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國夢破

「復國夢」隨著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滅，猶太人才發現，自己仍然不過是世界政治和軍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彷彿按照日本人的計畫來了。

1937年，哈爾濱猶太社區組成以考夫曼為首的遠東猶太人評議會，年底在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代表包括哈爾濱、上海、神戶三地的猶太人計700餘人，安江仙弘和通口喜一郎任觀察員。猶太人沒有讓日本人失望，他們通過了一項公開決議：「我們宣佈，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平，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亞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時與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們時常一起乘豪華快車往返於哈爾濱與大連之間。1938年和1939年，他們又合作召開了兩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

與此相比，更為關鍵的是於1938年底在東京召開的「五大臣會議」。與會諸大臣意見並非一致，而他們爭論的焦點包括是否應該與猶太人合作，以及定居點應該設在哈爾濱還是上海（前者是陸軍的地盤，後者是海軍的地盤），還有如何處理與德國、美國在此問題上的微妙關係等。經過漫長的商議與討價還價，一份周到詳密的策劃書終於出爐。猶太人就此成為日本盤中的河豚魚——去除毒素後，鮮美無比。

「河豚魚計畫」正式實施後。日本人與猶太人的合作日漸緊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應邀訪日更是達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個月時間裡，訪問了內閣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慇勤的招待。考夫曼獲得大量在各種場合表達「滿洲」猶太人感情的機會，並接二連三地聽到日本人發出的「友善之聲」。在回哈爾濱之前，他被授予「帝國勳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獲得此勳章機會亦很少，外國人更是絕無僅有。

不僅是哈爾濱，日本人的計畫還包括上海。1937年日軍攻佔上海，這又給了「河豚魚計畫」的策劃者們以極大鼓舞。上海聚居著大約4700名中東猶太人，其中有許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權力的家族和個人，如地產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遜洋行老闆維克多·沙遜、亞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會員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東猶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駐滬總領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猶太人財富的機會，於是在泊在外灘的日本萬噸戰艦「出雲號」上密謀對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諱：「如果猶太人不與我們合作，就把他們絞死。」

之後，犬塚惟重與歐洲猶太人社區建立聯繫，到1939年初顯成效，由日本人、中國人、歐洲猶太人和中東猶太人共同籌資的太平洋貿易公司成立。這個公司成立的象徵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它公開表明日本人與猶太人開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興奮的事：維克多·沙遜接受了他的宴會邀請，這表明日本人已經被上海猶太上等階層所接受。

事態的發展如此順利，犬塚等人趁熱打鐵，炮製出一份機密研究報告《關於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來。這份長達90頁的文件不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猶太人資金的手段等，甚至還有支配美國公眾輿論的計畫，包括邀請猶太新聞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報道、邀請好萊塢片商到上海拍攝日本人善待猶太難民的電影等，還包括日美兩國神道教與猶太教宗教互訪等。但報告最核心的內容還是建立猶太難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稱其為「亞洲的以色列」。

此項計畫馬上被細節化，安江主張建立在「滿洲」，犬塚等則主張建在上海近郊，但無論何種選擇，「猶太財閥必須根據我們的要求和條件建設新的城鎮……允許猶太人自治不是一個好辦法……須採取步驟使我國官方處於監督和幕後指使的地位。」

於此同時，為了配合「河豚魚計畫」的實行，日本也改變了移民簽證政策。日本在神戶建立猶太人社區，專門接納從東歐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為猶太難民簽發了6000多張過境簽證，而根據黑龍江日報記者曾一智在《漢奸還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書記員王替夫為猶太人簽發的12000餘過境簽證也與此有關。

從1935年至1940年，形勢的發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計畫有條不紊地進行。但讓猶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轉折很快來臨。

命運突變

繼1936年日德簽署了防共協定後，1938年又達成了所謂「文化協定」。從1939年8月開始，日本嚴格限制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另外，日本軍警毆打恐嚇上海猶太難民之事，也時有發生。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40年。東條英機上台擔任陸軍大臣後，實際掌控了日本軍政大權。東條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開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職務，杉原千畝也被迫離開了立陶宛。與此同時，日本正式與德國、義大利成立了三國軍事同盟。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安慰趕到東京質詢的考夫曼：雖與德國簽約，但絕不反猶。

考夫曼離開時憂心忡忡，他開始意識到與日本人的合作前景並不美妙。流傳於猶太人中的一句戲謔日本人的話看起來頗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預料。

其實日本的反覆無常並非不可預料，之所以如此，是諸多因素左右的結果。一方面，美國猶太人並未像預想中那般積極配合，想像中的美國金融集團投資一個銅板也沒有撈來。

1938年，「滿洲」猶太實業家列夫·齊克曼給美國的世界猶太人組織領袖斯蒂芬·魏斯寫信稱「日本人對『滿洲』猶太人相當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氣：「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 一句話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經常向日本政府施壓，對他們和猶太人眉來眼去的行為十分不滿，這給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擾。

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淖之中，日本難以自拔，而加上蘇聯的威脅，自是不敢得罪另一個大國美國。但如果按照德國的要求處置猶太人，日本本來就已經十分孤立的國際環境將更加惡劣，這是日本所不願意見到的。這也是「河豚魚計畫」無甚實效卻仍推進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積怨可想而知。

終於，日本人一吐怨氣的機會到來了。隨著德國在蘇聯境內的層層推進，勝利似乎只是時間問題，日本看來已無後顧之憂。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軍襲擊了珍珠港，上海日軍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國租界。猶太人的苦難再次降臨。

犬塚惟重，「河豚魚計畫」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時間內登上維克多·沙遜那座價值數百萬英磅的辦公大樓，大聲宣佈：「從現在起這就是我的房產，你們所有人必須遵從日本的政策。……時代變了，我們要好好和你算賬……」。

