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運往塔架準備發射

周恩來

　　可能是預感到國內的形勢越來越不樂觀，繼1966年3月11日召開中央專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後，周恩來又在四五月間，連續三次主持召開專委會會議，研究進行熱核試驗等問題。終於搶在《五一六通知》下發前，在5月9日，成功進行了一次熱核試驗，即通常所說的第三次核試驗。

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回憶說：「1966年6月30日，周恩來還親自到火箭發射試驗基地視察工作。同年9月，當我國核彈、飛彈結合試驗的工作準備就緒時，周恩來又親自過問實驗工作的許多細節，包括飛彈飛行彈道、爆點、安全自毀裝置等，並一再指示，要絕對保證安全。直到國防科委、二機部、七機部對『兩彈』結合的保險措施和安全自毀裝置『冷』試驗和『熱』試驗的安全可靠性進行了證實後，周恩來才放下心來。」

　　「文革」狂飆中的9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他既要表態支持「文革」，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證國防科技事業少受干擾，其把握難易程度，不言自明。他在會上宣佈：「中央已決定，工廠企業、研究機關、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不組織紅衛兵。已經組織了的，要協商取消。把勁頭用到科研生產上去。原子彈爆炸，有專家的功勞。這些人不是資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們積極工作，即便是在思想上有毛病，在工作上還是要團結。」

　　10月8日，周恩來明確提出，對核試驗要武裝保衛，排除「紅衛兵」的干擾，保證試驗安全進行。

　　10月27日，裝備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東風二號，準確命中目標，「兩彈」結合飛行試驗獲得成功。

　　周恩來又不失時機地指出：「『兩彈』結合進展順利，接著要抓戰術飛彈(地空、海防)。」

　　在此期間，專門委員會還原則批准研製攻擊型潛艦。

  　1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提出了要研製人造衛星。同時，為使核武器系列化，周恩來提出，1968年要把「東風3號」搞出來，「東風4號」可以試，洲際飛彈也可能搞出來，全部在這四年內(1964~1968)解決。並同意在當年12月底或次年1月初進行這兩次試驗。 1967年，局勢更加混亂，奪權風也刮到了國防科技領域。周恩來為了保護中央專委和國防科技骨幹，想方設法阻止「造反派」奪權，而「造反派」卻打著「革命」旗號恣意妄為。這個度如何把握，實際上要比走鋼絲還難。針對二機部「造反派」奪了黨委領導權一事，他氣憤地說：「你們簡直沒邊了。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部黨委靠邊站。」又說，「與國防工業相關的各部部長、司局長，除中央已宣佈停職反省的外，你們一個也不能扣留。否則，你們就要犯錯誤。沒經中央批准，你們宣佈罷官是不算數的。現在對幹部的鬥爭方式已發展到打人、掛牌、遊街，這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了。我看了心裡很難過。如果不指出來，讓這樣發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他反覆告誡有關人員：「這些單位是國家的絕密工廠、院、所，對國防建設和加強戰備極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絕對安全，保證其連續生產。」「這些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業餘時間進行，不准串聯，不准停產，不准武鬥，不准奪權。」周總理竭盡全力地保護了參與我國尖端科技的技術專家和行政領導幹部。他命令第二、第七機械工業部和科研院、所的軍管會負責人，採取切實措施，保護列入名單的科學家和幹部的人身安全，並嚴肅指出：「如果這些人發生意外，我要找你們。」錢學森曾回憶說，「『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如果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那樣的局面下，能發出批評奪權派的聲音已經很不容易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把一些處境困難的中央專委委員接到中南海保護起來。這期間，周恩來還囑咐秘書轉告受到衝擊的二機部部長劉傑堅持住，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

　　張愛萍曾回憶「恩來同志如同保護許多同志一樣竭盡全力救我於水火。在羅瑞卿同志突遭厄運時，恩來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揮第三次原子彈試驗，這當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濃的保護色彩。在揪鬥成風時，他又任命我為總理聯絡員，在國防科技工業領域處理部院合併的事宜，這雖然也是勢在必行，但也有讓我避開風口浪尖的意圖。可是，我終於在他力不能及的情況下，被投入了一個秘密監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長串置人於死地的大帽子」。

　　為防止「造反派」的奪權行為干擾尖端武器研製，周恩來與毛澤東商定，首先在國防工業等相關係統實行軍管。

　　正是由於周恩來的傾心維護，1967年的5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的加工裝配以及試驗準備工作才全部完成。5月9日，周恩來主持第十八次專委會，要求6月20日之前做好氫彈試驗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並於6月1日至l0日，陸續提出六七月份試驗場和煙雲經過地區的詳細的氣象資料，再決定試驗日期。　6月初，正在準備氫彈試驗的關鍵時刻，七機部一個名為「九一六」的「造反派」組織居然佔據了國防部大樓。由此可見，儘管三令五申，國防工業系統也不可能成為世外桃源。6月3日，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九一六」派：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見。當晚10時至次日凌晨4時，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系統群眾組織代表和軍管會代表，指出：七機部「九一六」在國防部搞「萬炮齊轟聶榮臻」是錯誤的，你們要承認錯誤。批判領導幹部可以，但不能揪鬥，必須給他們足夠時間去工作。現在，中央有任務下來了，就要把批判往後推遲。不要搞疲勞戰，以免造成事故。

