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葉挺與周恩來的合影

　　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軍長葉挺和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項英之間，出現了嚴重的矛盾，雖經黨中央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多次調解，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後來皖南事變悲劇的釀成，與新四軍最高領導層的失和不無關係。

項英一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而作為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幹部葉挺，在新四軍裡的地位則有些尷尬，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他作出的決定沒有大權獨攬的項英的點頭是無效的。這樣，葉挺、項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葉挺、項英二人在新四軍創建初期的合作還是很愉快的。他們在新四軍的改編、組建、集整訓等工作中，有過密切的配合。這一時期，他們的分工很明確，葉挺主要管外，跟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海外僑胞的支持，軍內工作則側重軍事訓練、作戰指揮。項英主要管內，與黨中央、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長江局打交道，軍內主要抓幹部配備、黨的建設等。

葉挺、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黨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遊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為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問題，項英在與中央磋商的過程中，根本不徵求他這個軍事首長的意見，也不向他通報中央的有關指示，好像這是什麼「黨內機密」，對他這個「黨外人士」和「統戰對像」需要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1938年至1943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的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後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擺官架子，舊軍人作風，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只是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灶，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軍部領導同志、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以及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後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項英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葉挺是一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中央李立三和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壓制，憤然脫黨出走，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反映。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革命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澤東、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面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像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了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准的怪現象。

毛澤東曾多次致電項英，提醒他「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挺的地位和作用」，「軍事指揮交由葉挺來辦」，「在新四軍中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挺的正確態度」，「請始終保持與葉挺同志的良好關係」。

周恩來親赴皖南調解，項、葉矛盾緩和

葉挺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內，職權行使難免受到一些限制。作為黨在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人，項英無視黨中央的重托，始終以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待葉挺，與葉挺的關係搞得非常僵，加之葉挺無法出席某些會議和看不到黨中央的指示電報，在工作時心情不愉快，甚至產生了想擺脫項英離開新四軍的想法。

1938年6月初，葉挺為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來到武漢。他向駐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匯報工作，傾訴了自己雖是軍長卻又有職無權的苦衷，並建議成立一個共同議事的新四軍委員會，以解決這一問題。對於葉挺的困難處境，周恩來和葉劍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們當天便向延安發了一個電報，請求中央批准葉挺的建議。

黨中央很重視葉挺的意見，很快作了批復，回電表示「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項為主任，葉為副」。但由於項英對此抱有牴觸情緒，新四軍委員會雖然成立了，但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葉挺依然沒有發言權。自尊心很強的葉挺感到難於忍受，遂致電長江局，表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8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復電表示挽留：「項英赴延安開會，新四軍工作請你實際負責。待會議結束後，我們擬去一人幫助檢查整理新四軍工作。」9月，項英去武漢述職，隨後又由武漢去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葉挺遂離軍出走，回到廣東老家。

在粵期間，葉挺接受執掌廣東大權的余漢謀的邀請，準備出任東江遊擊司令。但對於這一任命，中央認為不妥。中央認為，華中的戰略地位比華南更重要，若葉挺不回新四軍，勢必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而影響國共兩黨的統戰關係。中央通過在粵的廖承志，將這個指示傳達給了葉挺。葉挺的出走，在國民黨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響。12月，在西安開會的蔣介石召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時說：「是你們共產黨排擠、打擊葉挺，逼他出走與辭職。這樣一位優秀人才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能與你們合作。」國民黨當局揚言，將對新四軍採取兩種辦法：一是另派更難相處的軍長；二是改新四軍為遊擊隊，減少軍款2萬。

在這種情況下，剛參加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原長江局撤銷）的周恩來一回到重慶，便發電報請葉挺返渝。鑒於此，葉挺只好回到了重慶。周恩來把黨中央希望葉挺留在華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意見，再次面告葉挺。葉挺表示，願意顧全大局，但仍有與項英難以相處的種種顧慮，不願再回皖南。他問周恩來，可不可以讓他到八路軍去直接帶兵打仗，如可以，不論到哪個師，擔任何種職務，他都願意。

