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楠獨家破解 台灣間諜的雙面人生

陳曉楠：上海提籃橋監獄，也被稱作是遠東第一監獄。一百多年的歷史當中，它關押了各個時代、一些身份很神秘、命運很詭秘的人。而就在前幾年有一群從這座監獄走出來的人，他們突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聯合發起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行動。他們作出了或許是他們人生當中的最後一搏。這些人就是一群來自台灣的間諜人員、台諜。當然用一個我們在歷史上更為熟悉的詞，其實他們是一群台灣的特務。

姜建國，現居香港。無業，以撿垃圾為生。

陳景聖，現居香港。無業，靠特區政府援助金生活。

2006年年末，這兩個原本默默無聞，一直在香港社會底層和邊緣生活的人，卻突然成為眾多媒體追逐的主角。因為二人同時主動曝出了

自己隱藏多年的神秘身份：他們曾在二十年前受雇於台灣軍情局，潛入大陸執行特殊任務，是名副其實的台灣間諜。

姜建國：「我說我什麼都可以做，只要不殺人放火，我什麼都可以為你效勞。」

陳景聖：「天下的事情，我也全部飽嘗了這些滋味，無所謂。」

出生於上海大戶家庭的陳景聖，在香港被委任為國民黨軍情局少尉，負責搜集情報。在接受了「粗糙」的特工技能培訓後便匆匆上陣。陳景聖到上海探望妻女時，被公安人員拘捕。陳景聖的妻子不能接受丈夫是「台灣特務」的事實，加上親友輿論的壓力，於同年12月拋下年僅3歲的女兒，服毒自殺。1982年6月，陳景聖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被控在香港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接受派遣任務，被判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此後，陳景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

「為台灣出力，令我家破人亡、孤獨終老，我真的好後悔。」陳景聖說。短短9個月的特務生涯，改變了他的一生，令他最愛的3個女人先後抱憾而逝，給他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痛苦。

14歲的闞中干跟隨舅舅來到台灣，被召入台灣軍情局，兩年的特殊訓練，讓他成為了一名國民黨嫡系的王牌特務。帶著暗殺任務的他在潛回上海的的第五天就被大陸國家安全部門以「特務罪」逮捕。２０年牢獄生涯，如今的他住在上海郊區某廉租房中，無兒無女，晚景淒涼，回憶往事，不勝唏噓。

陳曉楠：間諜、特工、無間道、007。當這些個充滿著神秘色彩的詞兒，被人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加工演繹的時候，那些個隱沒的面孔但有著特殊身份的人，他們的形象在我們頭腦當中，卻好像是漸漸清晰。他們從容、淡然、絕頂聰明。總之不管你的想像停留在哪一個階段，恐怕你都不會把他們和眼前的這兩位蝸居在香港小出租屋裡、神情落寞的老男人做個聯繫。姜建國說他們當然也並不願意打破常規、自揭身份。但他們發現自己已經成為了被歷史遺忘、甚至是抹煞掉的一群。如今為了改善晚景淒涼的狀況，向台灣政府索償。姜建國、陳景聖還有一些相同命運的人發起了一個行動、成立了一個組織，他們給這個組織起名字叫做「兩岸關係受難同胞會」。這恐怕又是第一次我們會把歷史上特定年代裡、那個充滿著陰謀，好像很灰暗很貶義的詞兒「台灣特務」和「受難」兩個字聯繫起來。

為了不讓鄰居和熟人看到，每天姜建國都要拄著枴杖，步行三十分鐘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將自己撿來的垃圾賣掉。

姜建國：「過去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到這一步的。就是在監獄裡頭的時候都沒有想到。如果說我想到，出監獄之前我自己想，有想到這一步的話，我就不會出來了。」

1988年因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的姜建國被大陸法院判刑十五年。在關進監獄後的第三天，他就吞了一個不銹鋼飯勺而試圖自殺。

姜建國：「我想完了。感覺還是這樣痛苦的話，還是早點死的好。那個時候什麼都不想了，這十五年，還得了啊。十五年，怎麼過啊。出去也老了，老婆孩子還要依賴人家，我哥哥我姐姐也相當痛恨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哥哥還送我到火車站。哥哥已經親口跟我講，你不要在政治上走彎路去。

