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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被捕延遲12天公佈

2016年04月26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144 次

粉碎「四人幫」,是當代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歷時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浩劫從此結束,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22日,《人民日報》進行了公開報道。在這十餘天的時間裡,「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是如何迅速傳遍全國的?「小道消息」在人民大眾中又是如何悄然傳播的?人們得知喜訊初則震驚,既又懷疑,隨後便是驚喜,這種得到重大喜訊唯恐不確的急迫心情,又是怎樣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理和黨心、民心所向的?莽東鴻同志的文章,對這些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


引子


1976年10月6日晚8時至8時30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毛遠新,被以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黨中央「隔離審查」。中央為穩定局勢,在此後的半個月內,逐步實施向黨的高層內部傳達" 四人幫"垮台的消息,同時禁止傳媒公開報道有關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傳遍全國。消息傳到哪裡,哪裡的人們開始都是震驚、懷疑,隨後便是驚喜。


1.傳達:由高層至基層,由黨內至黨外


10月6日晚10時許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通過華國鋒等人召集的緊急會議,及此後汪東興的電話,得知「四人幫」被捕,一致表示贊同逮捕「四人幫」的行動。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一連串「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同時個別告知一些老幹部,如李先念約鄧穎超談話;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開駐京的黨政軍高幹會議。據廖漢生回憶,當晚及8日下午5時至9日凌晨2時,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的負責同志開會,其中有上海的馬天水、周純麟,江蘇的彭沖、許家屯,山東的白如冰,湖北的趙辛初、趙修,南京軍區的丁盛、廖漢生,濟南軍區的曾思玉,武漢軍區的楊得志、王平等。華國鋒神情莊重地宣佈:王、張、江、姚陰謀篡黨奪權,黨中央對「四人幫」採取了堅決措施,將他們隔離審查,除去了隱患。會場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8日,中央向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發出「打招呼 」的15號文件——《中央關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並下達了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文件;還發出兩條指示: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廣播電台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


9日,中央決定,從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單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報社,及全國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中,分批傳達中央15號文件。


18日,中共中央發出16號文件:《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將文件發至縣團級,傳達到全體黨員群眾。文件還說,有關這個反黨集團的材料,「中央將繼續印發 」。(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後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證》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後,16號文件陸續傳達至黨外群眾。至此,事隔12天以後,基層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


2.10月7日至21日間,中央對新聞報道的處置


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後,華國鋒、葉劍英立即召見了吳忠、耿飆。


葉劍英對吳忠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嚴密控制新聞媒介。中央已經決定由耿飆同志接管宣傳口,你從衛戍區選調一批精幹、可靠的幹部,隨耿飆同志到廣播電台。」


華國鋒對耿飆說:「究竟怎麼搞法,如何控制住電台、電視台,來不及細想,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來。」葉劍英說:「要注意兩條:一、要防止內部混亂;二、要防止向外洩密。你要防止發生異常情況,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


晚10時,幾乎與政治局玉泉山會議召開的同時,在衛戍區副司令員及警備一師副師長的陪同下,耿飆持華國鋒手令赴中央廣播事業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華國鋒知悉後,高興地對吳忠說:「最關鍵的問題解決了。」此後,遲浩田三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社。


怎樣進行宣傳報道,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


接管電台以後,耿飆下達指示:「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音中不能洩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管宣傳的副台長楊正泉後來回憶說:「這段時間的宣傳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穩定局勢,爭取群眾。我們的宣傳報道中是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繫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以前採取迴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海等地的來稿則嚴格掌握,慎重處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畫、有選擇地播放一點兒。這一階段宣傳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強的,我們必須嚴格遵守宣傳紀律,聽從中央的安排和指揮。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夠做到恰如其分,我覺得卻又十分困難。」


從10日開始,《人民日報》發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毛澤東語錄。


從14日開始,出現「誓同一切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鬥爭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其中不指名地寫道:「撕下他們披在身上的畫皮,戳穿他們的猙獰面目和鬼蜮行徑。」