周恩來緊握葉挺的手，內疚地說：「我代表毛澤東同志向你賠禮道歉。項英給你的工作帶來諸多不便，真對不起你。」針對葉挺想去八路軍的想法，周恩來明確指出，華中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經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職務，不好隨意變動。同時告訴葉挺，經過他的建議，黨中央同意新四軍委員會改由葉挺任正職，項英為副職。軍事工作多交葉挺辦理，項英實際為政委。並在全軍再次進行教育，確立葉挺的軍長權力。對項英在新四軍發展方針和內部團結方面所犯錯誤，黨中央很重視，正在設法糾正。鑒於項英在六中全會上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態度曖昧，中央對他在會後能否在新四軍中貫徹執行會議精神很是擔心，故授權周恩來在適當的時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軍貫徹六中全會的決議和解決葉、項矛盾等問題，給予指導和推動。

1939年2月，周恩來來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為了保證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戰略方針在新四軍中真正得到貫徹，他在軍部進行了許多重要活動。由於項英對於黨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始終抱著將信將疑、既執行又打折扣的錯誤態度，而是總想實施他自己的向南發展的想法，因此周恩來此行還負有重申黨中央的正確戰略方針，糾正項英在這方面錯誤的重要責任。為調解葉、項關係，周恩來向新四軍領導人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葉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義，就由來已久的葉、項關係問題批評了項英。周恩來專門指出:「中央認為葉挺作為黨外人士是暫時的，這對國共合作更為有利，如果不是考慮這一點，他的黨籍問題很容易解決的。」周恩來要求項英主動地採取團結葉挺的具體行動，並嚴肅指出：團結葉挺是新四軍內部團結的關鍵所在，這是一件大事，如果處理不好，就要犯錯誤。

對於周恩來這些富於原則性與情感的耐心勸導、批評，項英表示願意接受。他在周恩來主持的軍部領導人會議上，作了洋洋萬言的自我批評，主動提出將軍事指揮權、軍事幹部的安排權交給葉挺。

高敬亭事件後，黨中央極力挽留已提出辭職的葉挺

正當葉、項關係開始緩和時，高敬亭事件發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紅二十八軍軍長。紅二十五軍長征後，他臨危受命，獨立領導紅軍遊擊隊千餘人在湖北與河南、安徽邊境堅持了極為艱苦的3年遊擊戰爭，發展壯大了隊伍。新四軍組建時，紅二十八軍改編為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高敬亭對敵鬥爭堅決，作戰指揮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長期的遊擊戰爭環境下，養成了謹慎從事和顧慮多疑的性格。新四軍實施東進政策之後，高敬亭一直捨不得離開大別山，擔心東進後被國民黨軍隊吃掉。

葉挺對此很生氣：「高敬亭目無中央，蔑視軍部，騷擾友軍，太不像話了。」葉挺在新四軍委員會上提出，自己準備親往江北解決四支隊的問題，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從，將以軍法制裁。項英不同意葉挺的意見，他提醒葉挺說:「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後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你要以教育為主，好言相勸，講清楚去皖東作戰的戰略意義。如果他萬一不聽勸，可以給予適當處分。但是，如何處分一定要報請毛澤東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葉挺來到廬江縣東湯池，主持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限四支隊7天之內開赴皖東指定地區。見軍長發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動。翌日，高敬亭帶著四支隊七團、九團和手槍團開拔。兩天後，葉挺接到高敬亭急報，說四支隊發生了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團投奔桂軍李品仙的事變。葉挺立刻飛馬趕往出事地點，與鄧子恢主持四支隊連以上幹部大會。高敬亭因病缺席。本來會議的主題是進行反楊、曹鬥爭，但很快大家就聯繫到了高敬亭的責任問題。對於高敬亭許多人很有意見，只不過平日不敢說，現在見葉挺軍長來了，紛紛揭發他。葉挺疾惡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為表象所迷惑。他對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時致電延安毛澤東和重慶蔣介石，要求嚴懲高敬亭。蔣介石接到電報後立即批轉葉挺：「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極刑照準。」葉挺收到蔣介石的批復後，在沒有得到延安毛澤東回電的情況下，倉促地將高敬亭處決。

