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一個全勞力一天只賺五到六毛錢

上世紀70年代初，為了落實毛主席「以糧為綱」的最高指示，蘇南農村放棄了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一稻一麥」二熟制的種植規律，創造了二稻一麥即雙三制的種植方式。在當時官員的構思中，多種一熟水稻，就可以多收一熟稻穀，糧食自然就增產。有些人民公社還理想地提出了「二綱夾一千」的畝產指標，國家在農業發展綱要中，設定長江以南農田畝產穀物為800斤，而地方幹部的目標是麥子一熟800斤，前季稻1000斤，後季稻800斤，每畝總產達2600斤。這樣的產量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也難以達到。多種一熟水稻，就意味著在同一時間內，要投入一倍的勞動力和化肥、農藥、種子等，當時經過核算，蘇南地區每畝田需投入110個勞動日以上，那時候每個工分的分值都很低，一個全勞力一天只能賺五或六毛錢，個別生產隊還有倒掛現象。

師傅一天僅六毛一分錢，比學徒還少八分錢

我跨出校門那一年，父親擔任生產隊飼養員，勤奮老實的勞動態度，得到工作隊長龔炳臣的關注。一次老龔在視察豬舍時，父親向他提出，能否讓兒子到隊辦廠工作。龔隊長考慮我家中的特殊困難，同時本人也持有一張「文革」中的高中文憑（其實我們整個初高中階段只在學校呆了三年多），就點頭同意了。當時能進「 隊辦廠」工作已是令人羨慕的行當，但一年中三個農忙季節必須回家務農，我們這種職業定性被命名為「亦工亦農」。平時在小工廠勞動的工分值要掛靠所在生產隊的工分值。

記得1973年，因我尚在學徒階段，每8小時得0.9個工分。我所在的北祁頭生產隊每個工分是0.77元。這在當時是中上水平，我勞動8小時得到 0.69元，加班另算。而我的師傅曹根興，是1950年代畢業的技校生，手藝很高，自然災害時由無錫油咀油泵廠下放回家當農民，在隊辦廠得到最高工分，每 8小時得1.3工分，但他所在的白水蕩生產隊每個工分只能0.47元，師傅勞動一天得到0.61元，比學徒要少拿8分錢，其政策依據就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江南一帶有幾句調侃人的民諺：「大王不如土地，老闆不如夥計，夥計不如學生意」。在這裡得到驗證。

1974年南橋大隊河西村一個青年農民的死

一年三次回生產隊農忙，最可怕的是稱為「雙搶」的第二個大忙。當時每個大忙都有專門的命名：第一個叫四夏，第二個叫雙搶，第三個叫四秋。這個數字其實就是大忙的主要內容：無非就是收、種、管、征交公糧等。說雙搶大忙最可怕，其時間段正好是氣溫最高的大暑到立秋半個月出點頭，大自然給我們的最終期限是立秋後不能蒔秧，大家都明白，立秋後氣溫開始下降，稻穗不會灌漿，收穫的只會是癟谷。我們在36℃－37℃的高溫下，每天要勞動17—18個小時，還要與蚊蟲、螞蝗甚至毒蛇相伴。記得1974年，南橋大隊河西村有一個姓朱的青年農民（他有一個妹妹還是我中學同學），在割稻時被蝮蛇咬了一口，沒有人手及時送醫，等毒液進入要害，醫院已無回天之力，拋下一名幼兒及年邁的父母，撒手人寰，他妻子身懷六甲，次子成為遺腹子。出殯那天，正好隊長派我到南橋生產資料部買農藥，就到出殯現場轉了一圈，那是一個令人心碎的場面，死者年輕的妻子和幼兒身穿著白色孝服跪在棺材前，年邁的母親嘴裡在癡癡地說「我的天塌了」。生產大隊為安撫家人，為死者舉行了一個小型追悼會，還按規矩讀了一段毛主席語錄：「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

