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曹操刀下的幾個文人:孔融不買賬獲死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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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曹操刀下的幾個文人:孔融不買賬獲死

2016年01月02日 三國皇帝,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290 次

  曹操與建安文人


我不知道在京劇臉譜裡,為何給曹操抹了這張白臉?



也許在中國,只有他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既是文學家,又是愛殺人,尤其愛殺文人的屠夫。因此,這張臉,索性塗上一層大白,你願意怎麼看就怎麼看吧!



在封建社會裡,握權者最樂於使用的對付知識階層的手段,莫過於文字獄。只要將一兩個異己文人消滅,就能對其他不安分的知識分子,起到殺雞給猴看的作用。對封建帝王而言,這是一項投入較少,產出卻大的統治行為,只消深文周納,上綱上線,幾乎無需動用國帑,就能獲得耳根清淨的效果,何樂而不為之?在這方面,一輩子沒當皇帝,可比皇帝還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學者陳寅恪說過:「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統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禰衡,如孔融,如楊修,如崔琰,這四位打心眼裡不肯膺服於他的知識階層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時,也是吃香喝辣,優禮有加之的;後來,梗起脖子,堅持異見,跟他較勁,對不起,就採取斷然措施。刀起頭落,橫屍街衢,於是,掉了的腦袋,嘴張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還能產生什麼狗屁影響?



所以,後世的歷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辦法,實施對於文人的統治。



平心而論,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曹操是真正稱得上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寫得有氣概,詩歌寫得有聲勢,至少寫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覺還不錯的精英,更出色些。「東臨碣石有遺篇」,毛澤東都讚歎過的,頗透出古今兩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瞞的作品,今天還能流傳,可禰衡、孔融、楊修的作品,則必須到圖書館裡才能找到。在中國,喜歡舞文弄墨的帝王頗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寫了四萬首詩,一句也不曾被後人記住,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曹操詩文,至今還常掛在人們嘴邊。



曹操是真文人,因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風雅,純由詞臣代筆的主子所能比擬。他甚至從國家銀行拿出外匯,把寫《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這既有梟雄的豪爽,既有詩人的浪漫,既有對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後來的歷朝歷代的領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資文化的氣概。蔡文姬回來以後,他給她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把能記下來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戰亂毀壞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



雖然他對待不與他保持輿論一律的文人,習慣於砍頭,但他理解文化,重視文化,頗在意於文化建樹,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間,在他統治下的許都,文學活動相當熱烈,他不僅支持,還親自參與。《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有過這樣一段記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這當然是曹操的功績。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曹丕、曹植是不餘遺力的倡導者。而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干,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女詩人蔡琰,是競展才華的響應者。劉勰距建安約二百來年,他筆下的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可信和準確的。



文學的發展,時代的動亂與安定,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起義,九州暴亂,後是董卓折騰,戰禍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詩,「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全在詩人筆下寫出來了。打鳴的雞都沒有了,還能詠唱的文人嘛?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



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財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知識,仇視文明進步的特點,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只能打鳴的雞,只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兩袁,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斗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在統治者的眼裡,這些風頭正健,名聲響亮的作家、詩人,雖形形色色,幫幫伙伙,好好壞壞,長長短短,但究其政治態度分類,無非三者,擁護皇帝者;反對皇帝者;間於其中的既不擁護,也不反對者,這其中又有擁護多些,反對少些,或反對多些,擁護少些的區分。第一類,好辦,成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餌之以利,賞之以名,隨班唱和,裝點斯文;第二類,也好辦,言論獲罪,文字有獄,焚書坑儒,箝口結舌。不過,此兩類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識分子中,不佔多數。



所謂「兩頭小,中間大」,就是指處於這中間狀態的這大多數,為歷來統治者最感頭疼麻煩的一撥。重了不是,輕了也不是,除了獨夫民賊,統統地殺,整個社會出現「萬馬俱喑」的局面,總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強烈,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很自然地與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氣相通,若不僅止於腹誹的話,必有許多令帝王撓頭的事發生。



