來,半閉著眼睛說。



喬木遞上新華社的電稿。主席坐在床上,接過稿子,這才完全醒過來。「這一稿改得好,可發。」說完用鉛筆簽上字。



把稿子退喬木後又接過徐秘書的電報,他看兩遍,皺皺眉頭,才簽了字退給徐業夫。



主席休息不好,總理規定誰都不能打擾主席睡覺。後來主席說:「有重大問題需要我知道、我決定例外,否則拿工作人員是問。」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葉子龍、胡喬木的孩子與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訥在玩耍。主席起床後正吃飯,孩子們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主席聽後問李訥:「你們唱的什麼歌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李訥理直氣壯地回答。



「這句話不對啊!」主席糾正說。「爸爸,你說的不對,我們老師就這麼教我們唱的。」「李訥,和你爸爸爭論什麼呢?」喬木從外邊進來聽到他們在爭論就問道。



李訥搶先說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氣對喬木說:「你來的正好,我看這句歌詞真應改一改。你們想想先有共產黨還是先有中國?先有中國後有共產黨嘛。」「主席說的有道理,這首歌在延安時就這麼唱的,已經習慣了。」喬木考慮了一下說。「彼一時,此一時。現在不能這麼唱了,有錯就改嗎!」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對啊,現在是新中國了。新中國可是共產黨建立的。」喬木一邊思考一邊說。「好,加個新字就行了。」主席受喬木啟發,就這麼敲定了。喬木也表示同意。



從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一直唱到現在。



喬木為幫助主席起草憲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憲法,帶了一個小班子,喬木是重要成員之一。臨走時喬木對我說:「把主席常看的和這次工作用的書帶著。」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書,但工作用書我卻不知道。我對李銀橋和馬武義說了,機靈的馬武義說:「那就請喬木同志給拉個書單子,準沒錯。」



我對喬木一說,他當即答應,立馬就寫,同時還囑咐我讓主席看一下有沒有遺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時請他審一下書目。主席從上到下看了一遍,滿意地說:「小李你考慮得挺周到,我看就這些。」



我馬上解釋:「主席,這是喬木同志拉的單子。」「我說小李的水平怎麼提高得這麼快,原來背後有人幫助!」主席開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達、喬木、家英在讀書、讀外國憲法、研究本國歷史的基礎上,開始起草憲法。執筆人主要是伯達、喬木、家英。三人分別起草,經主席審閱後,以為喬木和家英的稿子較好,便在這兩份稿子基礎上再修改。



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了。喬木累病了。在主席關懷下,他去蘇聯治療。1950年4月,我們從蘇聯回來不久,喬木和主席談訪蘇的情況後說:「有件事我向主席匯報,在你訪蘇期間,經我提議、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藝處任處長。」



「你怎麼能提這個建議呢?文藝處是個新工作,她身體又不太好,很難做好這項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馬上明確表態。



「這個事已經定了,我們考慮江青同志很早就從事過文藝工作,有一定的實踐經驗,以後又從事或經常接觸電影和文藝工作,相信她能勝任這一職務的。」



「你們定了,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主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孫勇、李德華和我都送過江青上班。她的職務是處長,不是有人說的副處長。但江青上班時間不長,就不去了,一是身體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訓歷史調查、參加土改,再往後就到蘇聯治病去了。



現在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當時雙方的觀點,我覺得都沒大錯。江青對文藝工作是熟悉的,參加工作的資歷也比較深,況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處長,職務並不算高。喬木對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從1950年到1954年一直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安排江青這一職務,而且又經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意,都沒有問題。而主席反對,一是文藝工作是一項新工作,江青雖然過去接觸過文藝,但指導全國的文藝工作,其業務知識肯定是不夠的;二是她身體不好,怕堅持不了工作。實踐證明主席說的是對的。



「文革」前,江青的職務和工資與同期入黨、參加革命的同志比並不高。1954年她的工資是十四級,沒有葉子龍高,後來兩人拉平了。「文革」當中的大變化,是後來的事。

葉子龍



毛主席的「大管家」



葉子龍是主席的五大秘書之一,他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處是,他是主席機要秘書,同時又是中央軍委機要室主任。



葉子龍是湖南瀏陽人,1930年13歲時參加紅軍。1935年10月任紅一方面軍機要股長,1936年紅軍東征,機要股升格機要科,他任科長。從此由他直接送電文給主席,與主席認識。以後幾十年裡他一直在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轉戰陝北時還出任崑崙縱隊的參謀長。



我剛到主席身邊,一天主席對我說:「找葉科長來。」我對主席的湖南口音還缺乏辨別能力,「葉科長」聽成「煙口袋」。我心想,主席現在不抽旱煙,要煙口袋幹什麼?而且我也沒聽說過他的煙口袋放什麼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問主席,只好回值班室問李銀橋等老同志。「銀橋同志,主席要我找煙口袋是怎麼回事?」我小聲問。



李銀橋笑了:「主席在延安時就不抽旱煙了,怎麼又想起要煙口袋呢?」馬武義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去問問主席。」很快馬武義回來了,他得意地說:「我說你聽錯了吧,主席說『叫葉子龍來』,你聽成了『要煙口袋來』,差了十萬八千里!」



他倆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葉科長。」



剛要去找葉子龍,他來了。馬武義馬上把剛才的事對他說了一遍。葉子龍也笑了,用手指著我的腦袋:「你這個小東西,以後要注意,不然還會出笑話,更主要的是會誤正事的!」說完朝主席房間走去。