姜建國出生於上海，父親是舊上海的資本家，1949年後拋下子女逃往海外。姜建國被哥哥姐姐帶大。醫學院畢業後，他本來當著一名普通的醫生，然而1981年他忽然收到父親的律師從香港發來的信件。原來，因為在文革期間，他沒有像哥哥姐姐那樣宣佈和父親脫離關係，這使他竟成為父親的唯一遺產繼承人。姜建國馬上攜妻女來到香港，成為一名擁有百萬家產的商人。1985年5月他從大陸購買一批蠶絲運往台灣。由於當時兩岸的貿易壁壘台灣當局將他的貨品全部扣押、沒收。

姜建國：「當時是有一個營業代表去的嘛。去了以後打電話來了：姜先生不得了了，生絲在海關全部沒收。我說怎麼沒收。我一下人愣起來了。」

突然的變故讓姜建國面臨傾家蕩產。他火速趕往台灣，找到當地的一個朋友。朋友向他引薦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答應歸還他的貨物，但同時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

姜建國：「你要不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黨了好講一點，好講一點你是國民黨人，不是通共的。我說參加什麼黨都可以「吊兒郎黨」都可以只要東西拿回來。」

姜建國萬萬想不到眼前的這位姓沈先生並不是海關的幹部，而是台灣軍情局的一名軍官。對方進一步提出讓他為台灣軍情局服務，否則蠶絲將被全部充公。此時的情勢，已不容姜建國深思熟慮，他只能一口答應。

姜建國：「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裡掛了蔣經國的像，蔣經國的大半身的像好大的，掛在牆上要我宣誓。我忠心參與中華民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忠於三民主義、絕不反叛，如果我有對黨國不誠不義，願受嚴厲懲處、包括家屬。」

此時對間諜工作一無所知的姜建國才隱約感覺到了一絲危險和神秘。不過對方安慰他給他的任務不過是在香港做簡單的牽頭搭線工作。身不由己的姜建國只好開始接受軍情局對他為期七天的特務培訓。

「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八點到十點鐘，這兩個小時我要注意的。那麼我當時給我的代號是5331，他就敵台會叫三遍：5331同志請注意。中央現在給你講話。請記住：10345678、3365533。就報數字，一般來說。每組數字他報兩遍，第一、第二兩個字母是代表第幾頁，比如說0933我是第九頁、33，第三行、第三個字。」

短期的突擊訓練後，姜建國被台灣軍情局委任為中校處長，領取960美元的秘密月薪，並果然將蠶絲歸還給他。姜建國返回香港後不久就從上級那裡領到了第一個任務。從此，姜建國正式開始了他的台灣間諜生涯。

陳曉楠：1949年以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兩岸之間隨即展開了一場長達半個世紀的間諜暗戰。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灣的戰略是確保「台澎金馬」伺機反攻大陸。但到七十年代兩岸關係出現很大的變化：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關係改善。蔣經國上台之後，在軍事政策方面也有所調整，變成了積極防禦、獨立固守。到蔣經國的後期，香港開始成為台灣情報工作最重要的一個橋頭堡香港作為自由港地理環境很特殊。而當時大陸漸漸地開放。所以利用香港當地的商人進行一定的訓練、派進大陸就成為情報工作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在這個時候別無選擇走上了這條道路，對一切還懵懂茫然的姜建國其實就是這巨大的情報網絡當中小小的一環。

從台灣回港不久，姜建國從軍情局駐港辦事處上級那裡接到秘密指令。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個任務並不像沈先生當初承諾的那樣簡單，而是命他攜帶大量的反共傳單，潛入大陸散發。

姜建國：「我已經宣了誓了，如果他們現在考驗我。那麼我出事沒有關係呀，還有老婆孩子怎麼辦。他已經宣誓講得很清楚。你如果有背叛，或者是不忠不義的話，不單是你要受到嚴厲的懲罰，還要連累你的家屬。」

接到指令後姜建國如坐針氈，他不敢將這一切告訴家人。騎虎難下、身不由己的姜建國絞盡腦汁、精心準備，以香港遊客的身份潛入內地。

姜建國：「不能夜長夢多，我想越快越好。我進深圳，進深圳以後乘火車到廣州，到廣州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

陳曉楠：「帶著那包東西嗎？」

姜建國：「帶報紙。我放在旅行箱，放在旅行箱我放我老婆的、我女兒的女人的衣服了。內衣啦、外衣啦、女人用品。萬一海關找我了查出來這些東西，哎呀這個不是我的，這包不是我的，這是女人的。這怎麼是我的呢，我就賴掉，不會承認的。進去呢也沒有查也沒有什麼，很順利地過去了。」