雖然從秦始皇起,所有殺知識分子的帝王,都會背上千秋萬代的罵名,但好像也從未見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過,照殺不誤。曹操是文人,當然更知道文人之殺不得,但是,當他曹氏統治的安危受到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就要讓位於政治家的曹操。到這時候,他無法手軟的,於是乎,還是得訴之於殺頭這一招。所以,文人在與統治者的這場老鼠逗貓的遊戲中,輸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殺,《捉放曹》裡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也頗教人膽戰心驚,但一開始,對那些惹惱了他的文人,倒是盡量避免採取鐵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幹掉的禰衡,他寧肯用「借刀殺人」計,也不開殺戒。



禰衡是個頗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歲,小伙子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躁動狀態之中。要用現代醫學觀點看,這位文學新秀,恐怕還有一點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徵。大概一個作家,自負其才,不如其願,長期鬱悶,必然會憋出來這股邪火。他來到許昌,以求聞達,本以為京華冠蓋,一律要向他脫帽致敬。結果,很失望,失望之後,經人唆使,無事挑事,沒碴找碴,站台開罵,逼得統治者祭起刀來。

當代有些作家也患這種禰衡病,出道後寫出幾篇東西,立刻自我膨脹,立刻感覺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東南西北,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狀,連祖先爹娘一律都不認賬。文學新銳禰正平,也是如此這般的狂妄到了許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剌字漫滅」(《後漢書·文苑傳》),剌者,名片也,在口袋裡揣爛了,連燙金的名字也磨掉了,無人買他的賬。所以,他心理更趨變態,狂病也益發加劇了。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阿瞞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步培植曹魏勢力。他的對立面,也就是陳寅恪所言的那些擁戴漢室、尊崇儒學的士大夫階級,自然也要網羅人才,積蓄力量。孔融是這個營壘裡的一個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對派領袖,經常聚著一幫人,抨議時政。現在來了這麼一位急先鋒,當然要引為知己,趕緊給漢獻帝打了個報告,把禰衡推薦上去。孔融在奏章裡,將這個年青作家,吹得天花亂墜,說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寶」。而禰衡本就忭急躁狂,這一捧,更加譫妄失常。他說,在許都,除了「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誰也不在他眼裡了。



魯迅在《罵殺與捧殺》的文章中說,用「捧」來整死一個人,比「罵」還來得有效些和致命些。這話果然不錯,這些年來一些中青年作家,很快紅起來,很快暗下去,很快聲名大噪,很快煙消雲散,就因為被捧得神魂顛倒以後,屁股坐不到板凳上,忙著弔膀子,忙著爭烏紗,文思秘結,靈感梗阻,不但寫不出什麼,連屁也放不出一個響的了,一個個憋得小臉鐵青,好像誰欠他二百吊。



如果不是孔融的蠱惑教唆,禰衡也許不至於目空一切到這種地步。所以這個二十多歲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詞,糞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歲,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講不好講,想說不便說的話,就由禰正平的嘴道出了。



禰衡的倒霉,就是絲毫不懂政治的文人悲劇了。



姜,永遠是老的辣,年青人總是容易上當受騙。所以,對時下文壇上那些別有用心的吹捧,年青作家真得有幾分清醒才是。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純粹,認為孔文舉,楊德祖是同他心氣相通的。其實孔、楊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們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於文。說得好聽一些,是為了匡扶漢室,剷除元兇;說得率直一些,不過是各種政治派別的權力之爭罷了。一個不諳世事的外省青年,攪進首都官場絞肉機裡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罵了一頓以後,曹操居然沒有發火,沒有下令殺他,而是派了兩個人,牽來三匹馬,把他架在馬上,兩個人挾扶住這位才子,禮送出境。臨行還搞了一次歡送會,很隆重,在許都東門為他餞行,當時的文人俊士,都命令去和他辭別,這場面很有點黑色幽默。再回頭看那位老作家孔融,戴著墨鏡,跟他揮手,拜拜再見。這時,年青人明白也晚了,替孔融罵了曹操,給人家當槍使,自己卻被押解出境了。到了荊州,劉表不傻,也不願擔殺知識分子的罪名,又把禰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黃祖處。結果,這位青年作家還是因那張罵人的嘴,掉了腦袋。



