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人的懷舊中，1980年代往往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等字眼聯繫在一起……「我們這些人的幸運是以更多同齡人的不幸作為襯托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77級學生、時評家鄢烈山反覆強調。

　　30年前，1977年，高考恢復，從此一直牽動著全社會的脈搏。今年全國人大代表範誼在「兩會」上提案廢除高考；學者劉海峰則說：儘管有各種缺陷，但30年來，高考制度無疑是中國所有制度中最公平、最具公信性的制度之一。

1978年3月，時年31歲的老鬼，30歲的羅中立、何多苓、霍東齡，22歲的劉學紅，19歲的楊千走進大學校園。他們是從570萬名考生中脫穎而出的幸運兒———在大學之門關閉了12年之後，1977年12月，每29個考生中有一個如願以償。

從走進考場起，那代人是追趕時間的一群。1970年代忙著上學，1980年代忙著出國、下海，1990年代忙著晉級、當總裁、辦展覽、發表著作……2006年歲末，中國教育電視台的台長康寧把他們聚在一起。在該台《春天裡的七次聚會》的演播間裡，7所大學的82屆畢業生一起回憶大學往事。

在眾人的懷舊中，1980年代往往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等字眼聯繫在一起……「我們這些人的幸運是以更多同齡人的不幸作為襯托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77級學生、時評家鄢烈山反覆強調。

北大：街上流行紅裙子

老鬼從山西大同機械廠走進北大新聞系77級的時候，帶了一部讓他的同齡人不安的小說手稿。這部名為《血色黃昏》的小說以老鬼在內蒙古插隊的經歷為藍本。雖然班上的很多同學都有知青經歷，但有老鬼這般粗糲經驗的並不多。

劉學紅以北京市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大新聞系77級，在此之前，她在京郊密雲縣插隊，被分配到林業隊管理果樹。後來她的高考作文《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被《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她寫了熱汗淋漓的勞動，也寫了公社果園的詩情畫意。

進入北大之後，劉學紅保留了記日記的習慣。1981年3月21日，中國男排以3︰2戰勝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足杯排球賽的資格。四千多名北大學生集隊遊行，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和清華大學化工系77級同一時期喊出的「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並稱1980年代的「最強音」。劉學紅在日記裡記下了同學們歡呼雀躍的場面。那是人們的激情極容易點燃的時代，動輒就是萬人空巷、舉國歡騰。

除了緊跟時事，劉學紅和班裡的女生也是時尚的引導者和追隨者。劉學紅有一張燙著大波浪、穿長過膝蓋大紅連衣裙的照片。裙子是同宿舍的魯薇給裁的，劉學紅自己扎的。魯薇被公認為全班最能玩的人。複習最緊張的時候，也會揣著一張淘換來的票，騎兩個小時單車去部委機關看「內部電影」。

北京大學新聞系77級的同學自己辦了一份叫《實報》的小報，全是手寫，全班同學的筆跡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主筆孫冰川被稱為辣椒主筆，國際國內的大小事沒有他不敢評論的。與老鬼、劉學紅等同時走進北大校門的77級中文系學生查建英，和當時中山大學中文系學生、後來的北大教授陳平原共同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學生刊物在各地大學中如雨後春筍嶄露頭角。

華南理工：務實發奮學科技

廣州知青霍東齡自小喜歡擺弄收音機，後來考取了華南理工大學錄取線最高的無線電通信工程專業。那時最吃香的專業就是電子、電信、建築、造船等理工科。

他所在的班裡，16歲到32歲的都有。班裡應屆生很少，像他那樣的知青佔了多數。入學之後，全班同學自發早上6點半起來跑步，一則鍛煉身體，二則避免睡懶覺。霍東齡還給自己提出「三戒」口號：戒電影、電視、娛樂。文學他也沾得不多，他覺得傷痕文學在工科生中影響不太大，「沒那麼多時間老是去看過去」。在北邊學校轟轟烈烈地提「從我做起」、「振興中華」時，華工的霍東齡們更多是在務實和發奮。