「我就拿張報紙，拿張底下就坐了。一下子看到沒人。我起來就走、報紙就不拿了。這帶有危險性了嘛。被人家一個看到了我就完蛋了。」

第一次行動出乎意料地順利。此後1986年姜建國作為港商返回故鄉上海。他的這個身份再次被台灣軍情局利用，在姜建國承建上海碼頭工程時將圖紙秘密獲取。為此還獎賞了姜建國4000美元。同年姜建國又來到大連，然而他絕想不到自己的一切行蹤都已進入了大陸國家安全局的監控之下。

姜建國：「首先我是坐船。船上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們是三個人一個房間，二等票，三個人一個房間。剛剛好我們房間有一個男的捧著一張報，在床鋪上看書。我們三個人一張票是要到另外一間房間。我說先生對不起，我說我們三個人一起的，你是不是你一個人是不是可以另一個房間去。不行那裡黑不溜秋的好暗啊。看書都看不到，他不肯。後來我想這個人為什麼不肯。肯定是跟蹤我的，監視我的。」

在大連期間姜建國到大連軍港遊覽，剛一出港。即遭大陸安全部門捕獲，他短暫的僅一年多的間諜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姜建國：「一出碼頭路燈幾乎都沒有，還沒跑出二十米。兩個人、男的、來了。兩個人把我手一勾，跑了百十來米，上了樓梯。把我架上去、兩個人把我房間裡頭，也就這麼大。旁邊後面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麼一個男的出來：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你（被）逮捕了。我說我什麼事，什麼事還要問我們，簽字！銬了。我心裡已經寒了、冷了。

姜建國只好坦白了他的間諜行動。經過近兩年的拘押，1988年姜建國終於等來了法官對他命運的判決。

姜建國：「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後面沒有文了。我一下愣掉了，我就跳起來了。後邊、我說後邊呢？什麼後邊？」

姜建國永遠想不到，他糊里糊塗這一年時間的冒險生涯換來的卻是失去十五年人生中最寶貴的時光。從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小子、到一夜之間

突然接受了財產暴富、再到人生中頂峰的時刻、又突然鋃鐺入獄回到了那個起點，想起自己走過的這人生之路，姜建國總有些哭笑不得，也無從找到一番合理的解釋。好像他的人生當中每一步都是意外、每一步都不是自己可以選擇。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如今他可以做的只有等待，不過那個時候的他依然沒有想到在苦熬了十幾年之後，當年過六十的他終於有一天走出監獄，他才會發現失去的不僅僅是這十幾年。

2001年8月，姜建國走出他度過了十三年零四個月的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大門。他急匆匆地趕回香港，多年分別他的妻女一定在家門前等待著他然而到了香港姜建國徹底懵了。別說家人，他發現連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見了。

姜建國：「那個當時路變成什麼樣了，現在造了高樓大廈了嘛。完全看不出來，看不出來了。」

陳曉楠：「路都不認識了，你站在那兒當時什麼感覺？」

姜建國：「我就心裡好寒吶。那時候心裡好寒啊。第二天我身上一塊錢都沒有了

陳曉楠：「懵了，什麼都沒方向？」

姜建國：「沒有方向。因為我身上沒有錢，也找不到親戚朋友了，家也沒了，老婆也沒了，女兒也沒了。怎麼過啊！這個日子怎麼過啊！唯一辦法就是到台灣去拚命！」

原來姜建國入獄之後，他在香港的妻子因不肯原諒他，將他們的房產賣掉，帶著女兒遠走他鄉，從此杳無音信。姜建國在香港無立錐之地，又投靠無門。此時他能想到的就是去找台灣政府

陳曉楠：「當時你想著去找台灣當局，他們會給你很多錢嗎？」

姜建國：「我當時是這樣想：去找台灣當局，至少工資要補給我的，那十五年的工資要補給我。我想有這筆錢呢。我也可以去買一個小的房子，也可以住下來了，自己有一個窩。」

2002年姜建國終於來到台灣，他本以為會被當作英雄接待。然而台灣軍情局只承認了他的身份，卻沒有給他任何補償。幾年來姜建國在香港，只能靠政府救濟金和自己拾荒度日。而最令他牽掛痛心的還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兒。

姜建國：「從判決下來送進監獄的時候她寫了一封信給我哥哥，上海的哥哥。她說伯伯我們要出國了，照顧好我爸爸，就要靠你伯伯去照顧了。我哥哥到監獄裡來探望我的時候，我說我曉得了。女兒寫信來，我聽到女兒關心我，我流眼淚了。你現在講我現在都要流眼淚，所以人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十三年四個月出來時候，衣服都不好穿了，包裡除了衣服，就沒有別的東西了，沒有東西一樣東西都沒有。」