如以歷史所描寫的,當場受辱,惱羞成怒的情況來看,禰衡一百個腦袋也殺了,但曹操卻按捺住他的殺意,將他打發走了。這就是文學家的曹操,搞一點幫助消化的餘興節目了。因為禰衡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人,能有多大作為,他也是作家,他當然有數。這種傻狂之徒,頂多言不及義,胡說八道罷了,不會危及他的統治,轟走也就拉倒了。《三國演義》裡描寫曹操聽說禰衡被黃祖殺害以後,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不過,一笑了之的事。


有出《擊鼓罵曹》的京劇,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當精彩的。罵得極其淋漓盡致,語驚四座。可是,痛快同時,痛苦也來,這位多少有點神經質的年青人,沒想到腦袋掉得如此乾脆利落,連他自己還未意識到時,那刀已經落下來了。這種孤注一擲的,無濟於事的罵街,從此成為絕唱,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膽量無謀慮的弊病了。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真的動了刀子殺文人,這一回輪到孔融。



他殺他,大概頗費躊躕,因為孔融當時的名聲很大。《後漢書》載:有一次,孔融把國舅何進得罪了,何進手下的人「私遣劍客欲追殺融。有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皆引領而去矣。莫如因而禮之,可以示信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由此,可見孔融為一方諸侯,任北海太守,到了許都,又任將作大匠,也就是現在的建築工程部長,說明他具有何等顯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孔子二十世孫的這份無形資產,也使他增值不少。所以,他的門閥地位,士族資歷,官僚職務,聲名學問,稱得上眾望所歸,舉足輕重,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知識分子的領袖。劉備有一次被孔融請去救陶謙,這位織席販履的手工業者,激動得簡直不可自己,他問太史慈:「孔文舉先生知道世間還有一個劉玄德嘛?」他覺得被孔融如此看重,感到無尚光榮,從這一細節也說明孔融的影響力,在當時多麼重要。



但是,他已經沒了地盤,當然也就沒有了實力,曹操還是比較在乎他,留下他在許都,扮演著大名士的角色。名士,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被統治者用來當招牌的,一種是未當成招牌而與統治者彆扭的,曹操希望他是前者,但孔融偏要做後者。他認為自己在給獻帝做事,不買曹阿瞞的賬,總是跟他不合作。



曹操對於政敵的容忍,肯定的有限度的,所以隱忍不發,自然是時間不到。只是軍事上的強敵袁紹未滅,江山不穩,才未對孔融下手罷了。一個統治者,可以不理會與當局不合作的知識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搗亂的知識分子,就不會輕輕放過的了,不過時間早晚罷了。



孔融此人,學問很大,政治上並不十分成熟,勇氣不小,鬥爭經驗相當缺乏。自信過甚,對時局常常估計錯誤,書生意氣,以為他的自由論壇,能夠左右政局。其實,他不過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擊石的危險遊戲罷了。知識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點聲望之後,自我感覺馬上就特別的好起來,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熱,好到暈暈呼呼,不知天高地厚。



《後漢書》載他和彌衡的一段對話:「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一個成了孔子,一個成了顏回,可以看到他們互相吹捧的熱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壇上,某些評家吹作家作品不朽,某些作家吹評家文章蓋世的現象一樣,那臭腳捧得相當肉麻而有趣的。



當初,何進之所以不願收拾他,很可能這位屠戶出身的大將軍,有點像《儒林外史》裡那位胡屠戶,由於對他中舉而瘋了的女婿范進,認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學上,是領袖群倫的大手筆,在政治上,更是一個縱橫捭闔的強者,當然不會把這個大名士的文學成就,多麼當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裡,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敵人,是「海內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對派,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的。



雖然,他有資格看不起出身微賤的曹操,敢當面問:「你算老幾?」但是他忘記自己是一無兵卒,二無地盤,三無資本,四無奧援的毫無實力,徒有虛名的人物。更重要的一點,當時,名義上的皇帝是漢獻帝,說好了,是傀儡,說不好,就是高級俘虜,用鍍金牢籠關起來的囚犯。在許都,脅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說了算,擁有予取予奪的最高權力。曹操要他做政治花瓶,裝飾門面,他不幹;偏不自量地向曹操發動正面進攻,要成為與之抗衡的政治反對派。



