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法拉赫率團出訪中國時在中南海與中國領導人合影

　　代表國王出訪中國

　　1972年9月，有一項重要的任務落在了我的肩上，即去中國訪問以恢復邦交來對抗蘇聯不斷擴大的影響。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中伊兩國長久貿易往來的象徵，這種聯繫因中國當時的形勢而突然中斷。國王很想同這個偉大的東方國家恢復外交關係。1970年，他派出了一個重要的特使前往北京，那就是他的孿生姊妹阿什芙拉公主，當時她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主席。中國領導人對伊朗這些友好的舉動做出了積極的反應。

　　國王本想親自去北京，但是有一個禮節上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生病了，不能接見他，這種情況下，率團進行十天訪問的責任就交給了我。

這是激動人心的一次訪問。

我下飛機時周恩來總理已在等待我們，我們的周圍是幾千張年輕的笑臉，他們身穿鮮艷的衣裳，手裡舞動著標語，嘴裡唱著歌曲。我想這應該就是正式的歡迎儀式了吧，但是我錯了。當我們到天安門廣場時，他們讓我乘敞篷車，那時我看到了一律穿著灰色制服的幾千個男男女女，還有衣著艷麗的孩子，所有人都舞動著標語，站滿了我們要經過的街道。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車子一開動，音樂和歌聲隨之響起，每隔一定距離就安排了樂隊和鼓手。我馬上意識到為了迎接我們到來全北京城都動員起來了，因為人群一直延伸至幾公里長，大家都一樣滿面笑容。有的中國人告訴我，這樣的歡迎場面只有胡志明來訪時才經歷過。

那天晚上第一頓官宴同盛大的歡迎儀式一樣令人歎為觀止，有一千多人圍坐在很多張擺放著精美菜餚的餐桌旁。我坐在周先生的右手邊，他談到了兩國之間的長久友誼，巧妙地避免涉及我們現有的政治分歧。我心裡想:「他該有多久沒有說過『王后』這個詞了，對於參加過毛澤東領導的長征的一個人來說，王后『一定是個被詛咒的詞。」直到最後一刻我一直在準備我的演講。我完全相信只有發自心底的真誠和宣言才能彌合我們之間意識形態造成的鴻溝。我覺得在禮節性的微笑和禮貌的掌聲後，有一股暖流正在我們之間流淌。整個招待宴會中周恩來表現出的溫文爾雅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他還試著教我用筷子，不過我的樣子把他逗樂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實了我的第一印象。雖然我的活動安排很多，要參觀工廠、示範農場、博物館，還要參加政治會議和招待會，但是我們營造了友好的氛圍，有的時候還十分有趣。我仍記得第一晚的情景，有一位中年女士，她溫柔的雙眼和身上嚴肅的制服形成對比，是她帶我們參觀了整個房子，每個房間都精心準備過，我的女主人顯然親自過問了每個細節。我對房子大為讚歎，她顯得十分高興。我到最後才知道她就是周先生的夫人。

但是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們總是碰到人們自發表達的對毛主席的狂熱崇拜之情。在學校或工廠，我們經常會誇獎一些年輕的婦女或工人，他們都以同樣的話作為回答:「我這是為了我的國家，為了毛主席，為了北京的太陽。」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上海看到的用針灸而不是麻醉藥做的一場手術。我們在一邊看著，手術醫生打開病人的頭骨，而病人從始至終一直都是清醒的，能看得見也能講話。他們甚至讓他吃了幾次東西，不過只能吃香蕉。這一切怎麼可能？我們迷惑不解。手術完畢醫生開始回答我們的問題，他們承認並不能提供所有我們想聽到的解釋，因為針灸是一門經驗主義的科學，它源於經驗。突然一個革命委員會的人說:「我們會把這個問題留給人民群眾。」我們驚訝地看著彼此，談話就到此結束了。

但是我們的主人對我們還是很敏感。當參觀一些陳列以前皇帝物品的博物館時，和蘇聯人不同，中國人會小心地帶我們快速走過一些可能會導致尷尬的展品。他們從未有過任何含沙射影。當我同毛夫人一起喝茶時，整個談話過程中的拘謹和克制十分明顯，但這並沒有阻止我想像這個嚴肅的女人一定十分討厭我。