中央宣傳內容及方針的變化,使地方傳媒感到迷惑。河北日報社的夜班人員,從種種跡象中察覺到氣氛顯然有了變化:「接收的新華社稿件,突然間由過去每天四五萬字減少到萬兒八千字,這是為什麼?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幾位『人物』,怎麼持續幾天不見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們聽慣了的『時尚』語言,開始改調了,這是為什麼?人們苦苦思索,悄悄議論,越看越明顯了,但是誰也不敢說出第一句這是因為什麼。」


儘管一些地方自發舉行了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但報紙、電台均不予報道。


21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發了新華社報道的北京遊行盛況:「廣大遊行群眾熱烈歡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標題《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偉大勝利》,刊登新華社21日夜報道的北京群眾的慶祝活動。從此,全國傳媒才開始公開報道「四人幫」垮台的消息。


3.10月7日至10日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傳播


儘管嚴密封鎖消息,但從10月6日晚間逮捕「四人幫」以後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傳播開來。


多數人得知消息時的心態:開始是驚疑,而後是狂喜。當然,在當時那種氛圍裡,人們間這種信息的傳遞,是極其謹慎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消息閉塞的廣西資源縣探親,說了「四人幫 」倒台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悅心情的表達,也大多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漸變得大膽起來。


讓我們看看,6日晚間至10日期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傳播情況:


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10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也是較早獲悉的一個:「半夜,床頭的電話震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


當晚,從唐山返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於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12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裡去。於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著,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


7日,因「告江青狀」從4月起就被停職反省的新華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時刻,分別得知消息。早晨,李琴聽到王海容的聲音:「那四個人抓了!」電話隨即掛斷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個人」 是誰。穆青的妻子周蘿接到一個不知姓名女人的電話:「祝賀你們了!」晚上,友人劉回年悄悄走進朱穆之的家:「那四個人都被抓了!」


6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是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的,興奮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趕到陳雲家報喜去了。


7點多鐘,住在萬壽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鑄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之妻)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在她明白那「四個人」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後,興奮得手直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兒、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掃室內衛生,友人李又蘭打電話告訴她:夜裡零點「四人幫」都被抓了起來。董感到:「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頭深深地呼了兩口氣,身體上下立刻都暢通了,天吶,真舒服,真開心啊!猶如27年前上海解放,頓時一切都明亮了。」


鄧小平也是在這天得知消息的。鄧小平的親家、鄧榕的公公賀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告訴正在單位工作的兒子賀平,並要他立即去通知鄧家。鄧榕回憶:「賀平騎著單車,飛也似的回到寬街。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一看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


鄧小平夫婦和鄧林、鄧楠、鄧榕,是在緊閉房門的廁所裡,又是特意放開自來水的狀態下,聽賀平「傳達」的。鄧榕記述:「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為沒聽清而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了!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他們就在這間廁所裡,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


7日下午,從「文革」開始不久就靠邊站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莊,當時正在看書,電話鈴響了,對方未通姓名,只說了一句話:「你不是還有半瓶茅台嗎?喝了吧!」李莊再也無心讀書,挨到下班,一溜煙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飲而盡。李莊回憶說:「電話是一位穿軍裝的老戰友打來的,這是我們兩人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避禍定的一種隱語,表示『四人幫』覆滅了。」


8日,消息傳到駐北京部隊。軍官們自發舉行了半公開的小型慶祝活動,招待所的酒銷售一空。


茅盾是8日從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的兒子韋韜那裡聽說的。韋韜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動物園附近等班車,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親是軍隊高幹。她悄悄地對韋韜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人幫』被抓起來了!」「你說什麼?」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萬確,都抓起來了,是在前天夜裡。」「消息真的可靠嗎?」「絕對可靠,是我爸爸親口說的。毛遠新也被抓起來了!」韋韜回到家就把這個「特大喜訊」告訴了家人:「『四人幫』已經抓起來了!他們完蛋了!」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也是在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來報喜,連說『三個公的一個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這樣『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當晚,史會同志來報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說,以為我已知曉。」


82歲的葉聖陶只在日記上略略寫道:「臨睡時聽到可驚消息,今暫不記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興興去莫斯科餐廳會餐。她發現,今天排隊的人比往常多幾倍,而且都面帶一種神秘的笑容。兩個身著半舊軍服的年輕人大聲說:「今天這個日子裡,不多喝兩杯,對得起誰呢?」又說:「這事使人太高興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傳開,人們半公開地議論,市場上白酒的銷售量突然猛增。許多人去買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還敲打螃蟹:「看你還橫行霸道不!」