從曹操下定決心討伐袁紹起,孔融就與曹操意見相左,在大政方針上與曹操公開唱反調。與被監視的漢獻帝過往甚密,動不動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煽動禰衡在大庭廣眾中辱罵曹操,讓他很下不了台。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對曹操的極端做法,說:「堯正因為喝酒,才成為聖賢,桀紂雖然以色亡國,但也不能為了防範,不許此後的男女婚姻呀!」袁紹失敗以後,他給曹操寫了封信,說:「武王伐紂,把妲已賜給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問他,「典從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因為曹操打下冀州時,把袁紹那位漂亮的兒媳婦甄氏,給了自己兒子曹丕。於是,可想而知,曹操對他多麼惱火了。



所以,孔融一經人告發,說他有誨謾誹謗之罪,立刻就把他抓了起來。



其實,他的兩個兒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軍吏來逮捕孔融時,這兩兄弟正在下棋,別人勸他們趕快躲一躲,他們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連小孩子都知道處境危殆,孔融還要當反曹的領袖,這就是文人永遠玩不過政治家的原因了。



按說,孔融的言論,嚴重程度也未超過禰衡,但曹操不殺禰衡的頭,為什麼對孔融卻不肯輕饒呢?如果說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樣是大文人,由於文人相輕,嫉妒才華,才要置孔融於死地的話,那麼陳琳在文章裡,指著鼻子罵曹操,也不曾掉腦袋。那為什麼要將孔融棄市呢?



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莫過於反對派結成一股政治勢力。所以,不殺禰衡,因他不過是一個幼稚的文學青年罷了,勢單力孤,一條小泥鰍,翻不出大浪。不殺陳琳,因他不過是一個寫作工具,而且已經認輸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頭。可孔融則非如此,「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他自詡地說:「家中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成為當時許都城裡一股離心力量的領袖人物,這是曹操最深惡痛絕的,無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人頭落地,曹操還不罷休。在周知全國的文告中,說這個孔融不孝無道,竟在大庭廣眾中宣傳,說一個人,與他父母不應承擔什麼責任,母親嘛,不過是個瓶罐,你曾經寄養在那裡面而已。而父親,如果遇上災年,大家餓肚子,你有一口飯,假使他不怎麼樣的話,你也不必一定給他吃,寧可去養活別人。這樣一來,曹操不僅把孔融打倒,還用文革手段把他徹底搞臭。所以,文人對自己的成就、實力、影響、名聲,估計過高,過於膨脹的話,保險,不用太遠,便要出笑話的。不論成就多高多大,謹慎謙恭一點,諒無壞處。

公元216年,曹操再一次整肅,處死了繼孔融以後的士大夫階層的頭面人物崔琰。



當年,曹操與袁紹決戰,攻入冀州後,他先把這塊金字招牌搶到手,以作號召。在中國的門閥制度中,崔姓家族從來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一些帝王,都以結親崔氏的辦法,以改變原來的非貴族血統,這大概也和我們當代一些作家,因為工農兵不吃香了,非要裝貴族,裝家學淵源,裝精通洋務狀的醜陋心態,同出一轍。尤其後來的一些外邦君主,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心理,非要通過婚姻手段,依賴生殖器來改換夷狄門庭,以求華夏同光,實在是很莫名其妙的。



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但是他代表著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著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雖然歸順曹操,打心眼裡不尿,但是,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不得不低下頭來,虛與委蛇,關鍵在於維護漢祚,延續漢獻帝名義上的統治。曹操現在走出稱王這一步,他們認為是廢帝的前奏,連最後的精神象徵,也不復存在的話,就不免義憤。其實,這班人並不理解曹操,他只是當一個魏王,並不想徹底廢帝,這種過頭反應,使他更為惱火。正好,有人密報上來,說崔琰帶頭不贊成。於是,要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那就得找這個有知名度的替死鬼,再合適不過。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崔琰之死,倒是有點文字獄的味道。當時,有一個叫楊訓的文人,來不及地上表祝賀曹操封為魏王,做這種文章是很難不肉麻的,要不吹捧,寫這撈什子幹什麼呢?因為楊是崔推薦提拔的,大家笑話這個馬屁精的同時,也認為崔所舉非人。