此行最感動的時刻就是我在古絲綢之路的起點西安給我丈夫打電話的時候，這象徵著中伊重新開通了他們以前溝通的路線。國王能聽出來我的感受，他和我一樣激動。

國王之死

十四個月的漂泊，嘗盡艱辛，受盡恥辱，這一切都是在我們離開開羅之後發生的。好像要把這一切都抹去一般，薩達特總統和夫人給我們鋪上了紅地毯，並且站在懸梯腳下歡迎我們。儀仗隊也列隊歡迎。國王非常感動，眼睛濕潤了。安沃爾·薩達特熱情地擁抱他，一如十四個月之前那樣。我丈夫非常虛弱。姬罕後來寫道:「看著他，我再一次感到美國人是多麼無情。國王連下懸梯都有困難。他非常瘦，衣服看起來是他身體的兩倍那麼大。他臉色蒼白。如果說什麼人最需要朋友的話，那無疑就是他。」

在我們到來之前，埃及議會舉行了一場辯論。辯論以384票對8票的結果授權薩達特總統以基本人道主義和伊斯蘭熱情好客的名義接納我們。因此，埃及全國都知道我們的到來，機場有歡呼的人群歡迎我們。

埃及總統已經為我們準備了庫貝赫宮。軍醫院已經為國王騰出了一翼，為國王做脾切除手術的一切條件都已經具備。

離手術只剩下五天了。這五天似乎很漫長，我整天都是在極大的不安中度過。埃及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示了他們的熱心:有些打電話給醫院要求獻血；有些則寫信；在醫院門口，接受世界各地記者採訪的商人和圍觀者無不善良地稱國王為「兄弟」。在這裡，我們根本沒有遇到發生在紐約醫院前的充滿仇恨的示威活動。

時值1980年3月28日，星期五。手術進行時，我的眼睛再也沒有離開過電視螢幕。我多麼希望能把一些我的力量和健康給我的丈夫啊！病變的胰臟奇大無比，竟達1900克重。國王覺得好受了點，但是當我得知醫生們在肝臟裡發現了腫瘤細胞時，我簡直崩潰了。

儘管持續疼痛，我丈夫似乎慢慢地開始恢復了。很快，醫生們開始允許他離開醫院了。雖然那時我對未來很悲觀，但是看到這個對我來說無比珍貴的人在庫貝赫宮裡慢慢走動時，我覺得這簡直是上天的福佑。

國王的力量一點一點地消逝，他又開始發燒了，體溫越來越高。醫生們經常給他輸液，開了許多抗生素，以致他全身沒有一根血管是完整的。他已經失去了食慾。孩子們逗他開心，但沒有用；我想哄他吃，但是他已經嚥不下任何東西。國王必須再次住院治療。

那天夜裡和接下來的幾個夜晚，我就睡在醫院我丈夫房間旁的一間屋子裡。我把門徹夜開著，這樣，我就可以確信他還在呼吸，他還活著。他的心跳聲被監測儀放大了，伴隨著我的呼吸聲此起彼落。那些不眠之夜充滿了不安以及我和孩子們的憂傷。

費涅茲醫生的手術很成功。我丈夫很快又能夠坐起來，並能夠起床了。一些伊朗人苦苦請求允許他們見見國王。

國王似乎奇跡般地恢復了力量。他顯得精力充沛，以致那天我決定把三個年小的孩子送到亞歷山大去。我想要他們擺脫這種緊張的可怕的醫院氣氛，他們在這裡生活了一個月了。

但是那天夜裡，我丈夫突然不知什麼原因陷入了昏迷。

不錯，法拉赫納茲確實在她父親的病榻旁；禮薩則在床腳，而我站在另一邊，離醫生們很近。國王先是急促地呼吸了兩次，然後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就停止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們都站在那兒，呆呆地看著，有一陣子。阿什拉芙公主也在床腳那頭，她輕聲對我說:「合上他的眼睛。」我照做了，然後從他枕頭底下取出一小袋從伊朗帶來的土壤和他的祈禱書。他一生都把這些祈禱書帶在身邊，放在一個布袋裡。路易皮爾尼亞醫生取下國王的結婚戒指，然後遞給我。自那以後，我就把它戴在了同一個手指上。

過了一會兒，有人叫我們離開。後來，我們一個接一個進去，最後和他吻別。當我的嘴唇觸到他的額頭時，我突然隱約感覺他還活著。

葬禮於1980年7月29日舉行，是在國王逝世兩天後。他的遺體停放在阿伯丁宮殿，期間樂隊奏著伊朗國歌。聽著國歌使我們大家非常激動，因為這是我們離開伊朗以來第一次聽到。參加葬禮的隊伍頂著酷熱向埃爾裡法清真寺前進，那裡將是我丈夫的臨時安息地。在穆斯林國家，婦女傳統上不允許走在棺槨的背後，但是我堅持要跟著。薩達特總統告訴他的禮賓官說:「就按法拉的意思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