知青們在勞動中也會開一些「低級下流」的玩笑

每天清早，東方剛剛泛白，隊長的哨子就響了。吹了幾遍，動靜不大，就一家家敲門，同時告知每人帶什麼農具，幹什麼活，我們在肚皮裡罵隊長：「活脫脫一個周扒皮。」（當時還不知道周扒皮「半夜學雞叫」的故事是虛構的。）我們戴著草帽，穿著破衣服，腳底下的路況還看不清，赤腳向田頭走去。有時走到田頭，鄰村的社員開夜工還沒「歇夜」（下班），我們稱之為「開早工碰到隔夜人」。天還沒有亮，幹活什麼都看不見，只能在秧田里把秧拔出來，紮成一小捆一小捆，然後挑到大田里，蚊蟲叮得我們滿身是塊，水中的螞蝗咬破皮膚不會有知覺，一旦發現已滿腿是血。許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第一次遭遇螞蝗，只會驚慌大哭。

在繁重勞動中，知青們也要議論一些事，也會開一些「低級下流」的玩笑。有一次，三龍龍（沈祖興，我們的同齡人，32歲時得病死去）突然提出一個問題：「監牢裡有沒有我們這樣苦？」這個話題引發了爭論，有人認為，監牢裡關的都是罪大惡極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勞動強度肯定比我們高；也有人說不會，我們的強度已到極限，如果罪犯們天天如此勞動，監牢裡的人早就死光了。誰也沒有蹲過監獄，誰也沒有切身體會，誰也說不服誰。但是，蹲過監獄的人倒有一個：負責管水的反革命分子沈雲海（沈因解放前擔任三青團區委書記而坐牢，直到1980年才平反摘帽），但礙於情面，誰也不好意思要沈雲海交出答卷。

一個姓浦的青年想進監獄而故意犯罪終於如願以償

不久本公社石塘大隊發生了一件事，證明後一種意見是正確的。石塘大隊有一個姓浦的青年，是我家鄰居錦昌的遠房親戚，原來是一名大學生，在高校參加了一個什麼反動組織，其實只是同學們在一起讀讀書，案發後，領頭的老師被槍斃了，這個姓浦的年輕人坐了幾年牢後被釋放回家，此時，父母已離開人世，哥哥是拐腳的，還帶著幾個孩子，自顧自都不行，面對高強度勞動，還要自己洗、燒，糧食不夠吃且不說，還要時常忍受人們歧視和警惕的目光，他開始懷念起監獄的生活來，並且他準備付之行動，有一天晚上，他半公開地盜竊了用於開夜工的300米照明線，並故意留下一些馬腳，公安人員就上門了，什麼罪名都無所謂，破壞生產是反革命分子或者盜竊財產是壞分子都可以，只要能讓他進監獄就行。帶上手銬時，他臉上略帶輕鬆地對哥哥說：「反正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每天上工之前，都要向毛主席早請示

農活中最繁重的是挑擔。由於時間緊，割下的前季稻未經曬乾就要上場。在赤日炎炎下，每一擔稻穀都要超過自身重量的50%以上，最長的路段要1.5公里左右。我們打著赤腳，腳下是碎石和泥土，肩上壓著重擔，咬著牙關來回奔走。按技術要求，重擔在肩半路還不能停下來。一旦停下來，成熟的谷子就會落在地上，造成浪費，肩膀吃不消只能左右換肩。當到達目的地後，就喘著粗氣跑到最近的人家，從大水缸中盛一碗冷水，咕咚咚喝下，最好是剛吊上來的井水，越冷越舒服，然後拿起扁擔草包，向田里走去。半天時間往返5-6趟。我由於身體瘦小，說實話，大多數農活都是弱項，惟有插秧是我的強項，插秧是農村中技術性很強的工種，許多老農能在插秧時施展自己的技能並得到年輕人的尊重，一個人橫插六棵秧苗，從左到右，約1.4米左右，插一行，退一步，快手先到頭，就能吸支煙，喝口茶。在「雙搶」大忙繁重的勞動下，幹部們還忘不了搞「形象工程」和展示高度統一，插秧前的田塊整理要做到田平如鏡，插秧後每棵間距一樣，形成一個個小方格，劃一整齊。有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老農講了句「高高低低照樣種，彎彎曲曲只要通」（現在想來有點像小平同志「黑貓白貓」的理論），但生產大隊還為此開了批判會。不久，不知哪一位農業專家在辦公室裡想出一個絕辦法叫「拉線定點蒔秧」，就是幾十個人站在一條線上，線上用紅色塑膠繩作標記，每人插秧時只能插到標記上，兩邊田埂上有二人各捏一根棍子，吹一聲哨子，所有人齊步向後退一步。這種勞動方式，是折磨了快手，急煞了慢手，但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在上工之前，我們已向毛主席早請示，政治隊長教育我們：要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統一思想，統一步驟，統一行動……

