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陸13個殖民地代表組成的大陸會議通過了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並決定把軍權授予44歲的華盛頓，以便通過戰鬥實現獨立建國的夢想。其實那一刻，大陸會議並無一兵一卒，所謂軍權充其量只是組織軍隊的權力。
華盛頓受命以後，歷經千辛萬苦，從無到有，創建了一支軍隊，經過八年苦戰，終於在1783年使這塊新大陸贏得了自由。這個時候戰功赫赫的華盛頓無疑是舉國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謝絕了黃袍加身的提議，而是功成身退，平靜地回到自己的莊園，過起獨立戰爭以前的生活。臨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親自解散了打贏這場獨立戰爭的軍隊。當他確知國會沒有錢可以遣散他的將士時，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八年戎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將士們面前，告訴他們新生的美國真的沒有錢，大家就此回家做個好公民。這些將士們無條件地服從了他們崇敬的統帥的最後一個命令。
無論是200多年前的那一刻，還是今天，美國人幾乎都知道沒有華盛頓領導他們浴血奮戰，就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美國。據林達夫婦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所說，在美國國會大廈裡，至今仍懸掛著一張巨幅油畫，畫面上開國元勳濟濟一堂，那是美國的開國大典。油畫下面有個小小的說明，記載了華盛頓向國會交出軍權那簡單而動人的一幕，華盛頓說：「現在，我已經完成了（歷史）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答道：「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著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著你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這個儀式如此簡單，卻如此莊嚴。它不僅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也感動了世世代代的美國人。當華盛頓發表簡短講話時，每個人的眼中都飽含著淚水。200多年後，我每一次讀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淚流滿面，我相信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我從中知道他們的目標只是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為了中國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儀式結束後，華盛頓沿著波托瑪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別的家園，重新開始以牛馬為伍的田園生活。幾百年來，他家門前的河水依然靜靜地流淌著，彷彿還記著他兩度應召為國服務，兩度沿著這條河流回家的身影。
四年以後（1787年），美國各州的代表重新坐到一起，討論起草一部憲法。1789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年），由華盛頓主持的制憲會議成功地制定了美國憲法。華盛頓眾望所歸，無可爭議地當選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選產生的國家元首。那時離獨立戰爭結束已六年，離《獨立宣言》發表已13年了。
此後，華盛頓雖然勉強接受連任了一屆總統，但他堅決拒絕第三次連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當了八年總統以後，在國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告別演說：「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不曾受人影響，不曾受人威脅，是經過全盤研究和深思熟慮而建立的，它的原則和它的權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結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規定。我們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人民有權制定和變更其政府的憲法。可是憲法在經全民採取明確和正式的行動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對之負有神聖的履行義務。人民有權力和權利來建立政府，可這一觀念是以每人有義務服從所建立的政府為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熱忱，獻身效勞國家已經四十五載，我希望因為能力薄弱而犯的過失，會隨著我不久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對於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樣，均須仰賴祖國的仁慈。由於受到強烈的愛國之情的激勵——這種感情對於一個視祖國為自己及歷代祖先的故土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我懷著歡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實現的退休之後，能與同胞們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溫暖——這是我一直衷心嚮往的目標，並且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相互關懷、共同努力和赴湯蹈火的理想報酬。」
就像他當初率軍苦戰八年、贏得勝利之後解甲歸田一樣，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園。在一個到處還是國王、君主、世襲制的世界，華盛頓毅然選擇放棄權力，開創了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屆的憲法慣例，從而為美國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也為全人類樹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
這一年華盛頓只有64歲。1799年12月24日，華盛頓在自己的莊園安然去世。作為美國國父，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其人格風範成為後世政治家永遠效仿的楷模。
二
半個多世紀之後（1851年1月11日），在古老的中國大陸，37歲的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號稱「太平天國」。兩年後殺進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殺，席捲大半個中國近14年。
