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資政院於1910年10月3日第一次舉行會議時全體代表的合影

資政院是過渡性的立法機構

1910年9月，資政院召集議員，正式成立。原定欽選和民選議員（各省諮議局選出的議員）各100名，由於新疆諮議局尚未成立，缺少兩名民選議員，欽選議員也減少兩名。

清政府設立資政院，是考慮到「中國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也就是說，目的在於培養鍛煉議員的能力，為成立兩院制的正式國會奠定基礎。正因為是一個過渡性的立法機構，所以它不像立憲國家的議會那樣實行兩院制，而是由欽選和民選議員混合組織。其立法權也不如立憲國家的議院大，無權制定和修改憲法，但憲法以外的其他議案是有權議決的，只是通過以後，還要經過君主「裁奪」。然而它卻擁有議決國家財政預算、決算、稅法和公債的職權，擁有憲法以外各種新定法典及其修改的職權，還有質問、彈劾行政部門和大臣的權力，核議督撫侵奪諮議局權限的權力等；從法理上說，它是國家的最高立法和監督機關。

資政院會議非有議員2/3以上到會，不得開議；議決以到會議員過半數所決為準；議員在資政院議事範圍內的發言，不受院外詰責。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會議一般不禁止旁聽，充分表現了它的開放性和透明度。

審核預算一絲不苟

1910年10月3日，資政院召開第一屆會議，議員特別是民選議員都極為珍惜「選民代表」的榮譽，嚴肅地履行職責。

資政院開會時，議員們對一切議案，不論是政府提出的，本院提出的，還是各省團體和民眾陳請的，均按照立法程序，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議員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要求改變議事日程。總裁或副總裁只負責組織會議和維持會場秩序，完全聽憑議員議決，只有當贊成與反對的票數相等時，總裁或副總裁的態度才起作用。

議員們討論修改法律條文和奏稿，總是字斟句酌，力求做到準確無誤。審核1911年國家預算，更是一絲不苟。政府交出的預算總額短虧五千多萬兩。議員們認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自己既是民眾的代表，就應減輕民眾的負擔，決不能拿著納稅人的錢供政府揮霍浪費。因此，審核時要盡可能地裁冗員，節糜費。不過，他們並不是隨意縮減，而是對機構設置、人員編制、事情該不該辦、經費多少等等，認真推究核對。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請在場的政府特派員解釋，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進行辯駁。例如，郵傳部的預算僅京奉鐵路雜費中的紙筆一項即達6萬多兩；議員認為，就是隨便用，也用不了這麼多，於是核減了5萬多兩。該路還有另一筆經費叫「免票費」，是專門供欽差、總督、巡撫、將軍到外邊調查用的，共有8萬多兩；議員認為，各國只有議員有免票費，現在我們議員也不願用，何況是欽差等人？故通通裁去。經過多次詳細審核，將國家原預算總額37635萬兩核減掉7790萬兩，使歲入總額略有盈餘。

議員們通過的許多議案，對於整頓國家財政金融，發展教育和工商業，開發邊疆，加強法治建設，摧毀專制禁網，擴大人民民主權利，減輕民眾負擔，都是非常有利的。他們奏請赦免包括革命黨人在內的國事犯，尤能表明出以公心，沒有囿於本派本人的私利。在他們看來，赦甲黨，不赦乙黨，「殊非代表全體人民之意」；何況革命黨人「亦因政治腐敗，立憲無期，鋌而走險」。作為人民代表，理應盡到自己的責任。所以他們大部分都主張不分黨派，一體特赦。

為了捍衛資政院的立法職權，議員們不畏皇權，不惟政府之命是聽。在這方面，除了向政府各部門提出幾十件質問書以外，主要表現為彈劾軍機大臣，批評指責上諭。

1910年10月資政院奏請速開國會後，朝廷宣佈將召開國會的期限縮短3年，改為宣統五年（1913年）。11月7日開會時，議員吳賜齡說:在立憲國家，議案表決之後，皇上裁可「不過是名義上之裁可」，沒有不實行的道理。「今本院具奏案主張明年速開，而王大臣議定要宣統五年，則這議案效力全失，所謂資政院『立議院基礎』、『養議院精神』者何在？」他指責朝廷違背以前的許諾，贏得場內一片掌聲。議員於邦華又發言，抨擊政府要員不速開國會「是為貪官污吏開搜括之門」。