陳曉楠：「你有女兒的照片嗎以前的？」

姜建國：「沒有。我以前什麼家都沒有。以前的東西什麼都沒有，一樣東西都沒有，一樣留做紀念的痕跡都沒有。那個家就徹底沒了，徹底沒了。真是家破人亡一樣，，真是這麼一回事，真的一無所有。這真是沒想到會到那樣子。」

陳曉楠：每到休閒時光，姜建國會約上幾個朋友，在他簡陋的小屋裡喝上幾杯。而他現在的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樣，被台灣當局棄置不管的滯港老間諜們。陳景聖也是這其中的一員。他和姜建國是同鄉，而和姜建國不同的是當年他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台諜組織的，並且，他這幾個小時內作出的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也改變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的命運。

陳景聖：「我當時我家裡的環境很好，全部是一幢一幢的花園別墅房，而且我們住的那一層樓是整條街裡面最好的一幢花園樓房。我記得小時候真是很享受童年。」

陳景聖的父親曾是國民黨的外交部官員，他因此從小就過著優越的生活。也因此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的家庭遭受了滅頂之災。

「那是1966年的時候正好夏天，我媽媽給紅衛兵鬥得遍體鱗傷。我就趕回去。一看真是慘不忍睹。家裡就是挖地三尺。地板全部挖掉。後來據說是找什麼手槍啊。不知道找什麼。反正都是莫須有的東西。把我母親就是跪玻璃，跪得腳上鮮血淋淋的。我有一個小的一個哥哥陪我母親一起鬥，後來就精神就失常了。」

童年時代的記憶讓陳景聖心上蒙上難以磨滅的陰影，於是在改革開放後不久他就執意離開家鄉。隻身到香港投奔親戚。但是香港並不是他夢中的天堂，陳景聖只能一切從頭，在一個上海菜館裡做煮麵師傅低微的身份感讓他非常失落。這時餐館裡一個叫陳啟凱的同事主動接近他，於是兩個人成為了朋友。

陳曉楠：「他開始跟你聊都聊些什麼呀？」

陳景聖：「都談到雙方的家庭。談到家庭我當然心裡很大的怨氣了。以前家裡是這麼一個環境。到後來比較悲慘的一個下場。他能感覺到。」

陳曉楠：「你心裡有很大的不滿？」

陳景聖：「當然了。他感覺得到，他才能夠把我策反。」

不久陳啟凱就向陳景聖表明了身份，陳景聖沒有想到，這位同事竟然是台灣國民黨某少校的兒子。隨即，他又把陳景聖引薦給另一位叫「小林」的朋友，而這個「小林」是正牌的台灣軍情局特工。

陳曉楠：「他第一次怎麼提的？」

陳景聖：「他說現在他幫台灣做事。反正想反攻大陸。需要一些幫助台灣做些工作的一些人士。尤其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的人他們非常感興趣。」

陳曉楠：「你第一次聽他們這麼說的時候，提到為台灣做事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陳景聖：「以前我記得革命樣板戲的時候好像有一句台詞叫找到了共產黨，好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現在找到了國民黨，也走上了這個道路。感覺很興奮。我一直在受比較壓抑的生活裡邊可以說是一直是。講話不敢大聲。夾著尾巴做人的這個感受裡邊。那現在有這麼一個機會我覺得很有挑戰，也很興奮。沒有半分的遲疑。好啊我說我干，我說就好像我從小在上海。那麼一個生活環境失去了。心裡也想奪回來就是這麼一個感覺。賭一把。有這麼一個機會了。但這個賭的賭注很大。賭注很大，用生命去賭了。」

1981年4月，只經過簡單特務訓練的陳景聖匆匆返回上海。因為他的大姐。當時是上海某大學的英文教授。認識很多外交部的翻譯。陳景聖試圖通過和他們的談話。探聽一些大陸外交的動向。

陳曉楠：「他跟你說了這個工作的危險性嗎？」

陳景聖：「小林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蔣經國總統有過一段訓示。就是他會像愛護眼珠一樣地，愛護每一位情報人員。後顧之憂不必有。」