100多年來，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洪秀全在中國始終是一個神話。直到2000年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出版以後，這個神話才開始破滅。
孫中山先生出生於1866年，離太平天國失敗僅僅兩年，時餘波未息。他的家鄉（今廣東中山）離洪秀全的家鄉（今廣州花都區）相去不遠，少時的孫中山受到洪秀全故事的影響，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反清的種子絲毫也沒什麼奇怪。
洪秀全死後十年（1874年），出生於湖南的黃興也曾談起自己受到過太平天國的影響：「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閱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之後，起初他們的弟兄頗知共濟，故能席捲湖廣，開基金陵。不幸得很，後來因為他們弟兄有了私心，互爭權勢，自相殘殺，以致功敗垂成。我讀史至此，不覺氣憤騰胸，為之頓足三歎。」（《黃興集》）
孫中山、黃興的成長時期離太平天國覆滅不久，洪秀全毅然舉旗反清的故事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榜樣。但洪秀全對他們的影響也僅限於反清這一點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的真相終於逐漸浮出水面。透過曾經的光環，撥開重重迷霧，回到現場，回到真實的歷史，我們才發現籠罩在神聖的面紗之下的是人間醜惡、荒淫、無恥、野蠻、殘酷、迷信的一幕幕，試看：
洪秀全造反之前有過相當漫長的準備階段，1844年5月他和唯一的同伴馮雲山到廣西山區宣傳他的拜上帝教，僅僅幾個月他就因沒有耐心而離開了。三年後等到馮雲山歷盡艱辛在當地站穩了腳跟，他又跑去大張旗鼓地蠻幹，使得拜上帝會陷入險境，這個時候他卻躲起來了。得知馮雲山等被捕的消息，他以找兩廣總督救人的借口倉皇逃離廣西。馮雲山被其他信徒救出來後，他才於1849年重返紫荊山。這是1851年以前的那個洪秀全，如果不是馮雲山刻意造神，要把洪秀全造成一個人間神，作為造反的旗號，以後的一切都將不可能發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沒幾天，連一個縣城都沒有佔到，立足未穩，他就迫不及待地自封「天王」；剛打進小城永安，在強敵圍困之下就大封諸王，並向全軍下詔，封官許願。洪秀全從廣西一路殺上來，凡攻佔一地（特別是武漢這樣的大地方），對於沒有逃走的青壯年一律脅迫參軍，否則斬首。刑罰也極為嚴酷，斬首之外有五馬分屍，最恐怖的是「點天燈」。攻進南京後，他一方面大興土木，營建極少數人荒淫無度的安樂窩；一方面把南京變成了一個大軍營，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離制度整整實行了兩年），軍民不得有私有財產，廢止正常的商業，實行供給制等等。說是「天堂」，其實是「墳墓」；說是人間天國，實際是人間地獄。
洪秀全還沒有公開造反，就有妻妾十餘人；永安突圍時，增加到36人；到佔領武昌後已有60人；建都南京以後，更是大肆選美，豪華壯麗的天王府裡美女如雲。據他兒子被俘後在供詞中說，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說108人），還有宮女1000多人，專供他一人享樂，所以他只能用數字來編號，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建都後，只有40歲的洪秀全開始足不出戶了，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楊秀清主持，楊要見他也得「請旨定時日」。因此逐漸大權旁落，導致天京事變。直到1864年自殺之前，洪總共才出過兩三次天王府。其荒淫無恥的程度與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旭瀾先生說通過現今的暴發戶可以窺見洪楊二人當年的心思，此語不差。小農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說出來了，無非是「吳媽」、鋼絲床等，也就是女人、財帛、富貴榮華也。
洪秀全進南京時，凡清政府官員、滿族老百姓、知識分子、商人、僧尼道士，不分男女老幼統統殺頭，許多人不堪凌辱而舉家自殺，整個南京城一片血腥，光是旗人就至少殺了兩萬多人。作為歷代古都的南京，文物古跡遭到嚴重毀壞，諸子百家、歷代書籍都遭禁止、焚燬，比秦始皇還要徹底。這不僅是對生命的屠戮，也是對文化與文明的毀滅。
所謂天京事變也是一幕幕血腥的屠殺。這場影響太平天國命運至深的自相殘殺，起因在於東王楊秀清覬覦「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為「萬歲」。洪密令北王韋昌輝連夜從前線帶兵回京，血洗東王府，殺了東王部下將士兩萬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紅。翼王石達開是諸王中最有遠見也是最能幹的一個，被曾國藩等人認為是最厲害的對手。石達開回京指責韋昌輝殺戮太多，韋昌輝在洪秀全密令或授意之下又要殺石，石連夜縋城逃脫，但一家老小全被殺光。石達開興師問罪，洪秀全又下令殺了韋昌輝及親信200餘人。從此，太平天國就開始由盛轉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臨覆滅時，洪秀全斷然否決了李秀成「讓城別走」的苦求，死也不願離開他的「小天堂」、安樂窩，並痛斥、詛咒李秀成：「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於水。」南京被重重圍困，城中即將斷糧，他號召軍民以「甘露（百草）」為食。城破之前他在絕望中服毒自盡，沒有與太平天國共存亡。城破之後，一個二三十萬人口的歷代古都只剩下一萬人，幾乎是一座空城。
從尊重史實這一角度來看，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代表的絕對不是什麼先進、進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蠻、迷信的代名詞，與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洪秀全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詞裝神弄鬼，煽動、欺騙、愚弄貧苦大眾跟他造反。所謂的「天朝田畝制度」，據史學家說壓根就沒實行過；「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更是騙人的美麗謊言。說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所以說太平天國信仰的是邪教倒是可以成立的。後期（1859年4月22日）來到南京的洪仁娜范暈鞣轎拿饔興私猓桓雒孕擰⑾漣⒆運健⒒櫨埂⒒囊暮樾閎衷趺純贍蓯敵興摹蹲收縷紡兀亢慰瞿鞘崩?1864年的覆滅已為時不遠。
三
如果說東西方文明有什麼差距，中國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這裡。18世紀美國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實踐，19世紀中葉中國發生的山呼海嘯一般的農民暴動，即使打著上帝的旗號，也只是數千年中國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的又一次惡性循環而已。洪秀全頭腦中除了權力、美女和無窮的享樂外，還有什麼？他們追求的東西和阿Q在土谷祠中所想的又有什麼區別？