嚴寄洲回憶:我聽說後,心想,「不對,是不是『釣魚』?對,『釣魚』,一定是『釣魚』!」


「我害怕,我確實被整怕了,生怕再三進宮四進宮。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報』,『憋』得我就一個人到院子裡轉。平時倒頭就睡,那幾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來,出什麼事情。能看得出來,有人知道,興奮得要命,但誰都緊閉著嘴不說。在公開宣佈前七八天,院子裡來了個賣小百貨的,推車上裝著手紙、肥皂什麼的。他大聲喊:快來呀,三公一母,全抓起來。我正在院子裡轉,他敢講?我一下愣住,他怎麼知道?他都知道了,這一定是真的。那時在飯館裡,誰也不認識,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從來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連幾天睡不著覺。不過,這回是太高興了。」


4.消息迅速傳播到全國


武漢。 10月8日,黃昏時分,周而復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闖進來,迫不及待地說:「『四人幫』給抓起來了!」又說:「中央昨天找到少數省市委負責同志到北京,開了『打招呼』會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書記也去了。葉劍英在會上宣佈,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已經給抓了起來,沒打一槍,沒費一彈,就把反革命『四人幫』粉碎了……」她接著說,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開了緊急會議,廳局長一級幹部參加,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好消息。周說:「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周而復回憶:「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漢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馬路上,我看到一條從未見過的大標語: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幫』!標語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佇立注視,有的一望而過,帶著懷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的馬識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傳。有人還據此寫了一份材料《馬識途同志從北京回來講破「四人幫」的情況》,廣為傳播,後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傳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復又傳回成都。


福州。華東地區血液病會議正在福州舉行,忽然會議室外邊的馬路上人聲鼎沸,聲浪由遠而近,越來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來是遊行隊伍通過。在得知是慶祝「四人幫」被捕以後,與會專家個個興奮得跳起來,會議也不開了,大家自動加入遊行隊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燈火通明,鞭炮聲震耳欲聾,如同狂歡節一樣。


上海。這裡多敘述一下上海的情況。


7日到京開會的馬天水,對逮捕「四人幫」事持有異議,由於會議紀律,不能將「四人幫」被捕事,電話告知上海。


當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處貼出了標語:「打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已被捕了!」警察把標語撕了,對圍觀群眾說:「這都是謠言,快走開,不許亂說!」


14日,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開始傳達到上海一般群眾。


從15日開始,上海群眾自發地連日舉行遊行集會,絡繹不絕。數以萬計的群眾擁進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質問上海市委為什麼不傳達中央關於上海是「四人幫」基地的指示。


老報人徐鑄成回憶,就在「四人幫」在上海的同夥準備發動「巴黎公社式」暴動的緊急關頭,各機關、各團體乃至各裡弄的婦孺老幼,一齊出去上街遊行,敲鑼打鼓,「打倒萬惡的『四人幫』」、「清算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等口號,響徹雲霄。


農村。在北京延慶縣插隊落戶的季思聰回憶說:「這一天,老黨員宋長有來知青點串門。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他談起了剛聽完的只傳達到黨員的中央文件,一臉嚴肅地說:『中央又揪出四個人來。』他用的那個『又』字我記得很清楚,大概他覺得和『劉鄧陶』、『彭羅陸楊』、『王關戚』、『楊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點出的第一個名字竟是江青以後,「我腦子刷地一亮,除了震驚之外,我感到了這次可不是個『又』的問題了——這回可是要翻天了」!


在另一個農村的大隊部,廣西知青錢文軍和幾個幹部閒聊。公社廣播站的崔會友闖進來,說:「北京抓住了四條大混子,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來了!華主席厲害,真厲害!能得很啊!」「真的?」幾個人齊聲問道。接著,喝酒慶賀。錢文軍回憶:「酒壯人膽,接下去就成了訴苦會,全是那年餓死人的故事,崔會友更是哭成淚人一個。弄不清喝到幾點,幾個人全在大隊部睡了。」


當然也有聞訊後懷疑是「右派政變」之類的,甚至有議論要「舉行武裝起義」、「上山打遊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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