一天下午,葉子龍帶來兩個女孩子。他見主席正在房間辦公,便大聲喊道:「主席,你看誰來了?」「啊,我的嬌娃回來了!」主席大步來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邊拍後背一邊高興地說:「嬌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懷裡小聲說。



這時我才知道這是主席的女兒嬌嬌。葉子龍這幾天沒在家,原來是到外地接嬌嬌去了。



大家都為父女團圓而高興。這時葉子龍小聲對主席說:「賀怡同志也來了,是否見一見。」「當然要見,請她來。」主席痛快地說。葉子龍又去請賀怡去了。



他請主席來打牌,主席也「耍賴」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當時我們都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裡。由於中蘇會談尚未打開局面,主席心情不好。這一天,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籌劃,吃了長壽麵,看了電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間。葉子龍、汪東興、師哲等正在玩撲克,葉子龍問我,主席幹什麼呢?我說練字呢。他讓我叫主席也來玩撲克。我知道這是葉子龍想讓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參謀長說請你去玩撲克,就缺一個人了。」我怕主席不來,只好說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說;「這麼嚴重,非我莫屬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葉子龍等見我把主席搬來了,馬上重新組局,葉子龍和汪東興一夥兒,師哲和主席一夥兒。我知道葉子龍和汪東興好玩賴,就仔細盯著他倆的動作。玩了一圈,果然他倆贏了。贏了當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對師哲說:「我們要加把勁,還要注意有人搗鬼。」「對,我們要立規矩,不能玩賴,否則不算。」師哲明確提出問題。



葉子龍和汪東興也迎合著說:「對,大家都要守規矩。」



第二把開始了。我站在主席身邊,發現他抓牌時一下子抓了兩張,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煙灰送回去,而且連續兩次。這樣主席的「實力」就大多了。這一圈他和師哲遙遙領先,並扳回了敗局。葉子龍產生了懷疑,也提醒對家:「東興,我們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應提高警惕!」主席高聲喊道。我心裡明白,憋不住笑了。



葉子龍大聲說:「主席肯定搞鬼了。」「你們才搞鬼了,你說我搞鬼拿根據來!」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驥可證明。」葉子龍強硬地回答。「李家驥只能證明你們搞鬼,對吧?」主席堅決回擊,邊說邊會意地朝我點頭。



我心裡明白,在這種場合我只能「裝傻」。「都沒搗鬼!」我高聲說。



在場的人都笑了。葉子龍曾多次對我們講:主席工作太累,能想辦法讓他分散一下精力,放鬆放鬆,多休息一會兒,是我們工作責任,也能顯示我們的工作水平。



葉子龍發明了「圈閱」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問起東北方面調查土改和討論規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喬木說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評負責收發文件的葉子龍:「為什麼不及時送給我看?」而葉子龍卻對此無印象,說「大概還沒來吧」。胡、葉說法不一,主席讓葉子龍去找。



葉子龍馬上翻箱倒櫃地找,結果真的從文件堆找到了。他見電文上畫了許多勾,當時領導人閱看電報、文件後,都在第一頁上畫一個勾,表示已閱。所以葉子龍不強調材料收到與否(材料找到了)而強調「這份電文您確實看過。」主席更不高興,仍堅持說:「我根本就沒看過!」因為電文上只有多個勾,並分不出哪個勾是哪位領導人畫的。



結果各執一端,雙方僵住了。這時喬木說:「看來畫勾這種方法有缺欠,很多領導看了都畫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誰畫的了。這個責任也不全在子龍身上,光憑腦子記不行。」「好吧,子龍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以後領導怎麼履行閱文手續,要簡便,省時間,又能避免以前的問題。」主席也平靜下來,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並提出要求。



葉子龍冷靜思考了這件事的前前後後,根據這次教訓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設計了一個方案:根據文件的閱讀範圍,打上應閱文的領導者名字,凡閱過文件的領導人在自己名字上畫個圈,這樣領導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瞭然,履行這個手續領導者也不費事。這個方式很受領導者歡迎,逐漸成為一個制度。



「買表事件」的風波



1954年初,主席帶著我們在杭州研究起草憲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對汪東興、葉子龍說:「過去我們繳了國民黨一批手錶,存在庫裡,總放在那裡也沒意義,我們準備處理了。你們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很需要掌握時間,但有些同志還沒有表,我想處理給你們一部分,請你們統計一下。」



葉子龍徵求我的意見時,我也登了記。幾天後,除葉子龍等少數人沒買,大部分工作人員一人買了一塊處理的手錶。我得到的那塊手錶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錢。



對這件事,當時我們以為很正常,沒覺得有什麼問題。雖然帶有「優先」的因素,畢竟大家都花錢了。沒想到主席對這件很不滿意,批評了汪東興、葉子龍。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發現我手腕上有表,便問我:「家驥在哪個商店買的手錶?」「不是在商店買的。」我回答說。「從哪兒買的呢?」主席有點奇怪地又問。我只好照實匯報。



第二天,主席把汪東興叫去批評道:「你們跟我到杭州,為什麼不考慮影響?當地處理東西為什麼不給當地人而給你們。如果不是你們的特殊身份能是這個價嗎?以後絕不允許發生這類事情。」接著主席又叫葉子龍,問道:「這次買表,你也買了嗎?」



「我有表,沒買。」葉子龍如實回答。「這就對了。但你們是負一定責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響,還應使大家都做好。」



這件事給汪東興、葉子龍和我們敲了警鐘,大家都比較自覺地注意這類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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