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錢謙益:倒賣皇位的南明宰相開價15萬兩白銀
世上有很多東西是無法估價的,譬如佛祖釋迦摩尼僅存的唯一指骨舍利,美國拉什莫爾山東北峰的四總統雕像。這些有形的東西尚且難估,那麼無形的皇位就更難估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會,皇位是天下最搶手同時也是最昂貴的商品。譬如秦始皇為它付出了上百萬人的性命,武則天為它耗費了3個子女和53年的人生,後唐末帝李從珂為它背上了50萬緡(折合今天7000多萬人民幣)的白條……毫不誇張地說,即使今天全球的生產總值加起來也難以抵償人類為爭奪皇位而付出的代價。然而,南明有一位腦子嚴重進水的宰相卻偏偏要把皇位明碼標價,以15萬兩的超級促銷價向別人兜售,堪稱一大歷史奇觀。這位宰相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老公錢謙益。
初涉宦海,生不逢時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東澗老人等,江南常熟(今江蘇常熟)人。如果將他的官場經歷好有一比的話,那就是坐電梯—經常上上下下,而且是垂直運行,用三起三落都不足以形容。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種遭遇完全歸功於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
重返京城,性情大變
回到常州的錢謙益,反覆檢視自己這十幾年的官途經歷。開始他想不明白,自己廉潔奉公,忠心侍國,為什麼卻被命運一次次地嘲弄,難道自己心存國家錯了嗎?他想呀想,翻遍了滿屋子的孔孟聖經,但是找不到答案。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眼前,投向了正作威作福的魏忠賢—原來如此,曾經的宣昆齊楚浙諸黨也曾經和自己一樣立志做謙謙君子,憑一身正氣位極人臣。現在他們位極人臣了,卻不是靠一身正氣,而是自甘墮落,投效魏忠賢這樣的閹黨,還恬不知恥地以其兒子、孫子自居。反觀自己的同志,楊漣、左光斗他們丟了性命不算,還被扣上一身罪名,什麼叫公理?把權力攥在手裡就是公理!
經過這次打擊,錢謙益在崇禎一朝幾乎未受重用。之所以用「幾乎」這個詞,是因為在崇禎十七年間一連換了50個宰相後,國家非但未能好轉,反而越來越差。病急亂投醫的皇帝想起了錢謙益,決定起用他。但是下聖旨的使臣沒跑過李自成的大軍,使臣還沒見到錢謙益,北京城就已被攻破,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明朝滅亡。
投效南明,甘做人犬
明朝滅亡了,但是老朱家在江南還有一多半資產。作為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擁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安置了一些不得志的官員。錢謙益和一干大臣集中到南京,準備擁立一位朱元璋的後代登基稱帝,重建明朝。當時崇禎的三個兒子全都沒能跑出北京,能挑選的也只有藩王了。崇禎之前的天啟無子,再往前就只能找萬曆皇帝的直系子孫了,可供選擇的有福王、桂王、惠王和瑞王。後三個遠在西南,路途遙遠,最近的只有跑到淮安的福王朱由崧。但是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當年在國本之爭中反對前任福王朱常洵立儲,害怕他的兒子秋後算賬,所以傾向於擁立同樣避禍淮安的潞王朱常澇。
打定主意,錢謙益派人前去對潞王致以誠摯的慰問,然後邀請他馬上到南京就任南明王朝皇帝。潞王正要說聲謝謝,來人又笑瞇瞇地說,不過在這之前您要先掏15萬兩白銀。潞王蒙了,當皇帝還要掏錢?而且15萬未免太多了吧?於是,他們就開始砍價,結果潞王實在沒錢,買賣告吹。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錢謙益作為文人的迂腐和短視,潞王一路南逃,能撿到小命已經萬幸,誰還有空提著重歪歪的銀子跑。潞王如果即位成功,錢謙益和東林黨作為擁立功臣,高官厚祿自然不會少,到時別說15萬兩,就是30萬兩也不成問題。這件事只能說明經過幾十年的宦海沉浮,錢謙益仍是個末流的政治家。
錢謙益在這邊和潞王扯皮,另一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則展開行動,糾集大批軍閥擁立福王成功。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登基稱帝,年號弘光。錢謙益見風使舵,立即大拍馬士英的馬屁,恬不知恥地阿諛奉承。估計馬屁確實拍得不錯,馬士英一高興,封了他一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太子太保。這也就算了,不料他還大力推薦魏忠賢當年的乾兒子阮大鋮。要知道,東林黨當初為了遏制魏忠賢付出了多少骨幹的性命,而如今他這個東林黨領袖居然做出這樣的醜事,這不僅是對死去的同志的背叛,也是對他本人做人底線的徹底突破。
宦海起伏多年,雖然終成宰相,但卻以否定自己四分之三的人生為代價,人,原來可以無恥成這樣!
投降清朝,晚節尚保
南明政權從誕生的一刻起,就內訌不斷,腐敗如前,徹底繼承了晚明的一切惡習。在清朝的全力打擊下,弘光皇帝在位不滿兩年就成為階下囚,身首異處。南京城破之日,錢謙益的夫人柳如是勸他自殺殉國,「以副盛名」。年逾六旬的他也許真的老了,碰了碰湖水覺得太涼,不敢跳進去。不敢好死,就要賴活著,他以之前奉承阮大鋮那樣的曖昧心態,向清朝舉起雙手,獻上了自己的忠誠。在這一點上,馬士英反倒是表現得很像個男子漢,一路外逃,就是不投降,直至被殺。
史可法死了,馬士英死了,活下來的人論輩分和資歷,數得上的就是錢謙益了。清政府看中了這一點,於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下詔封他為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並兼任《明史》副總裁。在清朝中央供職的時間裡,錢謙益目睹了滿人的嗜殺本性和無數漢人志士的寧死不降,再加上別人對他綿綿不斷的羞辱和恥笑,使他內心所剩不多的良心開始覺悟。當年六月,他就稱病回家,秘密投身於反清復明的洪流之中。譬如順治三年冬,好友黃毓祺反清起事,急需錢糧,希望他能慷慨解囊。錢謙益二話沒說,馬上照辦。不料事情敗漏,錢謙益被捕入獄。出獄後,他「賊心不死」,又從順治七年起,多次冒險趕赴金華,策反總兵馬進寶。此間,他多次入獄,但始終不改其志。在行動之外,他還用自己的筆鞭撻滿人,咒罵其為「奴」、「虜」、「雜種」等等,大力頌揚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跡,與之前那個貪生怕死的錢謙益判若兩人。
這種現象看上去很難理解,其實總結出來就兩個字—本性。就如同錢謙益當年背叛東林黨、背叛自己的信仰一樣,他始終追求的無非是心靈上的一種安慰和平衡。當初,他一身正氣投入官場為的是實現人生理想,居相位成就一番興國安邦的事業。為此,他苦苦等了30多年,最後一刻,他為了給自己的人生一個交代,所以拋棄了做人的底線,投靠奸黨。但錢謙益骨子裡是個文人,血液中時刻流淌著文人的名節和清高。當他做過宰相,滿足了虛榮心之後,他的良心開始極度空虛。同鄉的指責、世人的鄙夷,他無法做到充耳不聞。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殺頭的風險,依然奮力抗爭,不僅多少安慰了自己的良心,也贏得了呂留良、黃宗羲等人的原諒,贏得了歷史的原諒。
公元1664年,錢謙益病死家鄉,身後留下《初學集》、《有學集》等多部著作,被黃宗羲、顧炎武等尊為「文章宗主」。說到底,他最在行的還是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