11月8日，資政院上奏湖南發行公債事件，指出巡撫楊文鼎不交諮議局議決，顯系侵奪諮議局權限，應令其將原案交諮議局議決，並量予處分。當日軍機大臣副署的諭旨說:楊文鼎未交局議，系屬疏漏；既經度支部議定，奉旨允准，著仍遵前旨辦理。諭旨在會上宣佈以後，民選議員指出: 諮議局章程屬於國家法律，軍機大臣這樣副署諭旨，就是「以命令變更法律」。「立憲國精神全在法律，督撫違背法律而不予處分，則資政院可以不必設，諮議局亦可以不必辦，憲亦可以不立！」「似此無法律可守，不如就請皇上解散資政院！」大家一致要求暫時停議，請軍機大臣特別是首席軍機大臣奕劻到院答辯。軍機大臣沒人敢來，議員吵嚷不休，整個下午會場都處在緊張氣憤的氛圍之中。

不久，軍機大臣答覆了易宗夔的質問說帖，謂:軍機大臣副署諭旨本於乾隆年間舊制，與外國的內閣副署用意不同。說帖所質問的軍機大臣對於各部、各省行政是完全負責任還是不完全負責任的問題，無法答覆。

彈劾軍機大臣遭朝廷訓斥

11月20日，資政院上奏:廣西高等警察學堂限制外籍學生案，應照民政部章程不收外省學生辦理；雲南鹽斤加價案，總督應交諮議局議決，未議決之前應停止施行。當日奉旨，前者交民政部察核具奏，後者交鹽政大臣察核具奏。資政院上奏的是請旨裁奪事件，准與不准應當由皇帝直接裁決，而上諭竟委諸行政衙門察核，輕蔑資政院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11月22日會議開始，議員們就撇開議事日程表，紛紛發言，交相指斥軍機大臣。易宗夔說:立法機關是獨立的，不能將其議決的議案交行政衙門去察核。軍機大臣副署的兩道諭旨，是「侵資政院的權，違資政院的法」，應該彈劾。他的倡議得到熱烈支持。許多民選議員指出:「可見軍機大臣要把資政院推倒了」，「（軍機大臣）不足以輔弼皇上」。「既不負責任，還要軍機大臣做甚麼用？」為了「保全資政院的資格」，「尊重法律」，「今天對於此事必須存一個不怕解散的決心」，一定要彈劾軍機大臣。發言常為震耳的掌聲所打斷。

之後，政府特派員出來代表軍機大臣進行解釋。

吳賜齡又發言:「此次彈劾案如軍機大臣自己見得不是，就應自己辭職；若以資政院為不是，就應奏請解散資政院，斷無調和之理。」

黎尚雯緊接著說:「我們與軍機大臣勢不兩立。」

發言至此，議員們通過了具奏彈劾軍機大臣案。

25日，朝廷頒下一道諭旨，廣西、雲南兩事均依院議，以顯示前兩道諭旨並非有意蹂躪資政院章程，希圖資政院取消彈劾。

這道上諭在資政院會上宣讀之後，議員的意見發生分歧。有的認為既已奉旨依議，彈劾奏稿應該取消。有的認為近年內政外交弄得這樣壞，都是由於軍機大臣不得其人；現在軍機大臣既然不負責任，就不應當用他們主持國事，仍需彈劾。後來雖然改為懇請「明定樞臣責任並速設責任內閣」具奏案上奏，但仍尖銳地指出:軍機大臣不負責任，受祿惟恐其後，受責惟恐其先，徒有參預國務之名，毫無輔弼行政之實。請迅即組織內閣，並於內閣成立之前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擔負的責任宣示天下，使其無所諉卸。

同一天，軍機大臣聯袂奏請辭職。攝政王載灃頒發兩道硃諭（軍機大臣迴避，未副署），一是慰留軍機大臣，二是不讓資政院過問。後者寫道:「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為朝廷大權。」「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暨設立內閣事宜，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總裁等所得擅預，所請著毋庸議。