犬塚如此失態的原因是：隨著宣戰，他以往跟猶太人交往的經驗，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變得毫無意義。犬塚將責任歸咎於猶太人不努力與美國溝通，他們本該說服羅斯福承認日本對東方的統治權的，羅斯福本人不就是猶太人嗎？這不就是「河豚魚計畫」的宗旨嗎？

犬塚預計的沒有錯，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外相東鄉茂德宣佈：「五大臣會議決議暫緩實施。猶太人不再享有特權。」 陸軍部宣佈：「必須使猶太人處在嚴格的監控之下……反抗者應予鎮壓處治。」據此，富有的中東猶太人被押往各特別集中營，而剩下的一萬多猶太難民，被按所謂「八紘一宇」原則「保護」起來了。

猶太人沒有可利用價值了，由於他們從不知道所謂「河豚魚計畫」，所以對自己一夜之間從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淪為階下囚的轉變頗不適應。然而更悲慘的命運還在後面等著他們。

隨著太平洋戰事的爆發，航運業停止運營，依賴於進出口貿易的上海經濟遭遇致命打擊，大部分公司倒閉破產，存活下來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們當年在哈爾濱做的那樣）。來自美國的救濟款項大大削減，猶太人共同分配委員會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幾個月後宣佈徹底斷絕對上海猶太難民的救濟。

這還僅僅是個開始，更可怕的災難正接踵而來。

1942年，德國蓋世太保梅辛格抵達上海，帶來所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該方案旨在滅絕在華猶太人：趁猶太新年節之時，在猶太教堂逮捕所有猶太人，然後要麼將他們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飢渴致死，再鑿沉船毀屍滅跡；要麼發配去鹽礦挖鹽，用最低的營養量搾取其最高的勞動量；要麼建立一座集中營，用猶太人做醫學實驗。

梅辛格眉飛色舞地介紹自己的方案時，在座有一個叫做柴田貢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屬於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讓他毛骨悚然，決心即使冒著叛國的罪名也要及時通知猶太人。上海猶太人及時通知了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考夫曼，考夫曼通過安江仙弘和松岡洋右對日本政府施加影響，最終東京未批准「最終解決方案」。

不過日本人並非善心大發，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與猶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魚計畫》一書寫道，他們對猶太人說：「你們如何活著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來取你們首級，現在至少得取一條胳膊。」

很快，日軍在虹口建立了一個猶太人區，散居各處的猶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嚴密監控。所謂猶太人區，實際就是一座兩牆之間距離稍大的監獄罷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氣溫降至百年最低。煤和電的供應完全中斷，猶太人賣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換取食物，現在只能披著麻袋之類的東西御寒。沿街乞討的人越來越多，賣淫婦女的數量顯著增加，新生兒被迫送人，男人們無所事事——對於猶太人來說，靠施捨或者靠妻子養家，比殺了他還難受。最嚴重的是，即使是這樣，大部分人還要靠撿爛菜皮來勉強餬口。整個猶太人區籠罩在煩躁和絕望的氛圍中，自殺屢見不鮮。

就這樣，這些長期擔任世界政治和軍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憐人，漸漸已變得完全麻木，沒有未來、沒有希望，他們的世界只有猶太居住區那4000平方英尺的範圍，他們的願望也僅僅是每餐能填飽肚子。德國人殺戮驅逐他們，日本人打擊折磨他們，連美國的猶太同胞也拋棄了他們，哈爾濱的同胞自身難保——現實種種，考夫曼也許後悔了，這一切與他當初和日本人合作時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夢迴錫安

「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現。戰局早已對日本不利，日本人於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魚計畫」，這次則完全是為了討好美國，以爭取停戰。日本政府特使和猶太醫生卡爾·瓊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說服美國猶太社團對羅斯福政府施加影響，從而達到停戰和談的目的，作為回報，上海的兩萬猶太難民將獲准移民到「滿洲」建立自己的「猶太國」。

面對生活在地域裡一般的上海同胞，瓊特曼沒有半點猶豫，立刻寫信給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斬釘截鐵：「美國猶太人大會未得國務院認可不會與日本進行任何談判。」

猶太人在中國的建國夢徹底破滅了。作為猶太錫安復國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亞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蘇聯紅軍進駐哈爾濱後，被押解回蘇聯，囚禁在戈羅捷格沃監獄，後轉囚於阿贊卡集中營等數個監獄，歷經16載，直到1961年，才獲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為之奮鬥大半生的靈魂之國。

(本文采訪寫作得到李樹孝教授及曾一智女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錫安山：

在聖經裡，古代耶路撒冷有兩座山，東邊的一座叫錫安山，在《舊約》中，用來指代耶路撒冷。用這個稱呼，多數的時候帶有詩的、或者預言的意味，錫安山就是上帝的居所。大約三千年前，大衛王定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之後耶路撒冷一致保持著都城的地位。經過很多世紀，「錫安」成為整個以色列的代稱。

坐在巴比倫河邊的希伯萊詩人曾經立過這樣的誓言：「如果我忘懷了你，耶路撒冷，就讓我的右臂忘了怎麼動作吧。」這句誓言，幾千年來，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記得，都反覆立同樣的誓。這句誓言，它的產生比基督教誕生要早七百年，比伊斯蘭教誕生要早一千二百年。

兩千多年來，猶太人顛沛流離，流浪的足跡遍佈全球，始終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納粹的瘋狂迫害造成六百萬猶太人的死亡，而西歐和美國沒有一個能站出來保護猶太人的生命安全。於是猶太復國運動悄然興起，根植在每個猶太人靈魂深處對錫安山的渴望被喚起，他們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惟有自救。

終於在公元1948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國，此年為猶歷5709年。