畢業分配的時候，77級的畢業生供不應求。只要拿著文憑，就會有地方搶著讓落腳。優秀些的，則立馬被視為骨幹。霍東齡進入廣州微波站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做電子和通信類產品貿易。1995年，霍東齡跟大學同學張躍軍一起創辦京信通信。他們的同學很多也成為國內電子電信行業的老總，如TCL的總裁李東生、康佳的總裁陳偉榮、創維的總裁黃宏生、德生電器的總裁梁偉。

跟父親當年的慘烈競爭相比，霍東齡女兒的教育經歷活潑得多。她自小就被帶著出國遊歷，高中時就去了英國。她現在上大三，念的也是電子電氣工程專業。

川美：有節制的「瘋狂」

走進四川美術學院時，楊千是一個懵懂的19歲青年。考大學前，他跟成都一所中專的美術老師何多苓學了幾年畫。1978年3月，「師徒」二人一起考入川美。那時的何多苓已經是四川小有名氣的「畫家」。跟何多苓名聲相仿的是外號「羅鍋」的羅中立。他投考川美純粹出於經濟考慮，因為大學生每月補助是五十幾塊錢，而作為中專生的他那時每月補助29塊。

同學之間年齡、閱歷的差距很大，年長的何多苓、程叢林、羅中立慢慢成為「大哥」，三個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追隨者，一個圈子裡的人課餘紮在宿舍切磋畫技。臨近畢業時，楊千和羅中立共用一個6平方米的畫室做畢業創作。重慶夏天溽熱，兩人光著膀子畫畫。羅中立從家裡拿來一把菜刀當畫刀，房間逼仄，他把兒童望遠鏡倒過來用，增加空間的縱深感——《父親》就是這樣畫出來的。正熱汗淋漓時，楊千的女朋友在樓下拖著悠長綿軟的川音傳喚：楊千，我來了——她來送雞湯。羅中立和楊千忙則慌手慌腳地找衣服、穿衣服。幾十年後，羅中立仍然可以把楊千女友的神態腔調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爽朗地大笑，對觀眾席上的當代大學生們說：「我們那時比你們現在瘋多了。」

瘋的例子包括，熄燈之後，把畫室裡的黑色襯布裹在身上，一手擎著蠟燭，一手托著用來臨摹的骷髏挨個宿舍嚇人；夏天的晚上，幾個男生把水房門插好，把水槽裡放滿水，脫得光光地躺進去，聽何多苓說書———《悲慘世界》……不講故事的夜晚，何多苓吹口哨。大家最愛的曲子是《蘇聯騎兵進行曲》，後來這成為川美油畫系77級的班歌。

有一次全班男生爬到宿舍樓頂的平台上乘涼。驟雨忽至，眾人狼狽爬起，順著唯一的入口爬回宿舍樓。黑茫茫的天地間，彷彿只有宿舍入口的一線亮光，一大群人圍著這個洞，像淋透的雞一樣一個接一個地鑽進去。這個充滿隱喻的畫面幾乎成為川美77級青春痕跡和藝術追求的象徵。1970年代末，國內的美術教育仍然充斥著畫正面人物要「紅光亮」的教條。川美77級學生卻自覺不自覺地以「小苦舊」和「傷痕美術」挑戰「紅光亮」的權威。羅中立創作了《父親》，何多苓畫出了《春風已經甦醒》，楊千畫了一位下放的右派親戚背著行李遠去的背影。

「我們那時候瘋嗎？」已步入中年的楊千反問記者，「我們那時沒人嗑藥、沒人夜不歸宿去通宵舞場跳舞。禁忌雖然打開，但總的來說控制還是很死。重壓之下，很多人產生了逆反心理，所以到了1980年代可以出國後，很多同學都出去了。」