議員們非但沒有被硃諭訓斥所嚇倒，反而產生更大的對立情緒，對朝廷也相當不恭了。

次日會議一開始，李素就發言說:「硃諭的意思，似乎以本院為不知大體，擅行干預，我們何必自己取辱？」「解散倒覺痛快。」

易宗夔說:從前的諭旨是軍機大臣署名，議員可以說話；這回是硃諭，「我們就沒有說話的地方了」。由此看來，以後議決的一切議案「一概都歸無效了」。「不但資政院絕無用處，就是以後的國會都可以不要了，這個是非常之危險的。因為立憲國精神是議院與政府對待，現在弄成議院與君主對待（即處於相對地位之意）。這個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積極的專制，什麼資政院，什麼國會，什麼立憲，都可不要；還有一個不得了的結果，這個人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動手段出來」,「所以我們要想個法子解決這個問題」，「還要上奏彈劾軍機大臣」，如不准，就解散資政院。

吳賜齡說:「軍機大臣平日將『君主大權』四字附會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權』，使旁人一句話也不能說，所以把這兩道硃諭看來，愈見軍機大臣欺君誤國之罪。」還是「作為彈劾案為是」。

邵羲說:「以君主對待國會就不是立憲的精神。」

汪龍光說:「軍機大臣一經責難，對於上則以辭職為要挾，對於下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我們一般議員誰敢與皇上相對？將來必至無事敢議，無口可開，勢必由立憲復返於專制，憲政前途非常危險。」此次具奏要把立憲的要素解釋清楚，朝廷如以為是，「則是真立憲」，「如以為非，則是假立憲，不惟資政院無可存立，便連國會也可無庸開設了」。

於邦華、羅傑、陳樹楷皆贊成彈劾，鄭際平則主張解散資政院。

末代狀元劉春霖也發言說:認為資政院不能過問軍機大臣不負責任之事，「是與預備立憲很不合的」。

欽選議員陳懋鼎聞聽他指責了攝政王載灃，趕快插言，請其對硃諭說話留意。

劉春霖慷慨激昂地接著說:「自古有直言敢諫之人，實在是國家之福。」「對於硃諭不能持積極主義，就得持消極主義，既不能說旁的話，惟有全體辭職。」「此次再行具奏，將該大臣等據實彈劾，就請監國攝政王收回成命亦無不可，否則全體辭職亦無不可。」

辯論結束，多數通過了具奏明定軍機大臣責任案。

議員們口口聲聲不敢與君主「對待」，實際上處處指責批評上諭，千方百計要其收回成命。在立憲與專制的根本原則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是毫不含糊的。

彈劾奏折被留中

各省諮議局得知硃諭內容，紛請資政院再爭，聲明爭之無效，願與資政院同時解散，給以有力聲援。

以後議員討論奏稿，又產生嚴重分歧，結果原稿被否定，通過了請速設責任內閣的修正案。緊接著朝廷下令憲政編查館趕緊編訂內閣官制。溥倫覺得既讓速定內閣官制，奏折似乎無必要再上，當晚把奏折追回，拿到12月26日的會議上徵求意見。一派認為，軍機大臣不負責任，彈劾的理由仍在。另一派認為，既命成立責任內閣，不必再進行彈劾。表決的結果取消了奏稿。

28日下午會議剛剛開始，李素就發言說:「我們資政院敷敷衍衍，反反覆覆，何面目以謝天下？本員今日有個倡議，前日之表決是取消奏稿，並非取消問題。我們此次須指實彈劾，不要再如前次之調停，方足以對天下。」邵羲、羅傑、黎尚雯、於邦華接連發言予以支持。總裁問大家要不要討論，議員大呼無須討論，於是上折彈劾，主要是說軍機大臣溺職，難資輔弼。儘管奏折被留中（即皇帝將臣下的章奏留於宮中，不交議，也不批答），議員們的一片苦心並沒有白費，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

達到與民主立憲同等的程度

第二屆會議在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之後十幾天召開，許多民選議員未赴會。在開議後的一個月內，通過了一些議案。其後由於獨立各省已居全國大半，議員大部離去，剩下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只好改開談話會。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滅亡，第二屆資政院會議通過的議案完全失去效力。不過，在會議期間，議員們打倒了違法違憲的皇族內閣；推翻了朝廷不准抗違的憲法欽定原則，取得資政院起草並議決憲法的神聖權利；廢除了政府禁令，開放了黨禁；排除了阻撓，爭得了早日召開國會；他們起草的《十九信條》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資本主義憲法綱領，實行英國模式的議會政治、虛君共和，徹底廢除了君主權力，一切權力皆歸國會，在實質上達到了與民主立憲同等的程度。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立憲派所執著追求的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