崔先生沉不住氣了,其實,你就在家怡養天年,自求多福多好?高興的話,喝兩口兌冰的威士忌,談談風花雪月,何等瀟灑。但文人有這種愛與眾不同,愛出個風頭,愛咬文嚼字,愛表現一番的毛病。從機要室找來楊的奏文,讀了以後,還要拿起筆來,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寫了封信,這就是不識時務了。



信中寫些什麼,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三國誌》裡留存下來的「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這一句,就足以使他招災惹禍。曹操勃然大怒,什麼意思,從官渡之戰起,我延聘你為我的別駕從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還一腦子變天思想,我豈能饒你。



尤令曹操憤怒不已的,是他在《賜死崔琰令》裡所寫的「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嗔」那股不買賬的勁頭。老實說,無論哪朝哪代的統治者,都會反對下屬在背後進行非組織活動的。已經把你關起來了,還和當年的孔融一樣,與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搞斐多菲俱樂部,那還了得?好!先摘了你俱樂部主任的腦袋,再收拾那些跟你來往的人,為你說情的人,看你們還能笑得起來?雖然,事後,阿瞞也覺得這次對於文化人的打擊,有些擴大化,但也不打算平反。



看來,梟雄老矣!人一老,必懼怕老,不甘於老,就會失去幽默感,一旦如此無趣無味起來,可想而知,就不會有任何最起碼的寬容。如伍子胥所說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也在所不計。臉皮一抹,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的呢?在他死前的幾年裡,多次大規模的鎮壓,殺人無算,把漢王朝的殘餘勢力,基本上蕩滌一空。



到他死前一年,公元219年,到底把他始終不甚放心的楊修,送上斷頭台。



應該說,他不會善待楊修,因為楊修是楊彪的兒子,是袁術的外甥,這兩位都是曹的勁敵,如此底子潮的人,他敢於使用,據《典略》稱楊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曹操)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宜。」看來,人們一直認為曹操殺了這個能夠摸透他心思的楊修,出於嫉妒,事實恐怕不盡如此。



再則,如果曹操戒畏這個年青人的話,不會允許曹丕、曹植與之來往,任其出入宮禁。「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三國誌》裡說到對於一些忤惡曹操的人,他從來不輕易放過:「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凡遭曹操忌恨的人,立竿見影,不假寬貸,通常不會有好下場。因此,很難設想,將這樣一個他嫉恨的人,留在身邊近二十年。



評點過《三國演義》的李卓吾先生則認為楊修之死,咎由自取:「凡有聰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殺其身也。」這種說法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孔雀因羽毛送命,狐狸因裘尾被獵,楊修的才華過分外露,有可能得到曹操的欣賞,也有可能引起曹操的反感,誰都知道,唯才是用是曹用人的一貫政策。因此,我想,拖到他死前一年才處置楊修,可能是這位進入晚年的政治家,壓根兒還是為他身後接班人的安危考慮,從大局出發的。封建社會中每一次政權的更迭,帝位的爭奪,都會伴隨著一場血風腥雨。



他不得不把他深深欣賞的,可也已經深深捲入宮廷鬥爭之中的楊修幹掉。



楊修和他的兒子曹植,已經到了「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的密不可分地步,顯然已非一般的彼此唱和的文學沙龍式交流,而是出謀劃策,糾集勢力,形成反曹丕的政治上的共同體,曹操何許人也,他有情報系統,這些「牧司爪牙使」,隨時向他呈報宮廷政治動向,像這樣的危險分子,曹操不能不憂慮,一旦他不在人世,便不可控制,將不知會造成什麼樣的災難。



據《三國演義》,在曹操的指揮部裡,楊修的職務並不高,看來,曹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閒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禰衡、孔融、崔琰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羅貫中說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生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為其搶班奪權,頗出了一些臭主意,又都被曹操拆穿,隨便找了一個洩密的理由軍法從事。這就是《典略》所說:「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歷史的任何一頁,都會翻過去,說來說去,有一點值得記取的,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無論政治家,文學家,不管是誰,必須要有真本事,才會永遠。



否則,都是扯蛋。



摘自《文人遭遇皇帝》作者:李國文中國文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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