農民辛辛苦苦沒有收益，還是處於半飢餓狀態

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目的就是想多打糧食，但我們首先在大量地消耗糧食，勞動強度大，勞動時間長，原來的一日三餐變成六餐、七餐，像我們這種貧困家庭，葷腥很少見面，如果再餓著肚皮，就挺不過來。種植雙季稻，要用數倍的種子、農藥、化肥，原來種植單季稻，一畝田只需4到5斤的種子，雙季稻生長期短，分櫱率低，每畝種子要用40斤出頭。而且穀物的價格低廉，國家的收購價，每斤只有8分錢，當時有一個說法，「政府白貼，城市居民白吃，農民白種」，意思是政府給農業的補貼沒有作用，城市居民把多餘的糧票高價賣給農民，就能把定糧購回，農民辛辛苦苦沒有收益，還是處於半飢餓狀態。

直到1970年代後期，後擔任無錫市農工部長的周偉同志，通過周密的調查，取得大量翔實的數據和資料，與那些企圖將農民永遠拴在土地上的人們激烈論戰，用非常質樸的語言：「三六一十八，二九也是一十八」，否定了「三熟制」即雙季稻這種短命的耕種模式，相關文章在《人民日報》得以發表，我們才回到常態，拉線定點插秧這種田園裡的滑稽劇，也隨即拉上了帷幕。

進城看了一場電影，生產隊長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蹤

我耍過一次小聰明，目的是想偷半天懶，去享受一下城市生活，經過計畫，在一個中午下工時，我跟作業組長說我身體不舒服，下午要到合作醫療去一趟，組長點頭同意了。下午，我還是穿著破衣服，口袋裡揣著五毛錢、赤著腳，把一雙塑膠涼鞋夾在腋下，潛上公路，乘7路公共汽車到了水車灣。我這樣子進城，許多城裡人對我側目相看，以為我是盲流或乞丐，但那時我的心理素質特好，不怕城裡人喊我「阿鄉」，坦坦蕩蕩按計畫實施奢侈生活。我先到位於西門的工農兵電影院，用1毛5分錢買票進場，故事片《英雄兒女》已看過多次，那個時代給我們看的東西實在太少，再看一遍也是享受，更幸福的是電影院有「冷氣」，在田里強度勞作，此時如入仙境。電影散場後，我朝著市中心走去，到崇安寺拱北樓，用8分錢吃二兩麵條，拱北樓的面在無錫是有名的，返回途中，又進了兩次冷飲店，喝了一杯酸梅湯和一杯冰凍赤豆湯，都只要5分錢，還剩下幾分錢，公共汽車不能坐了，趁著天黑，就哼著小調步行回家。剛踏進家門檻，父親驚恐地問：「你到哪裡去了，隊長來過幾次了，還進了房間，連床上都看過了。」隨即開夜工的哨子響了，隊長首先把我說謊的後路堵住了，赤腳醫生已到過我們的田頭，我根本沒有到合作社的醫療所去看病。此時生產隊長不會懷疑我去幹什麼反革命壞事，但一定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蹤。我沒有辦法，說到親戚家去吧？不行，雙搶大忙是第一大事，親戚家又沒有死人，這不是走親戚的時候。我只能說，剛剛出校門不久，約好一個同學今天見面，並一再表態，下不為例。我當時的窘況已與「求饒」差不多。最後隊長說：「如下次再這樣，取消你進隊辦廠上班的資格。」

那是我這輩子聽到的最可怕的一句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