陳曉楠：「當時有具體的承諾嗎？比如說你會得到什麼樣的回報？」

陳景聖：「沒有，沒有具體的承諾。反正就是我也不懷疑。我覺得很可信。」

對外交部的刺探收效甚微，於是陳景聖鋌而走險。來到他曾經工作過的常州單車廠，試圖像陳啟凱策反他那樣，去策反他原來的同事和上司。

陳曉楠：「但策反是個很冒險的事情。」

陳景聖：「是，是有點冒險。」

陳曉楠：「你當時知道很冒險？」

陳景聖：「知道，知道。關係不到火候不能講，都得慢慢慢慢跟小火一樣地，慢慢慢慢地火候到了才能。我跟他表明我現在已經是，為台灣方面工作了。作為他們是我的好朋友也好，是我的親屬也好。應該是希望他們能夠幫助我。這是一點。還有一點就是講，如果事成了以後一定在這個經濟方面。肯定是會有一點報酬的。三個人當中一個是不同意、不願意。兩個是願意。一個是真願意，一個是假願意。所以假願意的這個呢，可能就是出了問題了。去上報。然後我就出事了。」

1981年11月26日晚，陳景聖在上海試圖策反表哥後。剛一出門即遭逮捕。他的間諜生涯只維持了短短九個月。

陳曉楠：「後來你在獄裡的時候，就是自己獨自坐下來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感覺？」

陳景聖：「感覺就是人生走上另外一個階段了，從一個天堂又下到地獄了，就是這個感覺吧！」

陳景聖被捕後一個月，他的妻子因為無法承受丈夫是台灣特務的現實服毒自殺，而母親也在兩年後痛苦病逝。陳景聖被判刑十三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並於1993年11月減刑後出獄。出獄時，當年三歲的女兒，也長成了十五歲的大姑娘。並且女兒漸漸從大人們的談論中，得知了陳景聖的真實身份，所以始終在迴避著他。

陳景聖：「那她跟別人說我父親在哪兒。在香港在監獄的時候呢。每個月呢都有寫信回去的。我就找了一些香港的郵票。每個月就把信呢就從監獄裡寄回上海的家裡。就假裝是從香港寄到上海去的。為了避免傷害她，編織了一個謊言，這個謊言是個比較美麗的謊言。」

1994年陳景聖帶著女兒返回香港，但女兒還是一直不理他。不幸的是幾年後，女兒被診斷出身患白血病。

陳曉楠：「那麼長時間裡就一句話也沒說啊？」

陳景聖：「不是我不跟她說。她不理我。長達多長時間倆人沒說過話。」

陳曉楠：「好幾年她很強的脾氣，也不叫你爸爸？」

陳景聖：「不叫、不叫。到死都沒有叫過一次。到臨死前大概一個禮拜，突然之間也是打電話給我。在醫院裡叫過我一次。」

陳曉楠：「你聽她叫那一聲爸的時候。什麼樣的感覺？」

陳景聖：「很心酸。二十幾歲了、二十幾年。」

為了給女兒治病陳景聖欠了親友30多萬元。2004年8月，陳景聖到台灣軍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賠償。軍情局承認了他的身份，但表示「既往不溯」，閉口不談賠償事宜。

陳景聖：「蔣總統會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你們這些特工人員的。我當時還非常感動呢，總統能夠講這句話。」

陳曉楠：「你覺得你們被拋棄了，還是被犧牲掉了？」

陳景聖：「一邊被犧牲掉，一邊被欺騙的感覺。」

陳曉楠：在宏大的歷史敘事當中，姜建國、陳景聖的名字恐怕根本不會被提起。他們是歷史當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不管是作為英雄還是敵人、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他們都沒有機會被載入史冊。但這特殊的、這詭異的一筆卻寫就了他們的整個人生。根據台灣軍情單位的消息透露，在過去五六十年間，台灣總共有三千多名間諜「殉職」。其實台灣情報部門一直是把情報員寧願死亡不可被俘當做必須執行的信條。也正因如此，後來很多到大陸當間諜的台灣情報人員只要是一失蹤、或者是被俘，馬上被台灣當局理所當然地宣佈為死亡。這些人日後就算是被釋放也很難獲得允許再次進入台灣。他們只能在香港、澳門等地徘徊。在女兒去世之後，陳景聖的生活當中一切不再有滋味。他總是顯得很平靜，或者說有點麻木，甚至有點冰冷。姜建國還在尋找他的女兒，但從監獄出來，過去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他已經根本找不到任何屬於過去生活的物件，甚至沒有一張女兒的照片，如今用來尋找女兒的只有那幾句發自肺腑的話，和他遙遠記憶裡陌生又熟悉的那個名字。

陳曉楠：「要真的就見不著了怎麼辦？」

姜建國：「那也是聽天由命了。見不著也沒辦法的。現在她可能也是做媽媽了。」

陳曉楠：「你會經常想到她嗎？」

姜建國：「我會啊，時時會想的。她長得也好像我啊，現在是不可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