葉挺回到軍部，項英責備道：「希夷，你怎麼這樣不冷靜，冤殺高敬亭，上蔣介石的當了。你看，他高興得要向你發獎章了。」此時，葉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魯莽了，但為時已晚。

高敬亭事件後，一度趨於好轉的葉、項關係又出現陰雲。項英認為葉挺太單純，好衝動，容易上當，新四軍的大事還是自己掌舵，於是又大權獨攬。葉挺也感到放不開手腳，又生去意。兩人的關係再度跌入低谷。

針對著日軍是一支高度現代化軍隊的狀況，葉挺提倡加強我軍的正規化建設，克服遊擊習氣，以提高戰鬥力。但項英對葉挺這個主張不以為然，擔心葉挺反遊擊習氣，會把我軍應該永遠保持的「優良傳統」也一起反掉了。葉挺認為這完全是糊塗觀念，因而非常生氣。葉挺年初去江北，離開項英，相對獨立地執行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幹得比較順心，解決了江北部隊的東進問題。但當他回到雲嶺匯報工作時，項英卻表示並不完全滿意。

1939年8月，葉挺再赴重慶，就全軍經費和新四軍江北部隊擴充後的編制問題向蔣介石進行交涉。葉挺這次出行，內心還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辭職，離開項英。辭職的原因：在外部是由於國民黨五中全會以後執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斷地製造進攻、限制新四軍的摩擦事件，國共關係愈來愈緊張，他在兩黨兩軍間調解的作用愈來愈小；在內部則是他和項英的關係。高敬亭事件後，項英對葉挺的不信任加劇，使他覺得當這個軍長，實際上徒有虛名。

10月初，葉挺經桂林飛赴重慶。11月，葉挺應召去見蔣介石，提出辭呈。以前葉挺要求辭職，蔣介石都是諱莫如深，但這次卻一反常態，爽快地答應了，還假惺惺地向他徵詢新的軍長人選。葉挺說最好是葉劍英。蔣介石很不高興，但也沒說什麼。葉挺辭職後，蔣介石藉機大作文章。他召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揚言要另派新人當新四軍軍長。毛澤東得知葉挺辭職後，當即致電周恩來，指示他立即找葉挺做工作，徹底解決新四軍的領導問題，要葉挺主動收回辭呈，打消蔣介石重新委派軍長的企圖。

1940年5月，從蘇聯療傷剛剛歸來的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葉挺。周恩來向葉挺指出了蔣介石的險惡用心：利用葉挺要求離職這個機會，另派一個所謂「能夠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擔任新四軍軍長，藉以達到既可從政治上打擊共產黨，又可為以後進攻新四軍作準備的罪惡目的。他們希望葉挺能從他的去職會給新四軍和抗戰前途帶來什麼後果和影響去考慮問題，不計個人處境困難和委屈，與新四軍同呼吸共命運，堅持抗戰到底。葉挺聽後很感動，爽快地答應了。