說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個已過去的神話。就算沒有楊韋內訌、石達開出走，就算北伐成功，洪秀全進北京坐了龍椅，太平天國也只不過是成為中國多少個朝代中的一個而已，在漫長的編年史上添一個洪家王朝而已。
洪楊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殘忍、反文化，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災難、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們對立面的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雖然捍衛了那個專制獨裁、腐敗無能、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但他們也保護了綿延數千年的華夏文明。如果讓洪秀全一統天下，只會比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更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從陳勝、吳廣到朱元璋、洪秀全，一脈相承，農民揭竿而起的目的無非是求生存、求暫時做穩奴隸罷了，至多不過是個別領袖改朝換代的工具。在中國歷史的上空始終迴盪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聲音。漫漫幾千年的長夜，幾乎從來沒人對此提出疑問，沒人想過在改朝換代之外尋求新的出路。古老的農業文明到19世紀中葉之後雖然已逐漸走到了它的盡頭，但是要真正走出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又談何容易？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也只能出現洪秀全，其實洪秀全就是陳勝、吳廣，是黃巢、李自成，他打著宗教旗號，創立了拜上帝教；東漢末年的張角就以太平道教開始他「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蓮教等也史不絕書。在古老中國這塊土壤上，是不可能誕生華盛頓這樣史無前例的人物的，那屬於另一種文化、另一類文明。
四
但是，洪秀全之後的中國的確出現了一線文明的曙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他們首創了亞洲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儘管他們也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與不足，僅這一點就足以永垂史冊。周作人在孫中山去世後說：「『中華民國』四個字便是孫中山一生事業最大的證據和紀念。」更何況他功成身退的人格風範，簡直可以直追華盛頓等美國的開國元勳。
20世紀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光復會時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響亮誓言。據胡漢民、汪精衛回憶，辛亥革命前後，黃興一再對人說：「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
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不到三個月，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孫中山實現諾言，平靜地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不久，黃興堅辭南京留守，交出兵權，解甲歸田。
96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孫黃二人以他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選擇改寫了歷史，改寫了幾千年來中國人一旦抓住權力即死不放手的傳統惡習。辛亥革命元老譚人鳳在《石叟牌詞》中評點當時的歷史人物，批評孫、黃此舉是「放棄責任，一讓總統，一辭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虛名，致令政變頻乖，擾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謂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孫、黃「欲挽官僚竊權怙勢之積習，准身作則，專為公家謀幸福，不為一己便私圖」、「光明俊偉，敝屣尊榮，百折不撓，盡忠主義，求之世界人物，又豈多得者哉」，並稱「孫、黃之手段雖劣，其胸襟氣概，固自高出尋常萬萬也」。
孫黃二人功成身退、不圖權位的高風亮節，就像一束奇異的光投射在幾千年來陰暗的政治史上。這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它標誌著人類政治文明的光芒開始照到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華盛頓交出軍權、拒絕第三次出任總統純粹出於自願，出於他內心對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孫黃二人讓位、辭職都是迫於巨大的政治壓力（儘管如此，孫黃二人的選擇也是偉大的，足以彪炳千秋）。在中國這塊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專制土地上，即使產生了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能功成不居，但歷史的面貌並不會因此改變，甚至有可能更糟糕。譚人鳳和當時不少人都認為，多少仁人志士經過十幾年的奮鬥，「擲無數頭顱，流無量頸血」才推翻帝制、贏得共和，「總統可讓，留守可辭」，但「獨裁之專制則斷不可使復活」。孫黃二人的辭職造成了軍閥混戰的亂局，是他們沒有負起善始善終的責任。
民國以來的歷史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孫黃二人還是為後世樹立了前無古人的人格典範，讓後人懂得有所敬畏、有所謙卑。華盛頓與洪秀全的巨大鴻溝，就是兩種不同文明的鴻溝。華盛頓代表了生氣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人類主流文明；洪秀全則是落後、專制的東方文明的象徵。古老的民族還遠沒有從洪秀全的神話中徹底走出來，眺望18世紀遙遠的新大陸，華盛頓所樹立的不朽豐碑，重溫20世紀初孫中山、黃興面對權力作出的毅然選擇，我為民族命運而感到深深的悲哀。逝者如斯夫，我為這塊土地上曾產生過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同胞而感到一線安慰的同時，也為人類曾經擁有華盛頓這樣的驕子而感到靈魂的溫暖。我以為，華盛頓的作為超越了民族、宗教、國界和語言的局限，他不僅僅屬於美國，也屬於整個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