　　周恩來的講話，使「造反派」多少有些收斂。　1967年6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小會，研究氫彈試驗的時間等問題。為加強領導且保護聶榮臻，周恩來說：「聶老總，恐怕還是要請你去一趟羅布泊，可以嗎?」聶榮臻心領神會地回答：「義不容辭!」

　　6月l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這是中國進行的第六次核試驗。

　　12月10日，周恩來召集中央專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研究即將進行的第七次核試驗問題。針對「文革」中的派性鬥爭，周恩來下了命令：「一切兩派爭論都要停止，服從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體。」

　　在周恩來的精心領導和安排下，l2月27日，我國第七次核試驗取得成功。

　　時間進入到1968年，派性鬥爭已是難以調和，國防工業受到的干擾越來越嚴重。

　　4月20日，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七機部等單位的代表說：「要允許別人犯錯誤，不要把別人一棍子打死。國防科委幾位副主任有錯誤，要幫助他們改正。趙爾陸同志死了，有人還要打倒他。說句公道話，這個同志一直在後勤工作，勤勤懇懇。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聶榮臻同志我很熟，我們是老戰友，毛主席要我幫助他。不能說國防科研、生產中有壞人，領導就一無是處。國防工辦、國防工業部門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在國防科研、生產、教學上也是做得對的。各有中心，各有重點，不然，我們的東西怎麼能上天?現在國防科研、生產、教學急需組成班子，不能再等了。生產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誤了。應該趕快結束爭論。」

　　7月初，國防科委機關「造反派」誣蔑聶榮臻「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從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黃永勝、吳法憲據此寫報告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為保護聶榮臻，7月11日，周恩來在報告上策略地批道：聶榮臻同志有錯誤，但「他還不是一個搞陰謀的人」。

　　1968年12月11日、l3日，周恩來召集中央專委會會議，聽取錢學森關於「東風3號」中程地對地飛彈的試驗報告。14日，他向毛澤東建議批准這次試驗，並說：「試驗結果，無非成功或失敗，即使失敗，也可在發射過程中取得改進根據，以利再試。」

　　12月27日，我國用自行研製的「東風3號」飛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新的熱核試驗。

　　在「文革」亂局中，周恩來始終堅持召開中央專委會會議，以保證尖端武器試驗穩妥可靠、萬無一失。他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核試驗關係重大，絕不能有一絲一毫馬虎，我們國家窮，做什麼事，都要考慮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正是由於貫徹了周恩來的指示，我國的「兩彈」試驗和外國相比，事故最少，傷亡最小，成功率最高。

　　1970年2月8日，周恩來提出，要在國內搞核電站，要靠發展核電解決上海用電問題。後來，他又指示說，二機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彈外，還要搞核電站。

　　在籌建核電站的同時，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上天」準備工作也進入緊張階段。

　　1970年4月24日晚，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1970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當天，我國第一艘核潛艦試驗下水。

　　毋庸諱言，由於「文革」的干擾，尖端武器試驗確實出現了一些事故。對此，周恩來並沒有責怪參試人員。他一方面指示暫停試驗，另一方面要求大家坐下來認真總結經驗，找出失敗的原因，再繼續試驗。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利用有利時機，重新啟用了一批幹部和科學家。

　　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被醫生確診患有膀胱癌。但他依然抱病多次主持中央專委會會議。

　　1974年4月1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一次特殊的中央專委會會議，審查二機部一座核材料生產工廠的建設調整方案，並討論清華大學的試驗性核電站工程急需解決的一些問題。這也是周恩來主持召開的最後一次專委會議。這次會議審查批准了上海「728工程」(即後來的秦山核電站工程)的建設方案。在這次會議上，他一再告誡：「要想到21、22世紀，要為子孫後代著想。」他關心的不僅是核武器，他的目光更遠大，已經考慮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用核能來解決電能不足的問題，造福更廣大的人民群眾。

　　此後，周恩來被病魔摧殘的身體，已支撐不起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令他欣慰的是，中國在1975年11月26日，成功地發射了一顆返回式衛星。

　　原子彈、氫彈、飛彈、人造衛星這一系列成功，都離不開周恩來的精心指導。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告別了他終生奮鬥的世界，留下了他未竟的事業，以及他對中國尖端科技事業的永久牽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