現在，82屆的孩子們也都到了上大學的年齡，相形之下，他們就幸運多了。

兩個「潘曉」的命運

30年前，高考被視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圍繞高考的各種討論也展開了。而有關潘曉「人生的路」的討論，堪稱諸多討論中最具全民性的。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署名潘曉。潘曉在信的開頭說，「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接下來，潘曉歷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結論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與現實生活太遠，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

真實的潘曉是兩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潘曉是「樹典型」的產物。《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把北京經濟學院78級大學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曉」各取了他們名字中的一個字。

在《中國青年》上掀起一連數月的討論後，黃曉菊接受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從幕後走到台前，一舉成為備受爭議的新聞人物。當時黃曉菊與另一位潘曉———潘也接觸過，但感覺不投緣，覺得潘「孤僻，太學生氣」。潘在成為潘曉之前曾自殺過，脫險之後他對醫生說：「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對於自殺，潘說「沒有什麼特殊原因」。細說來是因為父母支援三線去了青海，潘自幼寄居在親戚家，心理比較灰暗，而1979年春節後更趨極端，終於選擇了自殺。

黃曉菊自幼也有與父母分開的經歷，母親1950年代支邊到了內蒙古，父親是當地的一名軍人，黃曉菊從小患上佝僂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幾歲時，黃曉菊患上關節炎，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街道毛線廠，跟老人們一起纏線球。在廠裡，她是最能幹也最不安分的工人，完成自己的定額後就跑到一邊跟工友聊天：如果讓你選，你是願意讓毛主席接見，還是看一眼演佐羅的阿蘭.德龍？你說，人活著是為什麼呀？領導見黃曉菊到處聊，尤其反感，問怎麼回事。黃曉菊說已經完成了定額。完成了定額可以幫助別人。否則要定額幹嗎呀？黃曉菊脫口而出。

還有一次，離下班還有五六分鐘，天空陰霾，電閃雷鳴。工人很多腿腳不靈便，又沒帶傘，車間主任拍板讓大家趕緊回家。一個廠級領導卻悄悄躲在大門後頭，把早走的人名單記下來，並在月底時貼出大佈告，宣佈扣發這些人當月的獎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黃曉菊覺得這事不對。開廠務會時，她走進去問：「我能說兩句嗎？」眾目睽睽下領導也不好讓她閉嘴。

黃曉菊說：第一，你們的執行方法不對，我們走是車間主任決定的，所以車間主任有責任；第二，廠一級領導如果覺得車間主任的做法不對，當時應該阻攔。可廠領導卻像抓特務一樣躲在大門後。難道廠裡的目的就是罰我們6塊錢嗎？

最後6塊錢的獎金補發下來，她在廠子裡卻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在《中國青年》發表文章、在中央電視台亮相並沒有改變她在廠裡的處境。無奈，黃曉菊辭掉工廠的工作。經馬麗珍介紹，黃曉菊先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資料室干發行和查書取報的活。但在這些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黃曉菊也是個異類。

1988年，離了婚的黃曉菊，為了自己和3歲兒子的生計，衝到剛剛建省的海南，為《海南特區報》拉廣告，還到深圳給日本生意人當保姆……最後讓她安頓下來的，是在西單附近家門口開的一個小小的服裝攤。

兒子桑也行在很大程度上重複了黃曉菊的命運。上學後，他像媽媽一樣叛逆，公然在課堂上挑戰老師的權威。最後，他也沒上大學。如今1米80的小伙，做過促銷，學過調酒師，當過門童、服務生，在部隊當過兵，轉業之後打算開一家主題餐廳。母親認為兒子的選擇比她當年多得多。

黃曉菊說，她不為沒上過大學後悔。不過說到年輕時代愛讀的那些書、說起伶牙俐齒舌戰廠委會時，她也會興奮地憧憬：「我要是上了大學……」

上大學的那位潘曉，命運也坎坷。潘說，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思想有問題」的潘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並在潘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此後潘多年顛沛，還曾因盜竊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幾年，潘做過在線咨詢、電視節目策劃等多種職業，日子過得也還好。至於沒有結果的大學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個片段罷了。□摘自《南方週末》石巖萬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