徵得中央同意後，周恩來致電項英，要他派一名高級幹部來重慶接葉挺，並與南方局討論徹底解決葉挺在新四軍的實際地位和實際職權的問題。對這個電報，項英比較重視，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執行這個任務，並立即啟程趕往重慶。袁國平抵渝後，周恩來對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黨中央從組建新四軍開始，便要求項英處理好與葉挺的工作關係。但項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葉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辭職。黨中央要求項英必須立即改正對待葉挺的錯誤態度，尊重他的軍事首長的地位和職權，避免再發生葉挺出走的事。周恩來還告訴袁國平，如果項英以後繼續堅持不改，可以在團級以上幹部的範圍內，批評他的「左」傾右傾錯誤。右傾就是害怕國民黨，不敢鬥爭；「左」傾就是排外，關門主義，不團結葉挺。但周恩來這個指示在實際中很難貫徹。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袁國平一個政治部主任怎麼能隨便批評一個黨的高級領導人？

7月底，葉挺回到了皖南。這次葉挺回來之後，項英主動向葉挺表示友好，工作上盡量做到多和葉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關照，隔三差五還到葉挺那裡，和他一起吃頓小灶，有時飯後還要下幾盤象棋。

葉挺為了顧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態。經過一番思考，葉挺給自己定下了行動準則：凡屬自己職權範圍的事情，應該做而又能夠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屬葉、項兩人職權範圍的事情，自己應該做，但項英不採納他的意見，或不願讓他多參與的，那就滿足項英「大主意由我來拿」的慾望，讓他去決定。

項英為了執行中共中央有關尊重葉挺地位、職權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誠，所有電文都送葉挺過目，由兩人聯合簽署，並將自己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訴了葉挺。對於中共中央早已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指導思想，項英一開始並不積極，猶豫不決。出於對軍部安全的殷切關懷，中共中央屢次致電項英，提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劉少奇、陳毅、粟裕等同志也紛紛給項英發電報、寫信，勸他早下決心，爭取主動，盡快把軍部遷往江北或蘇南。但項英由於長期從事遊擊戰爭，害怕東進、北上深入敵後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與發展，仍然下不了移動決心。他給中央發了不少很長的電報，還是強調移動有困難，有危險。

葉挺認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軍部轉移的要求，及時而重要，應當堅決執行，不應從中作梗。他向項英明確表示：他理解黨中央的意圖，擁護黨中央的指示。但葉挺也清楚，自己一個黨外人士的意見又能算得了什麼？他抱定這樣的態度：自己有意見要說明白，項英聽不聽，那是他的事，他有決定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變前後的葉、項仍是分歧不斷

1940年10月，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已佈置了「圍剿」新四軍的方案。國民黨方面以7個師8倍於新四軍的兵力，在貴池、寧國、涇縣、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圍圈，企圖殲滅新四軍。但項英還沒有下定決心按時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頑軍圍攻，他的思想還在撤和不撤兩者之間打圈圈。葉挺處在這樣一個兩難的境況下，心情極其難過，把自己的處境比作「好像是夾在兩個輪子中間的一粒砂子，很不好過」。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給葉、項指示：「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準備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電葉、項：「你們必須準備於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11月30日，毛澤東做了如下分析：「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介石）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月底移完不算太遲。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勢日趨嚴峻，項英急電中共中央：「近顧忽令我軍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軍事佈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阻我交通，並故意對彈藥遣散之推諉，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難我們，而便於進攻江北，然後可再借口對付皖南……部隊早已整裝待發，兩方交通因敵頑兩方面不能順利北渡……情形如此，我們的行動應如何？請考慮後即速示，以免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地。」

毛澤東代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等人，嚴厲批評道：「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和決心，這個方針也是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瞭你們要我們指示何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還是走的問題，究竟你們主張的是什麼，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這個批評深深震動了項英。葉挺作為軍長，在新四軍收到中共中央嚴歷批評後，感到慚愧，立即致電中共中央，堅決請辭。項英極力勸解，沒有把葉挺辭職的電報發出去。

隨後，項英開會傳達中共中央電報。電報念完後，項英心情沉重地說：「大家再議一下下一步的行動方針。」葉挺嚴歷地指出：「什麼時候了，還要討論行動方針？現在需要的不是討論，而是決定走哪條路線。」項英也感到自己說得不妥：「就按軍長說的，挑選決定一條路線。」參謀長周子昆提出三條路線供選擇。在確定突圍路線上，葉、項再次出現嚴重分歧，會議不歡而散。

聽到項英死訊後，葉挺稱「項英也是一有志氣有才幹的英雄」

最終的突圍路線是按照項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於轉移時間和轉移路線都是在受到黨中央批評之後臨時決定的，因而全軍的序列編組和政治動員也都顯得很亂。這時我皖南部隊共有9000餘人，編成三個縱隊，分三路開進。新四軍前進到茂林地區時，已經進入國民黨頑軍袋形包圍圈之內。葉挺主張付出一些代價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頑軍防線，項英一直猶豫不決，在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新四軍領導層為討論是否攻打星潭的會議一直從下午3時開到夜間10時，長達7個小時，得不出結論，使新四軍失去了突圍的最後時機。這就是皖南事變中令人驚詫的「七小時緊急會議」。葉挺終於忍無可忍，氣憤地對項英、袁國平、周子昆說：「現在我們陷入了重重包圍，不打一場惡仗不花一些代價，是衝不出包圍圈的。時間就是勝利。不能總是猶豫不定，總是沒有決心。你們的意見到底怎麼樣？請快說出來。我的態度是，錯誤的決定我也服從。現在請項副軍長作決定吧，你決定怎麼辦就怎麼辦。」

最終，項英沒有同意葉挺攻打星潭的主張，決定部隊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進，使得已經取得一線轉機的新四軍陷入絕境。

1941年1月9日，陰雨綿綿。軍部到達高坦後，項英與袁國平、周子昆、秘書長李一氓等人聽著茂林方向傳來密集槍聲，感到形勢不妙。這時軍部參謀葉超建議軍首長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動方案。周子昆即讓他去請葉挺軍長。葉超來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裡邊烤火的葉挺匯報了情況。還沒等葉超說完項英正在等他去商議，葉挺就說:「還有什麼好研究的，只有堅決打出去！」見此情況，葉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

這時，項英一行久等不見葉挺，也不見葉超，在雨中聽到密集的槍聲，錯誤地以為敵人很快就會逼近，便與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葉超在葉挺那裡烤了一會火，對葉挺說到外面看看情況，去回復項英等人。葉超到項英等人原來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見了，就回來報告葉挺。葉挺找當時來東南局任副書記才兩個月的饒漱石商量。葉、饒馬上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項英等「率小部武裝不告而去，行蹤不明」。中共中央電告葉挺：「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總負責，一切行動決定由葉軍長下。」

在失去星潭突圍這一最好戰機之後，葉挺根據中央的電報精神，組織部隊分批突圍，以保存實力。9000餘人的皖南新四軍部隊，最後突圍出去的總共有1000餘人。在饒漱石的建議下，為營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隊，葉挺下山與敵談判，結果被扣入獄。項英、袁國平、周子昆3人在離開部隊後，見滿山都是敵人，又折回來隨大部隊行動。袁國平受傷後，為了不拖累戰友而自殺。項英與周子昆攜帶著作為新四軍經費的金條，卻引來了殺身之禍。他們在一個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時，被叛徒劉厚總殺害。

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對於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過去的張國燾與現存的項英、袁國平，都因不服從中央而失敗。」決定還說項英、袁國平「踏上了與張國燾相類似的覆轍」。決定提出：「在全黨全軍的高級幹部中宣佈中央決定，開展反項英、袁國平的鬥爭，但暫時不得向下級傳達，尤不得向黨外宣佈。」

聽到項英的死訊後，已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的葉挺對探獄的朋友說：「項英也是一有志氣有才幹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誤不是與我合作不好，而是對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聞，竟然完全按國民黨頑軍設計的陷阱走，最後鑄成大錯。」

葉挺1946年經黨中央營救出獄後，不幸罹難於「四八」空難。作者：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